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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苏联），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李光耀告诉邓小平说，新加坡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映：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我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党和印尼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在西藏问题上，能反省我们自己的失策吗？在奥运问题上，能检讨我们自己的失误吗？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尽管他的说辞给足了我们面子，我们真的不明其里吗？ 　　 　　那些鼓动国人不去法国旅游的留学生，你何不做个样子，干脆中断学业回国算了，再说文革中，咱们北京曾有过百十万人热烈欢迎在印尼雅加达、在香港、在莫斯科红场大显身手的中国人光荣回国的场景。 　　 　　对那些群发短信号召市民拒绝家乐福的朋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昨天刚巧去了那个超市，买回来的竟全是国货，那个超市养活着数百位中国职员，在那货架上数万种货物的背后，恐怕不会少于数百万的中国工人。

北京最新一期出版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刊载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李树桥长文《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忆述了赵紫阳沿海发展战略决策过程，说“赵紫阳同志一再强调，学界、部门、地方、基层的意见都要充分尊重，尽量吸取，这是保证中央正确决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文章盛赞赵紫阳“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科学决策的精神”。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可是这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这个园子，一个说要抢，一个说要烧，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比较起来呢，当时的中国的文化人真是有点糟糕，由于多年的一种疲惫沉淀下来的一种结果就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当然也和传媒有关系，完全不知道，当时也没什么传媒了，大家还在（此时画面被切换） 　　 　　 （下面即是被屏蔽的内容）可悲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文化人还沉浸在咬文嚼字、亭台楼阁等琐碎的事物当中，加上当时传媒还不发达，使得他们无法抓住社会变革的主流。圆明园的一场大火，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点燃了中国知识分子改革自身的烈火。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躲在英、法后面的是沙俄帝国，它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火烧圆明园”，却趁火打劫，从中国拿走了大片土地，那些土地的面积超过了法国和德国的总和。

本文版权归《人民日报》所有，同时向政治觉悟、爱国情怀极其强烈的《北京晚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为彰显《北京晚报》落落大方的工作作风，现将其4月11日发表的奇文贴出，一并鸣谢！另外，建议《北京晚报》的编辑们，以后再写文章，是不是先拜读一下前辈的大作。再怎么说也不能给首都新闻界丢人不是。

胡温执政六年，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和世界却经历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这场信息革命彻底改造了人类获取资讯和知识的传统渠道，颠覆着以上智下愚时代的各种政治游戏。事实上，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上愚下智格局∶民间社会的敏感人士，汲取资讯和知识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权者和当权精英。一年来，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象征性地与网民进行了第一次网上交流，说明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局的压力。此次人大会议前，温家宝在和网民交流时，一定听到不少尖锐的问题，他知道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大容易被"忽悠"了。

在常人的意义上，胡锦涛和温家宝都不是坏人，他们对弱者存有几分真正的同情心，但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他们信奉的奴才哲学，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道德和文化灾难。胡温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矛盾与危机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们以维持稳定为名，系统打压各种支持正义和公正的社会力量，把郭飞雄，陈光诚，胡佳这类社会良心当作社会公敌，而让贪官和各种黑势力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正是在胡温治下，官僚贪腐和黑恶势力勾结一体，成了气候，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制造了极大障碍。

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旧中国沉重的苦难，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鲜血从事艰巨的革命斗争，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天安门的情景，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繁荣景象，都教育着我，鞭策着

陈志武：其实，我觉得改革最大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社会，而不是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会说中国有没有民主不是那么重要，法制也不是很重要的，像刚才说的过去30年这些东西也发展的很快，所以很多人会有错觉，就觉得民主不民主、法制不法制，对于发展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生活的文化都没有什么影响。 但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因为现在对权力的制约体系并没有真正的成型，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而今年到目前来看，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于去年会增长40%甚至是50%。 所以在行政部门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跟其他的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面，征税权一般是被控制在国家的立法机构手中，这样的话在增加新的税种或者是调高税率的时候，必须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议员投票通过才可以增加税种、调高税率。 但在中国不一样，似乎很多部门都可以随意增加税种、调高税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也帮着他们找接口增长各种各样的税收名义和品种。 但是，这样做以后没有几个人真的去问，政府拿到这么多的税收以后在干什么，是不是政府每收上去1块钱又给民间社会回馈1块钱的服务，带来1块钱的好处？

中國左翼力量

中國人民的造反精神正在復興

文革一開始，紅衛兵就提出了要發揚“五敢精神”，即敢想、敢說、敢干、敢革命、敢造反，這是一種何等磅礴的大無畏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我們中國人民，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在百年衰敗的爛攤子上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依靠的就是這種精神！

公安部长孟建柱在拉萨说，达赖喇嘛“早已不配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孟建柱从3月23日到24日在视察西藏时讲了这番话。香港亲北京的报纸援引孟建柱的话说，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说不搞暴力，拉萨3/14事件再次戳穿了他的谎言。

中国作家王力雄起草的“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已经有180名知识分子签名。文章说，类似西藏地区中共领导人所说“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那类文革语言无助于事态的平息，也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像。

鲍彤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在重大事件上有不负责任、任意判案的历史性传统。第一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判为罪魁祸首。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赵紫阳被判为罪魁祸首。现在把达赖喇嘛判为拉萨事件的罪魁祸首，使人无法不联想到当年的轻率、武断和将错就错、坚持错误的实践。 鲍彤说，和谐就是化乾戈为玉帛，不能靠封锁，靠武力，当务之急是和达赖喇嘛对话。这是上上之策。作为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达赖喇嘛是唯一有望主持达成藏汉和解协议的藏民领袖。

你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对什么是合法和不合法理解不同。我在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实质正义，比较忽视程序正义。这样，一方面，经数人头产生的领导其合法性也可能受到置疑；从另一个角度看，未经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如果被认为德才兼备，也可能在大众看来具有合法性。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也会导致托克威尔所谓的拉平的状况，即平等化的过程，也会引发权威合法性的问题。

后注：不过经过很多思考，越发认为美国的模式，中国可以借鉴，如果照搬一定会乱。美国有自己的历史，有来自欧洲的文化传统，有两百年的无数次轰动全国的高等法院判决推动复杂的进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沿革更加复杂，更漫长，我们的任何思考变革，一定要顺着这个地方的一条主线前行；两条线，只能相互借鉴，却不可照搬。

这就好比媒体问你，你对印尼的海啸有什么看法，你说“，印尼人民对我们不好，所以，一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但是后来，我看见海啸的惨状，我的朋友也对我说，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我一想，然后哭了，我就认为我开始的想法是有问题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训。” 结果第二天，你发现除了原始的媒体以外，其他的媒体只采摘了你的两句话，就是我很高兴和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你作何感想。

在地震中，我们那么重视生命，哪怕过了理论存活的时间也不放弃，能救一个就救一个，那么，对于这个至少还知道反思自己的外国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将她推向对立面去，而不是能救一个就救一个呢。

如果我在家里，看客们可以认为我没有行动，如果我去了灾区，看客们可以认为我去添乱

深刻领会了胡主席“以人为本”和温总理那句“是人民在养活你们”的精髓后，已经开始觉醒，并逐渐在向公民蝉变！

老毛同志早就找到了，不是发动文革，利用民众来排除异己和贪官污吏，而是让人民起来监督他自己和他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没有实质意义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他的共产主义理论被中国人拿来取代孔孟之道；其实那只是一件外衣，骨子里还是“大同世界，王道政治”那一套，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而已。只要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文革中的暴力行为所遵守的并不是激进的革命原则，而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礼教。至于大跃进，那是隋炀帝早就干过的，人民公社则是朱元璋的发明。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鼓励儒家文化的复兴，以求填充马克思主义没落之后的精神空虚——尽管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最大的偏见就是他们竟然以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列学说，视媒体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从根子上就不认可新闻独立的价值。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呼唤，乃 是为了批评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真的要实行这套主张。在毛泽东眼里，报纸只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手段，因此媒体必须牢牢掌控在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事实上，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已经摸索出一套党管新闻的办法和控制系统。1949年建政后，借鉴苏联经验，这个系统被进一步扩充、完善，成为“新中国”新闻制度的基础和运行框架。

汪洋书记前脚一走，你后脚就极尽歪曲侮辱之能事，口吐脏言，故意曲解、诋毁、侮辱汪洋书记曾经主政过的重庆市的形象，否认汪洋书记曾经辛勤工作过的那片热土，和那里勤劳、智慧、勇敢、耿直、善良的3000多万重庆市民。

你的破笔和脏口在玷污重庆市形象的同时，也影响了广东媒体的声誉，你的臭味和丑态，也败坏了你所藏的城市的形象，也违反了解放思想的大格局，是你这样昧着良心解放思想的？！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

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