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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版记者证已由国内人民币印刷企业完成印制，证件封皮由原来的蓝色改为咖啡色，封面烫有银色的国徽和“新闻记者证”的中英文，封底烫有银色的新闻出版总署英文简称“GAPP”和“新闻记者证”的英文“PRESS CARD”。　　据了解，新版记者证和人民币一样，每本都有一个流水数字编号，确保每本新闻记者证都是惟一的；新版记者证同时使用了与人民币相同技术的安全线水印纸，水印图案是“GAPP”，安全线由相互连接的“PRESS CARD”组成，在紫光灯照射下会发出红色荧光底纹和红色荧光纤维；新版记者证还使用了凹版印刷、光折射幻彩油墨等十多种人民币防伪技术，大大增加了防伪难度。

cnn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小

cnn在美国的起步时间很晚，随后又被创始者卖给了以经营娱乐为主的时代华纳，因此，cnn只是美国中一些需要全天24小时了解新闻的人（当然有政要）了解新闻的一个平台，迎合大多数订户的需要是cnn的一贯手段。显然他在欧美的订户要远多于中国。

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是纽约时报，它的观点可以说影响着全美国媒体的观点。我们的老大曾经用这样一个场面来形容纽约时报在美国地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正在纽约辩论，现场坐着几个记者，纽约时报的apple坐在前排，他的左边坐着美联社的记者，右边坐着合众社的记者，而它的后面，nbc的记者靠着左肩看他在写什么，cbs的记者靠着他的右肩看他在写什么，而abc的记者则在他的背后仰着脖子看他在写什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报纸和电视的记者们在周围围成一圈，希望知道他在写什么。那些挤不进去的则坐在华盛顿邮报记者旁边，看他在写什么。

众所周知，记者们的流动性非常强。《时代周刊》前驻中国记者黄永在西方媒体供职12 年， 深入接触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媒体，对他们有长期观察。什么样的人会被派到中国来做记者？他说以美国为例，他们的驻外记者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并希望到他国工作的都可以进行申请，这与媒体的指定没有关系。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 黄永所了解的大部分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年限一般不会超过5 年， 他说， 在中国工作5 年仅仅是对这个国家深入了解的开始， 就是这个深入会让记者们手下的新闻作品变得深刻和复杂起来， 这对万里之外的本土普通受众是个挑战，而对媒体本身来讲挑战更大， “读者会因为内容深奥而放弃阅读”。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中国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克服这种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西方记者在中国工作超过5 年， 有的甚至长达10 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记者都非常熟悉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的历史，有的还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还娶了中国太太。可以说他们是外国驻华媒体中的主流， 他们的观念、人脉、工作方法常常会影响新来者的判断。

琼•玛尔提丝2002年至2003年在CCTV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她在比较中西媒体时说：如果美国官员要求CNN停止报导这个事情，CNN马上就会报导：今天有人打电话要求我们停止这个报导。许多美国政府的官员经常抱怨媒体的报导不真实。很明显，美国的媒体不受政府控制。 CNN当然也会犯错误，但归根结底它代表的是自由和公众的利益，不是美国政府。水门事件的水落石出，不就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杰作吗？ 瞧瞧，什么是独立媒体？什么是新闻记者？那些谩骂CNN的网民是多么丑陋、愚昧和可悲！

“一名美国记者在战争时期有义务竭其所能地帮助他的国家打赢战争吗？”CNN著名的战地记者阿内特回答：“我认为他们（记者）的职责首先不是为美国效力，而在于告知公众（真相）。” 布坎南咄咄逼人：“如果你在战争中得到消息，伊拉克人的一次反攻即将发动，你会努力示意美国人吗？” 阿内特骄傲地回答：“不。我不是间谍，我是记者。我在以色列、美国或科威特都遵循同样的原则。在巴格达是因为我是CNN记者，它与美国政府没有隶属关系，谢天谢地。”

谩骂CNN的网民很丑陋、愚昧和可悲，因为，他们被狭隘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毒害太深。同时，他们的愚昧和可悲就在于真的以为CNN是高尚的独立媒体，真的应该很新闻自由和公正，所以忿忿不平要讨得公道地给予批判。 他们与推崇CNN的某些人犯了同样的判断错误。

记者采访跳楼事件被深圳警察反铐双手近两小时。16日，深圳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向南方都市報及被铐记者道歉，称二名当事民警已经停职，将按警队内部管理程序处理。 记者双臂被手铐铐在身后

本报负责人对个别民警粗暴对待记者正当采访深感震惊并表示谴责。事件发生后，本报职业道德规范监察委员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的初步调查表明，本报记者马小六和王子荣在现场所从事的采访活动是正当的，也不存在"妨碍警察执法"等不当行为，特别是在个别民警粗暴抓扯过程中，本报记者保持了高度克制。

该协会主席乔纳森•威茨(Jonathan Watts)在声明中指出，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身为特派记者的约翰•瑞在距奥运主场馆不到一千米的地方遭拘押并受到粗暴对待表示震惊。我们呼吁有关方面归还他的设备、表示道歉并调查警方可能存在的不法行为和滥用职权行为。

与此同时，在有些事件中警方只有轻度干涉的例子或许只是表面现象。本栏目此前报导过的陈大山至今仍联系不到。这位53岁的北方男子在天安门广场抗议部队对其女儿死亡事件的处理结果。他先是联系了几家外国媒体机构，希望他们报导自己的处境。他说，政府扣留了给他女儿的死亡赔偿，并掩盖死亡真相。他女儿是部队一家乐队的指挥，两年前在一次演出结束后突然死亡

13日，央视新闻频道照例现场直播抗震救灾节目，内容是连线前方记者，主持人拨通了记者徐娜的电话，询问她关于都江堰聚源镇中学救灾工作，电话中徐娜说自己其实是在成都连线，对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也支支吾吾无法回答，不到24小时，网友群起将这段连线视频和文字发到各大论坛，声讨“逃兵”徐娜。　　连线是央视最方便和普遍的新闻采集方式。之所以连线徐娜，是因为当天下午，温家宝刚刚视察过聚源中学，徐娜恰好在那里采访。　　当时都江堰没有转播车，徐娜负责把采集到的视频带到成都传回北京，等她从都江堰赶回成都的时候，任务变成了连线。　　主持人对徐娜的提问是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而徐娜在聚源中学的采访任务，是“通过人性挖掘灾难中的故事”，并不负责那里的救灾情况——一个简单的直播流程问题，变成了记者职业道德问题。

新闻工作的技巧是可以通过练习掌握的，但是做新闻工作的态度和价值观却是弥足珍贵的，尤其是看到文章说很多人想做记者是因为这是个万金油工作，接触很多行业很很多人，可以随时跳上更好的船。真是悲哀，抱着这样的心态作体育记者、娱乐记者、财经记者，公众在哪里，真相在哪里？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人组成的，一定有缺陷。可只有在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下，才会把一切问题仅仅分成好坏两种状态，而忽略了纯粹的好和纯粹的坏是不存在的。 把国内媒体和舆论在这次事件之前和这次事件之后对于这个组织的报道做一个对比，也许是有意思的事情：之前，记者无国界每年评的新闻自由度排行虽然不见得全面和完全公平，但基本上在国内的非官方领域还是受到肯定的。毋庸讳言，大陆的新闻制度很糟糕，如果没有外界的批评力量，改革的动力更小。去年十一月，有媒体报道，“记者.无国界”总干事罗伯特•梅纳德（也就是这次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的人）访问中国，进行了建设性的接触，并分析央府正在逐渐接受记者无国界的理念云云。那时候的记者无国界还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但事隔不到半年，双方就大打出手，建设性的意见完全消失。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后来，这个梦想实现了一半，我并没有成为公民记者，可自从我的FeedDemon（早期被广泛使用的一款离线RSS阅读器）里订阅了大概20个Blog的时候，就已经不再主动访问新浪了，至今有四年多，而在此之前我每天贡献的pv绝对过百。只阅读Blog并没有让我觉得错过了什么，偶尔还是会从Blog文章的链接或网摘的收录中读到新浪的新闻，但终于不必象以前一样浪费时间在垃圾堆里翻捡有用的东西，我获取新闻的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虽然新闻的真正制作者，仍然是那些专业机构和专业的记者。

李树芬的一位亲属告诉《财经》记者，6月22日，谢青发在听说李树芬落水后不久，就赶到了事发地点。由于对死因有争议，李树芬的遗体被打捞出来后很长时间内停放在西门河大堰桥桥墩一侧。遗体保存于一具冰棺之内，通过简易线路连接电力，前上方则是用帆布临时搭建的帐篷。 　　瓮安个体户卢小平告诉《财经》记者，用来盛放李树芬遗体的冰棺，正是谢青发从他那里租来的，每天租金120元，同时雇人24小时看守。

根据瓮安县公安局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的说法，谢青发被抓另有原因，“谢青发把娃娃（李树芬）落水的事情上网了（在网上发帖子），还联系记者采访，他是违法的。”

  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但是新德里火炬传递现场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长达3公里的火炬传递现场空无一人，没有一名当地群众，印方事先告知现场会有几千名印度小学生前来迎接圣火，不知道是早有预谋的谎言，还是临时变卦，反正在我的视力所及范围之内，没有一名普通的欢迎群众。宽阔的国家大道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成为印度的紫禁城。这也是第二天印度媒体报道的主调。    现场只有警察军人，还有吃惊的甚至是幸灾乐祸的西方媒体和本地媒体记者。    就在我的前方，一个澳大利亚电视记者冲着刚刚驶过的火炬车辆竖起中指，待他转过身来，我也竖起中指，问他:“能采访你吗，请问你为什么要冲奥运火炬竖起这个手指？”

新德里火炬传递的终点是一片欢乐的海洋，3百名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以及中国驻印外交官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里庆祝火炬传递完成，大家看不到火炬是怎样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传递到这里来的，感受不到我们两个中国记者在起点所遭遇到的羞辱和悲愤。    同事在作电话连线时强忍悲愤的泪水------   永远不会忘，很多事不需要解释理由，只需要看到结果就够了。在我看来，印方组织者出奇制胜地以所谓“万无一失的安全理由”达到了羞辱奥运火炬的目的。做的真绝，比不远处那些叫嚣的藏独分子还绝。这也可以说是一出现代的空城计吧。

我不知道外国记者里有多少有这种小家子气意识--你丫越是不让知道越不让我采访我越是要写，越是要写你怕被我写的东西，而且写得越坏越好。他们在国外没遇到过这种畸瘤，在国内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打交道，深恶痛绝。 中国政府 曾经号称过在奥运前夕要放开媒体，任何外国媒体到地方采访，只要当事人同意，无需经过外办批准。当然，这个誓言，跟他们很多以前的保证一样，是一股貌似温 馨的屁。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外国记者在华有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出过一篇报告，里面有他们翔实的在各地受到的遭遇。

每天我们收到的长的要命的邮件里，凡是新华社啊China Daily的新闻，基本上是唱颂歌的英文版，反过来只要是外国记者写的文章，除了极少数，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环境污染啊，强制拆迁啊，土地纠纷啊，官员腐败啊，西臧新江啊，这些CPC憋了一肚子火恨不得压之藏之而后快的东西上。

问题是，中国人，有没有权利，知道他们所居住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香港电子媒体记者原本是少数能进入骚乱后的拉萨采访的境外记者。包括BBC在内的多家外国媒体都没能进入西藏。

香港记协忧虑西藏当局的做法会让人有掩盖事实的感觉，不利中国的开放形象，呼吁当局重新考虑，容许记者到当地采访。

17时许，第四个提问的澳门澳亚卫视记者：今年“两会”对媒体算是最开放的一年，请问像这样的钦点提问，每个场合对于点什么样的媒体会不会有潜规则呢？是不是会发生少数主流媒体“一言堂”的状况？ 发言人吴建民：我不知道你讲的“潜规则”是指什么。从大会新闻组的角度来看，举行新闻发布会是有它的规则的，所有的记者，规则面前一律平等。大会新闻组将向各位记者尽可能的提供信息。   约五十分钟后，最后一个提问机会。被点到的女记者发问前激动地说：能点到我充分说明发布会没有潜规则，我举了十遍手！ 发言人提醒她自报所属媒体。 她说：人民日报海外版。

记者接着拨打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祖林的工作电话(0871—3166500 )，在响了十多秒后，转成传真机的“嘀”声。 　　记者拨打昆明市委副书记杨远翔的工作电话(0871—3106506)，电话忙音。 　　最后，记者拨打了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红苹的工作电话(0871—3163623)，一位女工作人员接了电话，称张部长不在，说完就挂断电话。

比如西方的网络新闻反馈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跟帖很少，形不成网民对新闻的意见聚焦。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媒体受到严格管理，被赋予“舆论导向”的责任，因此民意往往借助互联网来表达。要了解真实的民意，上网是比浏览传统媒体更为明智的选择。

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以国务院令形式颁布的外国记者、港澳记者、台湾记者采访规定，废止了过去境外媒体采访需要有境内单位接待并陪同的限制；开放ＢＢＣ、美国之音、中文维基百科等境外网站。这些政策宣示和法律法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对人民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打造公开透明的“阳光政府”、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胆识和诚意。

对了，我差点忘了，其实在刚才整个记者提问环节里，也有一个不是被“事先安排”的。 一位深圳卫视的女记者获得了提问机会。原因是，可能是主持人“看走了眼”，因为他说： “我们现在请凤凰卫视的这位女记者提问……

据报道，“政府是大管家，要替纳税人管好钱。”前天在广州两会的分组审议预算报告时，不少代表对一些大额支出未曾提交人大会议审议提出疑问。有代表质疑，500亿治水为何不提交人大审议？也有代表抱怨“政府不能高兴提交什么项目就提交什么项目”。 有另外一则新闻，让人很是感慨：2月2 5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读新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总共七大本大16开黄色封面的“大书”。最薄一本是《政府财政预算案拨款条例草案言辞》共42页。而分量最足的三本预算账本达1150多页，记者粗略估算，七本预算案总量加起来近20斤，开支甚至详细到座椅。为让市民能充分了解财政预算案，香港政府出尽各种招数：派传单、建网站，上电视、接热线，全方位披露财政预算案内容。 这一幕让在当地采访的内地记者也让我们慨叹不已———相比香港的财政预算，国内的报告显得如此单薄，聊聊数页，不但记者读不懂，市民更是无从查看。一边是一个省就被审计出乱花钱数百亿，一边是人大代表面对粗糙的财政预算看不懂，财政预算审查变得程序性而非实质性，这已经成为当下人大监督最尴尬的事情。

应该承认，建立一套健全的预算监督体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从粗化的亿万元不知道怎么花的，到细化的座椅资金从哪里来，这中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以美国为例，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建立起公共财政制度和对预算的监督。细化到座椅的预算监督表面看耗时耗力，但刚性的“高压线”一旦建立起来，其节省的资金是我们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