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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民族主义为新的意识形态纽带，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引导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帝王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

二是向"一切向钱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突进，中共鼓励发财致富，整体性政党之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整体性国家利益分化为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又最终量化为权贵家族及个人德利益。

三是放纵物质上的奢侈消费和文化上的轻浮调笑。

為了盛事，全民被「含淚勸告」收聲。如果不收聲，就會失去說話權。比如說，「豆瓣」這個這兩年迅速壯大的文化討論網站，以同好者的形式匯聚了一個個自由暢談的小組，令人欣喜覺得這是網絡自由空間的拓荒地，但先是「文革小組」和「林昭小組」被封，繼而眾小組被勸諭毋論國事，接覑一系列所謂敏感實則只是在調侃的小組被關閉，像「和諧社會2.0」、「網絡第49號看管所」、「我們是社會主義的接班人」，最後連純屬搞笑的「悲慘新聞小組」也被封了，而極有影響的「北方周末」小組，有幾千個成員，剛剛也被勒令在奧運開幕前七天禁止發表新的言論。 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豆瓣網友寫了一篇《豆瓣已死》，說出了真相：「當初還想覑理解豆瓣，知道在這個偉大的國家，豆瓣也有不得以的苦衷，但到了最後，就變成了一種笑話。嚴要求、高標準在豆瓣得到了完美的執行，以至於在內地各大網站通行無阻的文章，到了豆瓣就會威脅網站的運營。」原來不只是官方壓力，更多的是自我審查，自我閹割。

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给学生介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好书，介绍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各种哲学思想，让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就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第二，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第三，高度重视艺术和体育教育。 w

原来作为老师，他们已经如此不习惯讨论问题。

同时具备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电脑的操作能力、对新闻的敏感和策划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创造能力、基于具体工作需要的实践能力，还有就是不断学习的能力和迎接挑战的精神。

如果共祖先就要在一个国家的话，日本和韩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归？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回归欧洲？人家南北韩分开了半个多世纪也没见 天天打仗。如果说共饮一江水就应该在一个国度，那埃及是不是要收复大半个非洲？加拿大是不是也应该加入美联邦？记得当初俄国人甚至把本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州七百多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回？另外一个疑问，有人会认为某个自治区如果独立了，会给那些军国主义国家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会在中国边界上 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将受到空前的威胁。其实刚开始说道分裂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国家教育的成功，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威胁见缝插针、无处不在。其实 想想，如果一些企图不良的国家仅仅是为了一块军事基地，到不至于这么费尽周折，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很便宜，稍微友好一下，就可把它们当东藏用。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同 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 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 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他与中移动打过数百场不同的官司；中移动曾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应对他的诉讼；他以一名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经济巨人面前获得尊重。他盯的是不法和垄断……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美国铝业(Alcoa)的拉美总裁富兰克林•费德(Franklin Feder)说，从投资安全的角度而言，巴西比那种一夜之间就可能天翻地覆的独裁体制要好得多。美国铝业在巴西投资了20亿美元用于开发水电、矿业和冶炼项目，这是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费德说，巴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决策速度每天都令他们倍感沮丧。大量繁文缛节使美国铝业在亚马逊的一个水电合资企业的牌照申请和建设过程已经花了10年时间，预计还要等到2010年至2011年才能投产。

表面上看，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政府预算由议会来审查，只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才算“合法”。但谁都知道，这种“合法”只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 “背书”而已。比如，中国“预算法”规定，财政年度是从1月日开始，这意味着，当人大代表们在3月间聚齐来批准预算的时候，政府已经“爽”了三个月了。

如果某个西方国家的官员看到如此情景，会感慨中国的官员实在太幸福了。在西方，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政府花钱，议员们会为每一分钱争得不可开交。而中国的议员们，几乎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中国官员的“特别费”有多少？上帝也不知道。因此上述学者们呼吁，可以先把那些不敏感的开销公之于众，那些特殊费用可以先不公布，但这样的改革也注定很艰难，谁愿意失去支配财富又不承担责任的乐趣呢？除非他是傻瓜。

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就非常明确了——那就是脚与鞋的关系——要以脚为本，而不能以鞋为本。应该改革、改造的是社会制度，使之适应和满足公众需要。不能让天下人“穿小鞋”——受困于制度；更不能让天下人“裹小脚”——受罪于制度。

当年毛澤東削足适履，把苏联的鞋硬套到中国的脚上。一曰计划经济，二曰民主集中制。计划经济如今已经被市场经济取代，民主集中制依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

改革开放之初，经改、政改两条腿本应同步前进。另人惋惜的是，经改长足发展，政改却长期滞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当社会各界提出政改要求，官方便以西方社会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予以驳斥，强调全盘西化会造成社会动乱。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大鞋”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小脚”，照搬照抄殆害无穷。

所以，我倡议，我们广大的炎黄子孙，特别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联手打造我们汉语言的欢呼用语，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它将在汉语言发展史上，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全国人民处于类似于宗教的狂热中，每遇毛主席出现，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喊得多了，渐渐演变成万岁，甚至有递进用语：万岁万万岁!

如果说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中国评委周曙光被拒出境是中国公民的悲哀，那么“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对于此事的报道则是中国记者和学者的耻辱。一个普通公民因为实践自己的良知与正义感而被权力肆意侵犯，中国年轻记者却老练地运用文革式笔法强暴事实，七零后学者大言不惭地为强暴寻找根据，为奴化教育提供理论背书

周曙光被拒绝出境，并不是德国之声"十分恼怒"才编造出"原因是中国担心'危害国家安全'"，而是周曙光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亲口对周所讲，德国之声亲自打电话到长沙市公安局求证周曙光被拒出境一事，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长沙公安局的人还骄横地对德国之声说，他们就这么决定了，"随便你们怎么写怎么报！"虽然周曙光早已是包括湖南在内的一些国安公安眼中的"捣乱分子"，但他从来不是"不法分子"，没有做过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以没有发生的"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预设有罪，剥夺周曙光出国旅行的自由，是对公民权的野蛮的践踏。

我们欢迎郑丘缓这样的网络评论员，虽然他偶尔也扔出一篇让人恶心的东西，那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他本人的爱好。郑先生是一个有品位的文人雅士，在新海川久了，常常慨叹自己命运的无奈。据说肃亲王对钦犯汪精卫说过这么一句：我若不是生在帝王家，也一定会成为革命党人。郑丘缓先生也常常这么说：我要不是因为找不到好工作上了评论员这条贼船，也一定要做草根这样的网络痞子。

一个郑丘缓倒下了，千万个郑丘缓站起来。一旦发生六四这样的突发事件，首先倒戈的无疑是郑丘缓这样的等待了很久的专制制度的掘墓人，没有谁能像他们那样了解这么多的内幕，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这个政权的黑暗和无耻呢。   郑丘缓生前没有看到的网络自由，郑丘缓生前没有得到的人格尊严，他的继承人会继续为之奋斗。

 我们的书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书，要复杂的多：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不屑于让老百姓搞懂。而大量的媒体爱国者和无数的愤青，一般不讨论问题，只争论对错。最后总是用占领道德制高点来对人进行审判。  这些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总是满怀革命的激情，习惯于快意恩仇。总让你感觉到一番渲泄后的茫然。没有人告诉你该如何做。  所以，中国的作家或者文人，只有在两极中生活：要么彻底娱乐化，什么都嘲笑一把，什么都不相信；要么想一些折衷的办法：借古喻今，如何能既说出自己的真话，又不至于冒犯现实存在的忌讳。

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

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西方人很关注藏人说的他们的文化被汉化。但是如何换成一个西方国家，会不会允许一个州、一个省为了保全自己的文化，不允许其他族群去居住。我想很多国家都倡导一种更大的融合

我有点儿担心的是西藏问题会不会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障碍，一个向后拉的力量

您曾经说人大缺乏合法性，您也建议共产党应当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允许他们与共产党竞争。您发表了这样激进的言论，还能够到德国来演讲，是否也是中国言论自由的一个例证呢？

这篇文章引起极大关注，但也惹来特定人士对其进行有组织的攻击，有愤青在《中华网》军事论坛发表批评帖子并得到许多跟帖，其中有不少是针对南方都市报的。北京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表示：“在网上的批评是免不了的，因为现在网民各种各样的都有，也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而且像这种帖子也不会被删。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的人士也在跟帖，就是使这种批评汉奸的声音更加强大一些，我觉得这是一种民粹主义，但却明显是受到官方支持的，否则那模多的网络警察为何不将这些帖子给删掉？”

“我觉得这些好像都失去理智了，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种文革遗风。其实这种情绪是一直都存在的，现在只不过藉这种时机爆发出来而已。”

我经常说和谐社会就是，和就是庄稼旁边一个口，就是大家要吃饱饭；谐就是言皆也，就是大家都可以说话，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也就是多种声音，言论自由，这才是和谐社会的真谛。”

关于中央政府处理这次事件的态度，我一直有一个判断，似乎把达赖喇嘛推到对立面去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在藏人面前批达赖喇嘛就是批判他们世世代代信封的神灵，这样的大批判只能让全体藏人从内心里远离中国。在国际上，事实证明，试图借助这次暴力事件给达赖喇嘛贴上暴力的标签是不可能的。从战略上考虑，这种拿达赖喇嘛的寿命来赌博的心理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既有风险也会失去全世界的民心。武力、文革式宣传攻势在国内很有效，但在国际上很难凑效，奥运火炬的麻烦就是后果之一。

建立在苏联意识形态上的这个巨大的画饼还有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不断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而不是国家认同。

「這反映的是中國政府對於言論的嚴格控制，」她說。「他們不希望我留下這類的紀錄，不希望我以真實的方式談論西藏所發生的事。這種聲音就是政府不想聽的聲音。」

她四歲的時候，她家庭搬到四川省的藏族區。在文化大革命最糟糕的破壞過後，學校重新開學，唯色與她的朋友們都接受漢文的教育。沒有一堂課用藏語。雖然她可以說藏語，唯色，就好像她那一代的許多人，從來未曾學習如何閱讀與寫作她的母語。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