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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有超过2亿的互联网用户，中国的网络自由得到了很多人、甚至西方人的承认。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采取了一些适当的限制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能浏览到许多批评政府的帖子。正是通过阅读这些网上的批评意见，我们努力发现问题、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一个体制或一个政府不应该害怕批评的意见或观点。

确实，我多次读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被他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十分珍视道德，我认为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该重视道德和伦理。在我心目中，衡量伦理和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公正。当我们思考经济问题时，我们更多地想到公司、资本、市场、技术等等。我们也许忘记了某些方面，比如信仰和道德。只有当我们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全面破解经济的本源。确实，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公司以道德为代价追求利益。我们将永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仅靠这种手段是不能长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倡企业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不过另一方面，我又在胡乱冒充道德卫士，为社会的道德堕落感到悲哀。我觉得我小时候受的道德教育是一种错误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危害性不亚于小儿麻痹。其后果是导致我成年之后才发现我的大脑出现道德教育后遗症——脑残了。是的，我应该能够清楚地区分什么是人权，什么是道德。可惜的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判断力被小时候的道德教育以集体主义为由给废掉了。我为我的残疾而感到自卑。

在一个习惯了用道德来看问题的世界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总是道德。然而通常道德并不具备对全社会的约束力，它通常只能约束个人和较小群体的行为，甚至：它只能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能约束其他人的行为。

道德只能约束个人，制度才能约束社会。

只有制度约束行为，没有言论统一思想

，比如有这样的报告团，其团员在会场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英雄为了省下一顿出差的饭钱犯了胃病，这顿饭实际才10几元钱。我不怀疑英雄行为的真实性。但是当我看到礼堂外操场上那一排排当官用的、严重超标的每辆不低于30万“万国汽车博览展”时，我觉得这样的报告会简直是在愚弄人！

　践踏道德。孩子们的行为本来是人类道德无邪的体现，来自遥远的年度，根植于人类大地，与活动策划者无关！也用不着你来树牌坊！道德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作用是根本不需要大肆宣传的，如果有人硬要把道德情怀政治化、官场化，利用之谋取政治资本，那就是践踏道德！因为孩子根本就不是那么想的，孩子不是那么想的，你非得让他按照你的口径说，这不是践踏孩子的心灵又是什么？这点在操作上已经露了马脚：一些地方不是把评选当成政治任务了吗？

　　上帝坐在上帝的位置上，国王坐在国王的位置上。如果国王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那么我们的回答就两个字：滚开！

可以说，郭松民在这场PK中完败。随后，网民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郭跳跳。这个新名字很好，比较符合他打了鸡血针一样亢奋的道德表演。郭松民始终没有弄明白一个很简单浅显的道理：作为符号的ID或者人名，大家尽可以倾泻无穷的怒火。但是，电视直播是面对真人，当面对面的时候，不可能像写文章一样表达和表现。当观众看到真人的时候，会站在人的立场上替对方考虑，无法再把他当成是符号，抽象地进行批评。对方会当场反击，会有及时的回应，局面并不在个人的掌控之中，而评判的标准是在场的观众。严格地讲，电视辩论会就是一种表演，看双方谁更能争取观众的心。而辩论本身根本不重要，你就算前言不搭后语，只要观众觉得因此而深切同情，那么依然算是胜利。

火势太大，觉得胜券在握，一击必杀的郭松民把道德给烧焦了。好好的一锅饭，最后全部变成了锅巴。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徐景安：现在在多元与一元问题上思想十分混乱。一个社会，信仰可以多元，思想可以多元，习俗可以多元，生活方式可以多元，但必须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这就是一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讲一元，是规范人的行为，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是指遵守必要的制度、法律、道德。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思想、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要一律。这是错误的。现在，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在社会认识层面上，则强调多元、强调宽容，而否定一元、否定道德底线、否定共同价值观。

山东某高等院校不知是否由此得到灵感，公开在自己的官方网页招募「小天使」，邀请一些学生埋伏在同学之间，监督他们的言行，看他们学习用不用功，操守纯不纯正。如果出了纰漏，就向校方通报(莫非学校以为自己是全能的上帝？)，好及时帮助同学改邪归正。「小天使」是个很有创意的名字，但它的实质却很古老。这种学生，过去叫做「信息员」，在台湾则称为「职业学生」。一般而言，大家对这类同学的印象多半不大好，因为他们就像特务一样，隐没身份，随时盯着我们，随时发掘各种各样的「政治错误」。因此就算你只是私下批评政府几句，也可能会惹来种种不测。换句话说，「信息员」不只是校方的工具，还是国家伸延到每一位同学身旁的灵敏触角。

一般的小学老师最怕孩子互相告状，那种全班举手打报告，下课之后还死缠着你不放的场面，真是想起来都烦。当老师教训过学生不要老告状之后，孩子们会渐渐摸出一套互动的规则，甚至意外地养成内在的价值观。假如学校不只不压抑小孩喜欢告状的本能，反而鼓励他们用更聪明更隐匿的方法一路告状告到大学去，我们的下一代会变成甚么人呢？

一些朋友签名了一个宪章，个人认为宏大正确无比的命题造成的仍然是分裂和对抗，这艘巨轮的航向那些所谓的船长现在也已经无法把握，动力的耗竭中断更不是谁上台下台就能立竿见影，在这里争夺舵轮毫无意义。我钦佩他们的良知和勇气，但我仍然认为，当务之急和更加伟大的使命在于鼓舞而非单纯的批判，一如不能像无耻的政客用外忧来掩盖内患一样，我们不能只用攻击毫无公信和廉耻的政党来拯救这艘航船，新口号VS旧口号，如果脱离普通人，对没有道德的人的攻击并不能增进自己的道德，也不能起到任何真正的帮助。

今天的圆明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除了教育国人爱国，它能不能让西方游客省思帝国主义的残暴？它展示了外敌造成的伤痕；但它有没有提醒我们，就在今天，就在我们周遭，仍有无数的文物非法外流，仍有可贵的建筑倒在推土机下呢？假如中国人自己不显示出阻止物质记忆毁坏的决心，又如何能像希腊那样在国际舆论上站稳道德高地，赢取广泛的同情呢？

我认觉得中国的法律本身的问题就很大，很多的法律都缺乏可操作性，人们只能用道德去弥补，这也是误导人们把法律道德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

其实每个生活在这样一个伪善社会里的人都需要喘口气，所以一旦逮到一个“小人”，便决不能放过，要狠狠的骂，往死里骂，好好发泄一下，才能弥补平时装逼憋着的一股气。

从今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种种事情来看，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就是宽容。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现在有些人，患有顽固的西方恐惧症和自虐症，只要一提“普世价值”，就认为是高高在上的西方颁布的圣旨。其实，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中最普世的价值就是“道德金律”，它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来的“恕”道。所谓“道德金律”，就是全球在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共识”，它载入了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什么叫“所有生活领域中”“无条件规则”？还不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我也没有听见哪个宗教派别在惊呼：这是在搞“全盘华化”！

事情有两面一面是人道的致哀，另一面却是民粹

当我们以道德为名，要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并且丝毫不顾虑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干扰时，所谓“道德”就已然变质。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

我不想太过夸大，但是四川震灾确实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体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助，肯定自己的良知与能力

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再一次修订，师德有了，可是现在还有德吗？医生有医德吗？警察有警德吗？城管有城德吗？记者有记德吗？公务人员有公德吗？我现在很担心，只有师德的教师，在这样一个无德社会里怎么生存。

美国大学里同样有“政治上正确”的潜规则，芝大的教授说，美国是民主国家里最不民主的一个。在宾州的选战则让候选人必须以对中国更猛烈的攻击来竞争选票，民主正在被异化。

目下的形势，便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已经被彻底消解，在1990年代之后，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自道德和经济成绩。

道德上的合法性基础正不断被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消解。这带来的后果是现行法律无法解决的，最终只能依靠杀鸡敬猴来解决。比如一定要杀郑筱萸（这次听了非常多关于此案的内幕），一定要拿掉一个政治局委员（不仅仅是内部的政争也有国家需要宛如原北京市委书记）。不过所有人也都十分清楚，这类手段只能治标，而且，可能会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