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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带着神圣的告密任务，二则要么就是脑子被洗得听不得任何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言论，华东政法大学的两位女学生之大脑被洗白得成了如此模样，她们当然是中国学校愚民教育的一个缩影。

几年前遇到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提及她那次被学生告密的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淡然处之，但我们朋友旁听下来，却感到对学生有一种深深的悲悯

我认为将这两位告密的学生告上法庭，让他们知道告密的坏处何在，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法治教育。同时也让那些喜欢告密者“名扬四海”，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原来是告密者，让他们也知道人们是如何鄙视她们所做的一切的。

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

山东某高等院校不知是否由此得到灵感，公开在自己的官方网页招募「小天使」，邀请一些学生埋伏在同学之间，监督他们的言行，看他们学习用不用功，操守纯不纯正。如果出了纰漏，就向校方通报(莫非学校以为自己是全能的上帝？)，好及时帮助同学改邪归正。「小天使」是个很有创意的名字，但它的实质却很古老。这种学生，过去叫做「信息员」，在台湾则称为「职业学生」。一般而言，大家对这类同学的印象多半不大好，因为他们就像特务一样，隐没身份，随时盯着我们，随时发掘各种各样的「政治错误」。因此就算你只是私下批评政府几句，也可能会惹来种种不测。换句话说，「信息员」不只是校方的工具，还是国家伸延到每一位同学身旁的灵敏触角。

一般的小学老师最怕孩子互相告状，那种全班举手打报告，下课之后还死缠着你不放的场面，真是想起来都烦。当老师教训过学生不要老告状之后，孩子们会渐渐摸出一套互动的规则，甚至意外地养成内在的价值观。假如学校不只不压抑小孩喜欢告状的本能，反而鼓励他们用更聪明更隐匿的方法一路告状告到大学去，我们的下一代会变成甚么人呢？

西藏问题和家乐福事件，出现大量马甲，种种有意无意的煽动、谣言、误导、假消息四起，这些马甲抱有目的加入小组，当然不会尊重遵守小组组规。更有甚者，有些人不忿于被删被封禁，抱着玉石俱焚心理，四出投诉告密以报复，这势头的确有危害豆瓣安全的可能。

我选择了请辞，想表达一种无力感，无意透过这行动来争取甚么，因为这事情也非豆瓣所愿，但仍然要表达一下，因为我需要对这个小组负责。 企业面对政治风险，不应一层压一层，把压力转嫁下层，说一句，「对不起，我也没办法，请理解。」就图轻松脱身。应该尝试和客户分担，多作沟通，或是给预警，替客户争取一些时间。例如不应该简单注销户口ID，它还有责任替内容提供者备份资料。应该采取正面鼓励（positive reinforcement）来吸引大家自行管理，而非站在上层位置指责用户犯禁，这会做成分化，用户不想吃死猫，就会反戈相向。 政治风险在中国就像天灾，难以预计，无从抗拒，大家都理解；但是企业若图把损失转嫁用户，则应好好沟通。失了生意，可以赚回；失了人心，则是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