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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公安部长孟建柱在拉萨说，达赖喇嘛“早已不配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孟建柱从3月23日到24日在视察西藏时讲了这番话。香港亲北京的报纸援引孟建柱的话说，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说不搞暴力，拉萨3/14事件再次戳穿了他的谎言。

中国作家王力雄起草的“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已经有180名知识分子签名。文章说，类似西藏地区中共领导人所说“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那类文革语言无助于事态的平息，也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像。

鲍彤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在重大事件上有不负责任、任意判案的历史性传统。第一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判为罪魁祸首。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赵紫阳被判为罪魁祸首。现在把达赖喇嘛判为拉萨事件的罪魁祸首，使人无法不联想到当年的轻率、武断和将错就错、坚持错误的实践。 鲍彤说，和谐就是化乾戈为玉帛，不能靠封锁，靠武力，当务之急是和达赖喇嘛对话。这是上上之策。作为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达赖喇嘛是唯一有望主持达成藏汉和解协议的藏民领袖。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等等词汇。想必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以上的人，对这些词汇都耳熟能详，并无新意。

这位网民的留言有理、有节、有分析，并且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没有全毙，还留了几个无期的名额。）

事实上一等就是八年，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

唐卡（Thangka)也叫唐嘎，唐喀，系藏文音译，它是刺绣或绘画在布、绸或纸上的彩色卷轴画，是富有藏族文化特色的一个画种。     唐卡内容繁多，既有多姿多态的佛像，也有反映藏族历史和民族风情的画面。西藏唐卡构图严谨，均衡，丰满，多变，画法主要有工笔重彩与白描为主。

王千源：我可以后面补一下。现在先把心态平和下来。如果治根不治本的话，我人心慌慌地去上课，也不会学好。当我回过神来，能够理智地思考、能够进入一个良好的自我调整的状态之后，我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回到比较正常的学习。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写。他们很明白地告诉我，他们支持我的做法，他们知道我绝对不会做出有辱国家的事情。他们在沉默中等待春天的回暖。

其实中国有一大批的人是不说话，是沉默的群众。他们有观察和思考的能力，现在正在观察思考的有深度的人，目前还没有发出一句话来，而浮在表面上的那层一直比较激动地在说一些话。

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在当前的严峻局面下，无论是“达赖集团”还是中国当局，都必须以合格政治家的坦诚胸怀，拿出足够的勇气、表现出最高的政治智慧，将会谈切实进行下去并获得成果，以达致双赢、造福于该地区所有藏汉民众，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哪一方都义不容辞。

双重思想是由乔治·欧威尔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四》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同时保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比如说谎并且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当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记起自己是在撒谎，却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

双重思想是由乔治·欧威尔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四》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同时保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比如说谎并且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当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记起自己是在撒谎，却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 举例来说，人们必须忘记64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又必须记得，那天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否则就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双重思想对于统治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它可以让你自我审查之后再忘了有过审查，让你今天支持东风明天支持西风。在《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利用这个思想不断的改变敌人和盟友的关系，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 有很多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双重思想，从这里的留言就可以看出来。这位说国外也有弊端，美国也有弊端。于是他刻意的忘记了，在美国，胡佳不会因为那几篇文章坐牢，我也不会因为那篇文章而被定性为汉奸走狗。他还说因为辩证法，有反对就有支持。他支持奥运会，所以到我这里骂我不该反对。于是他又刻意忘了，有支持所以有反对，为什么我不该反对呢？又有一位直接要求我不要怪他不文明，粗口骂人。于是又马上刻意忘记了自己刚刚骂过人，说以一个文明的姿态去接待所有外国客人。或者是我理解有偏差，文明只是对外国客人的吗？ 这些是个人的双重思想，国家也有双重思想。而且，国家在很多时候甚至打着辩证法的幌子双重思想。共产党曾说社会主义有着更高的民主自由，又说没有自由是不受限制的。于是可以打着自由的幌子反自由。外交部说：“你自己不参加奥运会，还要借什么政治理由，你自己离开奥林匹克大家庭，损害的是自身的形象和利益。”于是忘记了自己因为政治原因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外交部又说：“《泰晤士报》把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相提并论，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侮辱。”暂且不谈中国外交部如何代表世界各国人民受辱，奥运火炬传递是由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始的，目的是宣扬自己的繁荣昌盛。那一年奥运会好大喜功，声称要办成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历史上耗资最高的奥运会为莫斯科运动会，90亿美元。而北京奥运会仅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就可能达到900亿人民币。德国当时反对体育与政治挂钩，反对各国抵制。[来源]人民日报说反对西藏独立，却刻意忘记了在1949年8月14日发表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将蒙古替换为西藏，就会发现有多么讽刺。

一个月来的西藏问题证实了Michel de Certeau的那句名言：“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作为后现代政治的一个典型场景，双方的冲突集中围绕着一系列象征和符号（旗帜、火炬、口号等），他们所争夺的其实是对历史的阐释权。为事件下定义已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权力。

那么，当地人又如何看待这些外乡人呢？我们可以考虑当初中国人如何看待外国人。汉藏两民族虽然文化上有差异，但都经历过封闭时代，因此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做类比的。八十年代，当开放成为一种政策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大鼻子们仍然拥有着好奇心，同时又无比友好，但当长期相处时，却又会出现一定的冲突。 这种冲突如果经过一定的压制，如同在晚清时期那样，再突然变成一种社会运动爆发，自然会造成更大的痛苦，这也是文明冲突的形式。 至少在目前的高原上，虽然冲突不可避免，但双方似乎又都知道，历史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只能在现在的基础上向前。极端保守的人只是少数。

虽然这位中央大报的女记者哭哭啼啼东躲西藏最终逃过此劫，没有像她文章中描述的那位女商人一样被投入监狱，但是它却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有可能在劫难逃，至少是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内乱边缘。

中国依然是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央号令地方，地方服从中央；但是在功能和内容上，整个国家机器已经被分割成无数块隶属于各级官僚的私产，成为各级地方官僚对上玩弄中央、对下欺压百姓的私人工具；实际上的中央集权国家只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强大躯壳。并且此种情势愈演愈烈，从最初“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那种中央政府的边缘化，直至发展到目前这种直接进入中央政府抓捕违背地方利益的各类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