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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精神病收治体制下，一个公民不需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和医疗鉴定程序，就可以被视作没有行为能力的人，被亲属和政府/官员送进疯人院。而且你一旦进去了，就很难出来，你越说自己没病，就越象精神病。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亲属在送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前需要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做出宣告。只有法院宣告公布以后，相关亲属才具备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资格，才能将病人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解释5·12大地震之后你发表的那些言论？ 　　余秋雨：5·12大地震展现了中国人在灾难中的大爱互助精神。这种精神没有经过动员、教育、辅导、启蒙，而是霎时涌现于全国各地，可见是一种民族本性的自然流露，属于“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最深刻的文化范畴。我曾经为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这个定义中，最关键的词汇是精神价值，因为哪种生活方式能成为习惯，正是精神价值一代代选择的结果。 　　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长期被掩埋，常常由“术”湮灭了“道”。这次全国救灾、全国悼念，感天动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那就是“止于道善”的天下大道。事实证明，这种大道并不存在于我们熟悉的文化话语中，而是深埋于广大民众的心底。这种深埋，不问年龄，不问籍贯，不问职业。这让世人对中华文化重新认识。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从前，有个人杀了警察，本来需要好多天才能检测的“精神病”几个小时就搞定说这个人精神正常。

法国《世界报》在周末期间刊登一篇对台湾文化多样性的介绍，题目是：“台湾：高技术和对精神信仰的追求”。文章介绍说，台湾是一个千神岛，是一个让人缓缓进入中国人世界的理想的大门，台湾小是小，但向参观者奉献了自己的多姿多彩，是传统和现代精神，野生的自然和发展到极致的都市化的精妙结合。台北市一点也不比它的“大姐姐”上海差，台北的道路宽阔，广告大屏幕和中文的店铺招牌比比皆是。文章还介绍台北的故宫博物馆有65万件珍贵的馆藏，台北周围的山水美丽，庙宇众多，台湾人拥有精神信仰和宗教崇拜。台湾有一万六千个庙宇，108个进行宗教默想的中心，其中最大的中心里有1600个和尚与尼姑长年生活，成为一个宗教城市，有特有的饮食，公园，印刷所，录音棚等等。西方的游客可以受到台湾的宗教机构接待。

中國左翼力量

中國人民的造反精神正在復興

文革一開始，紅衛兵就提出了要發揚“五敢精神”，即敢想、敢說、敢干、敢革命、敢造反，這是一種何等磅礴的大無畏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我們中國人民，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在百年衰敗的爛攤子上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依靠的就是這種精神！

生活的“意识形态化”，极大妨碍了我们中国人的民主精神的培养。

只有当民主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常识的时候，民主才是真实的。否则，不论经历多少次革命，民主仍是虚幻的。

你们要我做胡佳的思想工作，让他早日回归社会，我何尝不想他早日回家。但是我没有任何积极的机会，我连和胡佳写信谈谈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信件都要没收，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只剩下半条命在折腾，为了孩子努力活着。如果你们要我的臭皮囊而不要我的独立的精神和意志，那我要这副臭皮囊干什么呢！如果我的精神和意志消失了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法，对我来说我的臭皮囊消失了才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法。可是只有神才有权利这么做。我们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生命。世间的诸种罪恶，除了一个生命剥夺自己或另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还包括一个生命奴役另一个生命的精神和肉体。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直接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

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是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一个精神正常，且二十几年来一直遵纪守法，堪称楷模的人，仅仅因为警察依法盘查就对警察的同袍大开杀戒以作报复，照此推断，那精神正常的十三亿人岂非都是潜在的凶手？

　　终审判决出来了，回过头去看，赫然发现，那个被抓的造谣者第一时间造的谣，仍然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符合逻辑的“真相”，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

6、这件事发生后，张震同志很快的赶到了部队，而团里也组织特务连进行追击，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后来将其打死，立了二等功，回家了，但是隔了两年，最后得了精神病。

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渴望产生“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我们更需要有“当代中国的诺贝尔”。今天的中国人暂时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但还可以继续努力，而比这更属于当务之急的，就是学习借鉴这种创立诺贝尔奖者的精神。如果说获得诺贝尔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那么，学习这种创立诺贝尔奖的精神则完全操之在我，是可以从现在就做起的事情。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学习借鉴这种精神，在我们的社会里，也营造这样一种浓厚的氛围、完善的机制，来鼓励更多的人们像诺贝尔先生本人那样，热爱科学、献身科学，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而不是“官本位”、“钱本位”挂帅，使所有聪明才智之士都急于去考公务员或者下海经商，社会上最受尊重的是官员和老板，那些切实为科学、社会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却往往处于弱势而不被重视。

最近港大面试，在国内媒体引起轰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例，说明香港和内地高等教育的天壤之别。这里有两个看点：第一，面试主要不是一对一，而是六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第二，所讨论的问题，从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如何治理，到油价上涨等等，涉及的是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而不是书本上讲的“知识”。

港大的考官强调：面试的问题没有必要正确答案，就看你在讨论时怎么表现了。这和满堂灌的听话式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讨论班中，抢话题、不给别人留出表现机会的人，以后到了社会能成功吗？港大考官强调团队精神，道理也在这里。

其实，在中国，独立的博客媒体是有的，但要出现TechCrunch这样重量级（起码在国内属于重量级）的博客媒体，还有很长路要走。

1、中国缺乏有独立人格的媒体人，或者说独立精神的媒体人缺失。

TC关注创业，但不怎么关注中国互联网，一方面是语言的隔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还太缺乏创意，缺乏创新只懂抄袭的故事，TC不感兴趣，我们的读者似乎也提不起精神

上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逃避自由》作者弗洛姆说过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

互联网这个新事物的出现能否推进中国融入主流文明的进程，取决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能不能学会理性、负责任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学会对不同的、乃至完全对立的观点的容忍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自那以后，我哥再没来过北京。听家里说，他回去后就得了精神病，发病时摔东西打人。家里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待了一段时间，花了不少钱。 大概是前年回家时，我去哥家坐了会，看上去他气色还不错。听爸妈说，他精神病犯得也少了。

“为奥运安保创造安全和谐的治安环境”，北京警方目前正在严查暂住证。今天是第一天，因此偶一天没敢出门，生怕被当盲流被送到昌平挖沙子。各位在京暂住且没办良民证的朋友，最近一定要尽量避免去“机场、火车站、客运长途汽车站、高速路收费站等主要进京通道，以及流动人口聚居区、大型市场、建筑工地”（via flypig），实在不得已就穿得体面些，查暂住证的大多是以貌取人。

中华心理教育网总裁张纯: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分裂早期症状,具体到这两个学生的表现,又叫“ 物理妄想症”.“物理妄想症”现在有逐年增多的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使得人们的意识结构发生变革所致,主要表现是患者感觉被人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跟踪、胁迫、谋害等等.我建议他们的家人和老师发现后,应当尽早将他们带到医院治疗.

总有一天这会成为真的 天朝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当年看完黑客帝国1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有类似的想法。现在忙了，就淡忘了。都是太闲的缘故啊

王静梅称，杨佳出事后，她就被带到大屯派出所做笔录。第二天深夜，她被派出所工作人员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直属的精神病医院安康医院接受治疗。“我自己单独住一间。他们给我一些治精神病的药吃。”     7月16日，王静梅在医院给上海来的律师谢有明签了委托书，使其成为杨佳一审的辩护律师。她解释说，“当时是为了孩子好。我在这里帮不上忙，总得让孩子有个律师。”

我们有何等精神？除了四大发明我们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是上下五千年的内战不休么？是每次换朝更代便一把火把所有历史全烧掉革命么？没有，我们从来便没有科学精神，我们有的只是打到一切再踩上一脚的诡异心理：投机、自卑、嫉妒、恐惧、谄媚。

谁是范跑跑？每一个不愿直面震灾和苦痛的人都是范跑跑，每一家不敢直面震灾和苦痛的媒体都是范跑跑。这么说来，范跑跑倒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一类精神的象征。人人争当范跑跑，才是我们今天精神世界的真相。

范跑跑跑了，那还是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我们的评论家、我们的媒体往往在威胁到他们饭碗的时候，就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扪心自问，谁没做过范跑跑？谁没有在最需要我们张嘴说话的时候，抽身逃走过？范跑跑的职责是保护好孩子，那媒体和评论家的职责就是说真话，请问你们做到了吗？你们的境遇，总要比范跑跑当时的遭遇好得多吧？你们不跑，至少不会给头上的水泥板砸死，大家跑得不都是很快吗？

我们早已习惯了不去关注谎言本身，而去指责谎言者唇上的口红。我早已习惯了不去关注罪犯，而去研究罪犯身上的外衣品牌。我们早已习惯了不去关注社会中那些肮脏的游戏规则，而去探讨那些游戏中的奇闻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