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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 谭天荣 - 五柳村文存 - 歪酷博客 Ycool Blog - 0 views

  •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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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无一用的书生争议,但反应了共产主义的动态
isaac Mao

李悔之: 中共为何将瑞典考察纪要封杀十四年? - 0 views

  • 只要认真通读杨教授的考察报告,人们会极为震惊地发现:原来瑞典王国不但 是当今世界最富裕、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同时,它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视 为精神导师的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前苏联及它的东欧卫星国,以及包 括中国、越南在内的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或者 是 “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国家!
  • 瑞典在19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 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 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 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1920年,社民党和 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 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1932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 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 快,竟连续执政44年,直到1976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20多年中,仍 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 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 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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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社会主义和假的社会主义
Oliver Ding

新"蜜蜂的寓言" -搜狐财经 - 0 views

  • “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中国商业世界正成为时尚话题。

    正如我们屡屡见到的,一种严肃的话题被通俗化,不是其幸运反而可能是其被庸俗化的开端。无论其本身的内涵如何丰富,一个话题一旦成为人们在不明所以中竞相谈论的话题,或者将与之无关的东西附会其上,那么它不仅不会变成一种普遍的共识,而且可能在被过度谈论中迅速变得空洞无趣,直至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笑柄。

      但真正的危险还不在这里。“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企业有余钱余物时向公众示好买好的捐款捐物,不是以“转移支付”方式巧妙变相的“事件营销”,更不是问心有愧的企业和商人为洗白自己或包装自己而进行的“非常投资”。正如老子所言:“天下皆知善之为善者,斯恶也。”当“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被作为一种善行来提倡时,诸多的恶行或与善恶无关的行为很可能“假汝之名而行”。这就是企业公民面临的真正的危险——成为“伪善”的代名词,最终让人们避而远之。

      作为一种商业伦理,企业公民要想成为商业世界普遍的共识,它一定不能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来提倡。道德说教只能导致对伪善和对道德的抵触。只有当企业家意识到企业公民行为与企业家自身的需求和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有一种内在的、隐秘的关联时,企业公民才可能成为企业家们内在的共识。

  •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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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shi zhao

朝鲜为什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禁书_我想安个家,不愿再漂泊_新浪博客 - 0 views

  • 入乡随俗是到朝鲜旅游的游客应该遵守的一个规矩,尊重朝鲜人民的领袖和领导人,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不随便发议论,不评头品足,不说和 不做不利于中朝友好的话和事。在朝鲜旅游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规定,如不得随便照相,只有在允许的地方才可照相,尤其不要把镜头对准有可能被认为是“阴暗 面”的东西,如垃圾、衣冠不整者。同时,朝鲜也禁止外国旅游者带手机入境。如带手机入境,将被暂时保管在海关,待旅游结束后再领取。其实朝鲜还有个让中国 人很难理解的禁忌,在社会主义的朝鲜马克思等的著作是遭禁的。所以老秦提示中国的马克思爱好者,到了朝鲜不要妄言马克思、恩格斯,更不要向当地人赠送《资 本论》......
blt-fqx

GG圈: 中国正再次走向分裂! - 0 views

  • 其次是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彻底分裂!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个骗子加强盗的无法无天的野蛮人集合!共产党骗来了国家,又用强盗逻辑去治理国家,把法律当作妓女不断的强奸再轮奸。后果就是整个中国没有法律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说的话就是圣旨,而且超越圣旨!毕竟从前的天子治理国家还要说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现在共产党明目张胆的说,不仅我们党的主席,野蛮人的老大犯法都还是表率,如毛泽东就直说哪个文人敢写他坏话就要死,鲁迅也不例外!而且连共产党的走卒犯法,法律也管不着!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那都是要中纪委先去查,查好了,共产党内部决定怎么处罚了,才交给法院啊!更别说法院也要唯共产党之命是从!国家没有法律,于是权贵阶级杀人都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了,整个国家都走向也野蛮化了!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描述的那样,分裂为官僚阶层和资本家阶层的复合体与下层穷困的劳动人民对立的社会。富人与官僚阶层紧密结合,富人可以为所欲为,而官僚阶层则给他们提供暴力机关的保护,提供司法的开脱。而穷人反抗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现今野蛮化的中国,尤其如此!杨佳案里杨佳的母亲到现在还失踪着,贵州瓮安因为俯卧撑自杀的女孩,各地派出所里不停上演的一幕幕被自杀的情况!
  • 最后,中共把财政发债权交给地方只是一个前奏,一个地方军阀自治的前奏。具体我们慢慢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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