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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看到了两篇评论。一篇题曰《向大师“泼污水”隐藏无知和虚妄》，标题很刺激，却绝对是我恐惧的那种，因为“知”的无限性，动不动说别人“无知”，实在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至于“泼污水”云云，我想，只要不辱及客体的人格，仅仅说“文笔很差”，大概不能算的。另一篇文章号召我们对韩寒“宽容”。“宽容”是个好东西，但用在这里也有些莫名其妙。从法、情、理任何一个角度观照，本次事件中的韩寒都无可指责，有什么还需要特别“宽容”一下的呢？

如今我们一边高举打假的旗帜，一边对造假者似乎又显得特别的宽容！你相信可以同时对10万只老鼠做实验的说法吗？反正我不信，至少要抓这十万只老鼠就很不容易，当然，有个地方老鼠的确很多，或许真能抓到十万只亦未可知，但抓到抓不到没关系，那位实名告状的老先生信不信也没关系，我不信就更没关系了！只要某些人“信”，某些部门“信”就可以了。也许正是这种宽容培育了一个又一个造假的绝顶高手。我忽然在想，要是人与人日常相处都能那么宽容多好！

是教育缺少了诚信的一课！诚信不是靠书本教出来的，也不是靠老师的嘴巴说出来的，他是靠老师，靠家长，靠你、我、他做出来的！

对于整个六四，我个人的立场是偏温和的。学生比较冲动，不计后果，或许取得的结果也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学生的一腔爱国之情，表现出来一些很纯粹的东西，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最缺乏的东西，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很难不受到感动和激励的。不过另一方面，政府当时那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真如果让学生胜利了，国家可能也就一塌糊涂了。让我感叹的是，两方面都缺少那么一些理性和宽容，而有理性和宽容的人又没有足够的领导力.... anyway, 我相信历史最后是会给这次事件一个公正的评价的。

我认觉得中国的法律本身的问题就很大，很多的法律都缺乏可操作性，人们只能用道德去弥补，这也是误导人们把法律道德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

其实每个生活在这样一个伪善社会里的人都需要喘口气，所以一旦逮到一个“小人”，便决不能放过，要狠狠的骂，往死里骂，好好发泄一下，才能弥补平时装逼憋着的一股气。

从今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种种事情来看，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就是宽容。

熊培云认为，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社会里，并不需要暴力、流血的“先破坏后建设”，而最为可取（也是唯一可取）的就是对局部的改良，是以开放来促进改革，宏观的不好的东西可以化为具体的细微举措来促进其发展，与外界文明的交流和对其营养的吸收也会发展本国的社会与政治。今日之中国，需要一步一步地、一点一滴地、渐进地进步。

具体到个人，就要求每个人对其所参与的社会不能丧失信心，个人要做的是：在不自由的世界里一点点地争取自由，在不宽容的社会里先让自己拥有宽容之心，在集体绝望的处境中先进行自救——就像他时常引用胡适引自易卜生的那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个体的幸福不可能指望全由社会给予，而更多的需要自救，像是所有被投入集中营的人们不能指望辛格勒这样的天使的救助；而更需要像《美丽人生》的主人公圭多一样，在绝望的环境中和儿子做“游戏”。

生活的“意识形态化”，极大妨碍了我们中国人的民主精神的培养。

只有当民主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常识的时候，民主才是真实的。否则，不论经历多少次革命，民主仍是虚幻的。

这话是对谁说的？如果是对民众说的，那么意思就是：给我乖乖的，不要抵抗，一切都是命。如果是对官鸟市场有塑料的喷什么花。雨滴追逐着雨滴，落在我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水壶，可惜它是塑料的。当然，玻璃的水壶易碎。我宽容卖塑料喷什么花。雨滴追逐着雨滴，落在我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水壶小贩所能给的理由，他一脸无辜：才员说的，那么有两种解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不折腾就是不再需要改革，安分守己吃老本；不要与人民为敌。说来说去，脱不了大局，离不开“河蟹”这种怪物。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同时，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理性与宽容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政府把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獨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说明：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國大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乱，进入了一个后極權时代。随着極權统治的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强化，暴力逐渐隐藏在很多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是獨裁者运用法律的同时也在抛弃法律进行恶意的掠夺，对反抗者进行的无情的打压，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离开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倾向都在积累，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到一个临界点，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徐景安：现在在多元与一元问题上思想十分混乱。一个社会，信仰可以多元，思想可以多元，习俗可以多元，生活方式可以多元，但必须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这就是一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讲一元，是规范人的行为，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是指遵守必要的制度、法律、道德。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思想、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要一律。这是错误的。现在，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在社会认识层面上，则强调多元、强调宽容，而否定一元、否定道德底线、否定共同价值观。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在特大灾害的巨大阴影下强烈凸现。权为民所授。政府的救灾大计，必须以受难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并接受灾区人民的监督，甚或是苛刻的挑剔。当大规模救援行动展开之际，我呼吁，对从浩劫中侥幸逃生的余悸未消的灾民群众，须以最大的仁厚与宽容，去善待与保护。

面对情绪起伏的灾民，我们不能只说，解放军来了，子弟兵万岁；我们还要说，进入震中的艰险阻挡了救援队伍，而救援队伍多么应该早一晚到达！政府要倾听他们的怨言甚至愤怒，要以极大的耐心，向灾民解释当前的局面和政府的行动决策。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

其实真正令人伤心的是我们都容不下一个女孩子独立的声音。她要谢罪，她父母要谢罪，他们要向全世界华人谢罪，就是因为她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多少年了，我们还是摆脱不了这种文革式的齐刷刷。多少年了，我们还是摆脱不了在自己咸与维新的同时无比热衷于往别人头上扣汉奸的帽子。多少年了，我们还是摆脱不了容不下异议容不下反对容不下自己看不顺眼的水浒式的“替天行道”。 我在饭桌上热情地向身为墨西哥人的Galo、阿根廷人的Federico、和希腊人的Bill介绍为什么抵制奥运会是愚蠢的主意，为什么支持藏独的许多行动已经走火入魔了。但我想我无法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就容不下这个女孩子说出她的看法坚持她的观点。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么？为什么我们连基本的辩论都不允许？

尽管我想通了这两个问题之后，觉得抵制家乐福这样的行动，的确值得大家讨论，而事实上，这样的讨论，在互联网上也已经是进行起来了。但是，这样的建议，是否真的是毫无意义，或者是被有的人所认为的，很愚蠢呢？那绝对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感受，觉得作为中国人的感情被法国政府伤害了，觉得被一些法国媒体伤害了，被一些法国民众伤害了，于是决定要用这样的方式，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是个人的选择，你可以不支持，不参与，不认同，但是不应该去辱骂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是愚蠢，因为，因为你的不认同，在有这样的想法和冲动的人的眼中，你可能就是懦弱。为对方定性，本身就是很不宽容和民主的思维。

而对于那些不参与，不支持，甚至反对的人，也不要动不动冠上不爱国的帽子，如果有人就是要去家乐福购物，那也是别人的选择，并不代表他们对于最近发生的事情，不愤慨，不痛心，只是，大家选择不同的方法而已。

不过,大唐移动一直不承认自己拖了TD的后腿.去年,大唐移动一内部员工将矛头对准中移动,“中移动对何时上TD并不紧张,而是经常找茬,挑瑕疵,不等十分成熟,绝不商用,以便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但大唐移动作为TD的主要推手,是否就真的尽到了责任?这次的社会化测试和试商用,狠狠地打了大唐移动一记耳光.在问题接二连三地暴发后,它也没有了过往的强势,其总经理谢永斌近日表示,希望市民以宽容心态体验TD,毕竟目前网络覆盖还需继续完善.

不得不承认,我国在发展自有3G技术切入时间太晚,而国企背景下的大唐,在严重的内部权力斗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能量,这也影响了TD的进程.目前,TD的技术成熟度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导致其在本土及全球推广这一技术面临极大的困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4G标准上.

同时 作为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一员的，我认同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倡的“和谐”政策，但“和谐社会”需要言论自由，法制以及在对个人 自由得到保障的基础才能产生，如果实现这一切，我坚信，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等许多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虽然内蒙的蒙古族之战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 2400万的20%不到，最近，听胡锦涛先生说西藏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之讲话后，我对开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时代充满了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不论我如何诚心实意的为避免汉藏分离而进行努力，有些中国领导人仍继续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批判，尤其是从今年的3月10以来，为发泄长期积累的怨恨 和不满，在以拉萨为主的西藏三区许多地方爆发了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示威，而中国政府则竟然马上就指责是我挑动制造了这些事件。对此，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 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在此我要呼吁全球所有的汉族同胞们，不论你们身处何地，请关心我们两个民族间存在的问题，尽 心尽力的去消除彼此间没有必要的疑虑和猜忌。为了促成和谈，在宽容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贡献。

我一直困惑，那些痛打胡佳，陈光诚，郑恩宠的人和这些维权者并不相识，无缘无故，为何这般痛恨，直到我看了戴维麦尔斯所著《社会心理学》才明白，这是良知的另一种表现。人有肯定自己的行动的倾向，而行动也会改变人的心理，当政府雇来的打手受令打维权者，他必须在心里丑化，妖魔化对方，才能让自己在心理上承受自己的暴行，这是良知的另一种变态。而通过暴打，他潜意志中更加妖魔化对方，获得平衡，久之仇恨就形成了。

专制者往往用逼你沉默来让你参与他的思想中，因为沉默本身就会改变你的心理，会让你找到借口，变得更麻木。首先用恐惧与收买让你加入他的行动，而让你的心态与之趋同，深得心理学妙法。

胡佳不属于朋友，而是公众之友

有一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西南联大史专家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来访。做完讲座，为了体验学生生活，跟我们班一同下乡。躺在铺上聊天时，易先生说，你们现在蛮像联大呀！他看得很准。那师生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勇于抗争、不畏险阻的精神，继承的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最优秀的传统。而在外语系，这自由的空气和宽容的氛围，是跟刘先生的领导与关爱分不开的。

我在威尔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大学。那里，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试图长成或装扮同样的身材，千人一面，一个脑袋。

大学的理想，或推进学术探求真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便是寄寓于如此美丽的一个个故事而传承的。缺了这些故事，钱再多，也堆不出哪怕是稍微像样的大学。相反，大学一旦被金钱腐蚀、为权势支配，就成了发财商人和大员秘书的停车场。

那些毫无拘束的“肉食动物”们，很有可能与Anthony Bourdain拥有类似观点：他在自己的书《Kitchen Confidential》中写道：“那些素食主义者，特别是他们中的那些如同真主党一般的人物--这些人往往就像分裂分子一般侵蚀着我们的生活。这些素食主义者们……是人类灵魂中所有美好事物和对一切事情的分寸的敌人。”

当他们面对千千万万对拥有者同样问题的夫妻时，那些研究婚姻的临床学家们总是说，餐桌上的宽容和妥协是维持婚姻平稳的必要条件。“如果你不能让自己的配偶在餐桌上维持自己的纬度，那么你的问题很有可能就不仅仅只是食物了。” Susan Jaffe，这位曼哈顿的精神病医师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