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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有两面一面是人道的致哀，另一面却是民粹

当我们以道德为名，要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并且丝毫不顾虑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干扰时，所谓“道德”就已然变质。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泪要流，哀要默，娘要骂 

一北川当地救援人员说，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的政府救援力量都去救县委县政府了。一来自江苏某地的地震救援队长，救谁或者先救谁那是要看关系的！到北川一些学校的现场，你会发现自己的手很有力，因为你能轻易掰断钢筋！镜头上扶出获救者的永远是政府的救援队员、军队的士兵，但在救援过程中，可能很多时候发现者、实施者是志愿者。

沈睿在她的博客里写道："报纸的编辑中午写来信，还是要我写地震的评论。但是还说，有三条要求：一是不许探讨地震灾难发生的原因，包括不许讨论校舍是否属于豆腐渣工程等等，二是对赈灾款物的征集和发放不得进行评论，三是不得对灾区官员的贪腐和渎职行为进行批评。"

难道地震无法预测吗？想来真为张衡而悲哀，1800年前其给中国以至世界发明了地震仪，难道现代人还没学会使用？国家地震局的同志你们都在做什么？地震仪有那么难学吗？

“1975年2月4日晚7点36分6秒，海城地区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由于辽宁省地震局在震前作出了预报，拯救了十万人的生命，避免四十亿元的经济损失。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大地震进行了准确预报。”

这说明什么，说明30年前就可以准确预测到，而张衡老先生1800年前就已经在给地震局的同志们做好地震预测的铺垫了，而国家地震局难道现在还没学会张衡发明的地震仪的使用方法？     可怕！可怕！     张衡，您老赶紧回来吧！

国家信访局开黑监狱，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柏杨在大陆的影响，主要在于《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一盘散沙的话，给多少志在反思的青年以鼓舞，后来他的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影响就小了很多。柏杨的思路，直接上承的是近代以至五四文人思维，过得不好怨祖宗，经济、政治和科学都不会，专从文化上找毛病，而他讲道理的方式，皆是浅表的类比推理，听起来很过瘾，实际只是说些疥癣之疾，搔着了痒处却没有点到要害。

中国人循规蹈矩惯了，偶尔有一两个特立独行的人，便非常地引人注目。东方朔式的插科打诨，魏晋风度许多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乃至王朔的装疯卖傻，都很流行过一阵，实际是专制下的一种佯狂，他们引起的笑声消解了专制的权威，在反讽中获得了心灵的变态舒展，应该说起到了很可宝贵的作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直津津于这样一种畸形的思想胜利，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中国文化悠久，很容易形成文化力至上的错觉，从而忽略技术和专门学科的演进。

媒体们应当考虑在国哀三天之后，以及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如何真正准确地表达灾情，传达信息，并适当地缓解民众的焦虑。而在这段时间与地震密切联系的朋友们：ngo、记者、救援队、志愿者以及协助做着各类工作的朋友们，请在可能的时候，听听音乐、看看书、跳跳舞、玩玩psp、睡一觉。每周选出哪怕是三个小时，来“远离地震”

连岳：有利于救灾，有利于减少伤亡，有利于释放焦虑，有利于安慰受害者，有利于提供援助，有利于将我们变成温暖的人，有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形象，这一切“有利于”都得依赖我们及时得到信息，从而知道他们在受罪，他们在坚持，他们在向我们呼救，他们在信任我们。所以，谢谢所有提供信息的人。

贺卫方：戊子年，怎样的灾难！再也不要举办任何欢庆的举动，我们要为死难的同胞表达悲恸。把那些用于喜悦的款项，给那些不幸的家庭，表达人们微不足道的心伤。

葛剑雄：我还是相信荀子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次震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今后也未必不会有更严重的。在人类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防灾救灾、缩小灾害的损失，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和一切可以暂缓的喜庆活动，全国全民动员，全力救灾！众志成城，多难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