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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我衷心希望，抗啊议的人能放弃暴力；维持领土完整的卫士们能允许罪犯申辩并公开审判，允许观众说三道四；双方最好像微软收购雅虎一样坐而论道。至于拿耗子者请丢掉傲慢和偏见再指点江山。

对于正面交手的双方，我不觉得哪一方更高尚，事情的本质不过是失败的沙皇借闹运会反对斯大林罢了。进而我还反对以救黎民于水火、结束了中世纪黑暗统治的贴金说辞为自己开脱。套用我们常用的一句话，选择什么样的制度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那么，你凭什么推翻喇嘛们的中世纪制度呢？凭什么强令他们照搬斯大林主义呢？若真深合民公园。将它们贯通的则是曲折的街巷，用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意，敢让人家用手投票吗？世界上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国家并不在少数，老百姓没吃不饱穿不暖。何况，即使不劳我们大驾，今天的雪域高原也肯定不是五十年前的样子。

胡温政府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全靠中华民族特别是爱国青年那举世无双、惊天动地的愚昧。若思指出，我说的不全面，除此之外我党的恐怖统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如此。不过，愚以为，比起毛时代来，现代中共的恐怖统治已经极大地弱化了，起码普通百姓不再如我等当年一般，时时处处感受到具体而微的威胁，时时处处恐惧入骨。我党维护统治当然主要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吓阻，然而唤起百姓的认同则全靠中华民族惊天动地的愚蠢——毕竟，党并没有用枪杆子威逼那些过来人上网现身说法，鼓吹“六四镇压必要论”吧？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同时，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理性与宽容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政府把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獨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说明：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國大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乱，进入了一个后極權时代。随着極權统治的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强化，暴力逐渐隐藏在很多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是獨裁者运用法律的同时也在抛弃法律进行恶意的掠夺，对反抗者进行的无情的打压，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离开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倾向都在积累，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到一个临界点，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 津巴布韦官方通货膨胀率已经接近100000%。 * 一卷厕纸的价格已经达到15万津元，最畅销的商品是点钞机，每台的价格在3.45亿至12亿津元之间。

据了解，近年来，津巴布韦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商品。在津巴布韦国内，上至总统府的装修，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中国制造”无处不在。

中国越来越被看作，是对全世界民主自由的一种威胁。

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

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谁是中国最猖狂而且叫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人？是那些离人民群众最近而有直接统治人民群众的人。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一种狭隘闭塞的报复心理，是把上级的压制转化为对底层的剥削与蛮横，所以，你们再见了那些对最底层的民众吹胡子瞪眼的“统治者”应该给予同情。

这其实是一种畸形心理。这种心理在管理阶层普遍存在，而且越靠上的管理阶层这种心理越小，为人民服务的心思也越多一些。

城管要看到的是所有的道路，除了汽车之外什么也没有的情状！可，我们城市土地从法律上说可是全民所有，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一些糊口的事情都要被殴打，被制裁，是什么道理？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在藏人的词典中，他们与所有统治者的关系一直有一个令人诟病的修辞手法，那就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统治者如同施主，当他们为当政的教派施舍政治上的保护之时，同时也得到了如福田妙果般的精神上的抚慰。这种思想，甚至在藏地引发了一种攀比，任何想要确立自身地位的教派，一旦与施主建立起稳固良好的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合法的存在理由。经由萨迦派开创的这种施主福田的关系，也成了日后西藏人再也无法廛定的疆域观，成了如驼鸟把头埋进沙土，却任由后人踢它屁股的缘由。

中国的父母总是用孩子的缺点和不足去激励他们。政府赖以统治的手段是控制、羞耻心，以及政府自身的无所不在

所以，中国人不害怕被惩戒（因为你可以拧弯规则或者通过贿赂而逃避赎罪），而害怕被曝光（这将使你在道德社会中无法安身）。也因此，它为管理者提供了管理的方便，比如以道德问题、作风问题毁掉一个人的信誉，并建立严密的监视系统而获知这些不利的证据——这些证据不一定马上使用，但却有效地利用了这种耻感而让你服从和屈服。

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雷默说，他的文章一出台，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对他说，你的文章很像一个“毛主义者”。这个“毛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于发誓要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胡锦涛当局来说，相当对胃口。因此雷默的“北京共识”刚一问世，就获得了官方学者的喝彩。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认为，“北京共识”有朝一日将会取得主导地位，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致命缺陷已经预示著它未来的命运。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西藏解放五十周年，这些敏感的政治纪念日是否会对中共统治造成冲击，现在尚难以预料。但可以料到的是，伴随著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中国模式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检验。如果中共当局在进一步收紧政治缰绳的同时，不能有效地保持它许诺的高经济增长，又一意孤行地拒绝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模式就会面临崩溃的可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络上的各种搞笑的无厘头式的流行词越来越多，像周老虎，打酱油，范跑跑，俯卧撑，草泥马，河蟹等等。这些流行词个个短小精悍，朗朗上口，表面看来似乎并不是晦涩难懂，但是每个词都有着具体的事件语境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对于那些不明白具体语境的人来说，理解这些词语的难度将比理解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要高，说白了，根本无法理解。

这种表达方式非常新颖，但它的精神核心却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伴随了人类反对专制统治的整个过程，大致追踪的话也有几千年的历史。这种表达方式是什么呢？用美国一位学者的定义就是——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

戴晴提出“大和解”是基于南非成功的模式。她说：“当年南非的种族统治、种族压迫、种族残害，世人皆知。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在全世界，与普世价值对著干的国家，南非政权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一直谴责它、排斥它。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慢慢觉醒。图图大主教提出成立真相、正义、和解原理，极其艰难地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他们国家实现‘和解’，一点不比中国容易。底层黑人被残害杀戮，多出于无理性与法制可言的种族压迫。后来，他们一个一个案子调查、分析、鑑定、解决。今天，我们希望有中间的声音：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社会上的理性的人群，能够发出声音，使得正义伸张、仇恨化解，让社会一点一点进步，即所谓的‘和平演变’，而不是政府里的强硬派和社会上的激进派永远打下去，再酿成事件乃至革命。”

北京环保志愿者梁晓燕也说，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可以从现在可控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北京当局已经很能容忍一些敏感问题的学术讨论，这种态度目前看来还会持续。这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由于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正在经历着没有足够理论基础和指导的巨大变化。为了收集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政策选择来促进现代化的目标，共产党可能会持续支持对经济改革的公共讨论，前提是不危及他们在现有体制的统治地位。                   其次，为了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又要防止西方思想在国内孵化异见。                   第三，当权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互相制约，都想限制对方发展理论一致性框架以支持他们政治立场。Peter Moody说的对，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当权者角力决定的，思想是他们彼此竞争的工具。    

一旦政治被感知为仅仅关乎权势、算计和利益之争，而无关进步理想，社会系统工程中那些所谓梦想的东西，随着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之乌托邦实验的失败，被大多数人抛弃了。此种关于政治的狭隘理解，也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那些可以开展文化斗争的契机和可能性，或消耗殆尽。在我看到国内有关美国大选的评论中，论者往往重选举策略而不重选举议题：堕胎、同志权益、环境保护、枪械控制、互联网管理此类日常生活的议题，由于看起来不够“政治”，缺乏深入分析，甚至进不了评论者法眼：“这些东西，离中国太遥远了”、“谈论这些，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由于美国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实力，我们确实需要反抗其文化霸权，然而我们同样应该反省，这种反抗，有没有可能被另一种霸权所操弄利用。我希望在此提出的要点是，媒体对美国大选的评论，哪些议题可见，哪些议题不可见，作为读者应有所警惕。）

我要说，媒体和网络评论回避或有意忽略了某些实质性的社会议题，这就是我们谈论美国大选和“西方民主”时遭遇的中国语境。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关乎生命的议题缺乏敏感，或者，遇到某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评估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是直指问题核心，（这一点正如我们时常在学生那里遇到的反应，这个论文题目，敏感不敏感，能不能碰，而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要解决它），有必要提问，我们理解美国民主，形成此种感受力的社会氛围是什么，背后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其次是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彻底分裂！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个骗子加强盗的无法无天的野蛮人集合！共产党骗来了国家，又用强盗逻辑去治理国家，把法律当作妓女不断的强奸再轮奸。后果就是整个中国没有法律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说的话就是圣旨，而且超越圣旨！毕竟从前的天子治理国家还要说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现在共产党明目张胆的说，不仅我们党的主席，野蛮人的老大犯法都还是表率，如毛泽东就直说哪个文人敢写他坏话就要死，鲁迅也不例外！而且连共产党的走卒犯法，法律也管不着！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那都是要中纪委先去查，查好了，共产党内部决定怎么处罚了，才交给法院啊！更别说法院也要唯共产党之命是从！国家没有法律，于是权贵阶级杀人都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了，整个国家都走向也野蛮化了！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描述的那样，分裂为官僚阶层和资本家阶层的复合体与下层穷困的劳动人民对立的社会。富人与官僚阶层紧密结合，富人可以为所欲为，而官僚阶层则给他们提供暴力机关的保护，提供司法的开脱。而穷人反抗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现今野蛮化的中国，尤其如此！杨佳案里杨佳的母亲到现在还失踪着，贵州瓮安因为俯卧撑自杀的女孩，各地派出所里不停上演的一幕幕被自杀的情况！

最后，中共把财政发债权交给地方只是一个前奏，一个地方军阀自治的前奏。具体我们慢慢看后果。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我们先看看当时中国政治有些什么特点。概括地说，大约有九个方面：1、一党专政，多党共存；2、党国同构，以党代政；3、权力集中于中央和最高统治者个人；4、领导职务实行终身制；5、权力的转让以领导人指定的方式进行；6、政治权力不受宪法的约束和制衡；7、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暴力式的革命；8、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的所有方面。9、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实现高度的社会参与。我们姑且把这种制度用新的词汇概括出来，我用了“家长式的威权体制”。 ( http://www.tecn.cn )

在讲民主党派时，大家可能还知道另一种情况，就是无党派人士。实际上，中国不但有这几个党派，还有一个不是党派的党派，叫无党派人士。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我原来也这么想，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无党派人士是有“党性”的，他必须要通过统战部认可。去年我去贝克利做演讲时，开玩笑说自己是“无党派非人士”就是这个意思。 ( http://www.tec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