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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条明显悖理的法条，可却堂而皇之地载在我国刑法上。如果严格执行，则中国许多国民将被定罪。而模糊执行，则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行选择性合法伤害 提供法律依据。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有太多人每天都在和境外交流信息，而信息自由是明载于《联合国人权宣言》里的。这样明显侵犯人权的法条应该 立即从法律中剔除。并且，应该审查过去立法中，有没有其它侵犯人权的类似条款。这对国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没有人权保障的国家里，人人都有可能随时成 为权力的牺牲品。

2001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情报"做了司法解释，即"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依照规定不宜公开的事项"（由此亦可知，"情报"不属 国家秘密，否则就无须再对"情报"做解释了）

　　 由是可见，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情报"是一个十足的空白概念，它象一个突然从坟墓里钻出来的阴影，或者象一个猪、牛、狗杂交的怪胎，无人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布拉格）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我有幸是其中一员）发布了77宪章。宪章里我们呼吁国家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通过宪章，我们还阐明了我们的信念，即，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道工作，通过我们夙夜匪懈的努力，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

2008年的中国和197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不同的。与30多年前我的国家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更为自由，更为开放。然而，中国当局对08宪章的回应在许多方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当年对77宪章的回应十分相似 。

事态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感到十分伤心。我很挂念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自从丈夫被拘押，至今他们没有让她和丈夫见过一面。中国政府应该好好学习77宪章运动的教训：即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的对话。中国政府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只有这样才能表明北京已经接受了历史的教训。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在某些世俗国家中，有在比例上相当多的人信奉一种宗教（如土耳其）；而某些则有很大的宗教多元性（如印度）。有些国家在建国时已自我定位为世俗国家（如菲律宾），也有些是经过世俗化才成为世俗国家（如法国），还有不少的政教分离国家。在历史上，世俗化的进程是由给予市民宗教自由开始、再而废止国教、停止使用公帑资助宗教团体、使法律脱离宗教的控制、开放教育系统（而不强制任何宗教）、接受市民改变信仰、以及是容许信奉不同宗教的人担任政治领袖的。此外，原有的宗教假日不受到影响，而公众机构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宗教团体的影响和控制。

　曾经看过一个黑色幽默：我有10平米的居住面积，我的邻居有90平米，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50平米，后来我仍然只有10平米居住面积，邻居有190平米居住面积，我们人均居住面积成为100平米，社会大大地进步了。现在那些最弱势（30年的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的阶层已经没地方出卖自己的劳力了，他们的收入从100块降低到0，而我们的特权阶层会严格按发改委的指示从900块涨到1200块，相信明年的统计数据出来，我们的人均收入又上涨20%.加薪之后，由于货币供应出现大规模增长，首先出现通货膨胀，同时由于基本生活用品市场的萎缩，按照经济规律，资本会向奢侈品制造转移，基本生活水准会进一步下降，农民工和中國大多数的所谓白领好容易用几年血汗换来的积蓄双重贬值，这或者就是最新有中國特色的幽默。

   一切都是从1989年6月3日晚上的一夜枪声开始的，那一夜不仅成了许多人命运的转折，也成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命运的转折。甚至共产党也是在那一夜彻底蜕变。

以评论中国政情为主的香港政论月刊《开放》杂志今年10月号出版后，发现被人选择性窜改，其中每期的主打栏目“北京消息”的三篇文章遭到窜改。其中包括独家报导“御用理论家围攻温家宝”和当前的若干敏感话题，如毒奶事件与中南海食品特供、国际记者联会指责中共禁止采访毒奶事件、中国女体操选手年龄丑闻以及胡锦涛访问韩国闹笑话等等。

蔡咏梅还表示，这次事故发生后，曾请教过不少熟悉电脑技术的行家，以及根据读者的反映，足以认定上述窜改不是电脑病毒或技术故障所造成，而是人为所致, 而且作案相当有心思：不触及大小标题等易发觉之处、不改变版面行数，只改动内文, 并选择付印时间紧迫的最后一个印张，以致猝不及防。“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现场资料是被人动了手脚的，就是人为的一个行为”。

这篇社论提出了一组标准，可以用于衡量基于科学的创新的成功。这包括“不端行为标准”，用于评估欺骗、伪造和剽窃是如何接受调查和惩罚的，以及机构是如何鼓励良好实践行为的。 社论还提出了一些标准，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评审、资助、招募和提拔政策的透明度，以及评估科学政策的国家框架的标准。这篇社论说，还需要一组标准用于衡量“开放性”——对国际伙伴关系和公众批评的接纳程度。

你们不可能有将来，你们的将来就是没落，你还在找将来，太好笑了

上海虽然也在发展，但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像样的建筑。建筑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气质和体系，国家大剧院开了一个好兆头，出现了几个好建筑，这来自一种开放心理。

就差一点，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在我们得了第一名之后，仍然给中央写信，他说他来做能省多少钱，把鸟巢改成方形又能省多少。没有考虑这个提议，因为首先是时间的问题，其次是面子问题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改来改去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保持了原设计，要不然哪有今天的鸟巢。

这位作者难道是90后的日本人吗？这么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爱国教育，自古就有。尤其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的一代人在血与火中接受了最大的爱国教育。1949年，中共主政，中国即全面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更多的宣扬和平与发展的概念，尽量减少民众对不愉快历史的仇视。中国与世界、与西方的关系，终于走向了和平与理解。我们可以肯定说，最近30年，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高涨走向衰弱的过程。 　　读卖新闻的这篇文章说，最近上演的民族主义似乎已经超出中国领导人的控制。最近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有趣方面是，它们似乎主要是由互联网信息和电子邮件交流驱动的。截至6月，中国有大约2.53亿互联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而大部分的网民都是支持民族主义事业的年轻人。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有一个叫厄普顿·辛克莱的人写书反映：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这本书。看到这里，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在咀嚼的食物吐出来，顺手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扔出了窗外。 　　接下来，他没有去成立什么“特供中心”，而是敦促国会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上，是我们的制度允许有“特供”，而美国的制度却不允许。 　　美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看来，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必须学习民主制度的时候了。

据海外博讯星期五的报导，北京当局向世界各国否认中国限制媒体报道的同时，正紧锣密鼓的加强了国内媒体的控制力度。中共中央宣传部8月上旬发出文件，要求奥运期间禁止报道包括：禁止预测运动员获奖牌数量、禁止报道北京的警备状况、禁止报道中国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新闻以及禁止报道在奥运各公园指定抗议地点发生的抗议活动。对此，浙江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向本台表示，虽然他不确定当局是否真的发布一份这样的内部指引，但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检视当局对国内媒体是否开放：“有些突发事件妳可以看看报纸，比如各省的党报看看他们对突发事件是否有报导，如果报导，是否是新华社的稿子？还有布什总统到北京去，他也到了教堂，做了礼拜，妳就看它们是否有报导？新华社的报导就说布什和胡锦涛见面了，关于后续的报导及评论是否有？由此可见，如果官方说的是有道理的话，那为何报纸什么的都是千篇一律发新华社的消息？”

北京奥运开始不到一星期，共产党治下的现实与中国在奥运前所做开放和新闻自由的承诺之间的矛盾，就令人不快地暴露了出来。

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说法，他申请示威，以求推动公众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政治，并反对腐败和滥用权力，结果在他去警局查询申请进展的时候遭到拘留。

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算意外。但是，国际奥委会对待自己7年前从北京得到的人权和新闻自由承诺的随便态度（它在监测北京的不良空气质量方面做得稍好一些），让整个奥林匹克运动难堪。

其实，有关“中华台北”这个名号，有着更远的渊源。渊源来自于台湾文化界、教育界、政界名人沈君山先生。沈先生最早对我提及此事，是在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旁边，那应该是2001年的夏天。在和沈先生的把酒闲谈中，他提到了体育政治中“中华台北”这个名号的由来。

1979年， “四人帮”垮台不久，中国大陆刚对外开放。当时在加拿大举行了一个国际天文学会议，大陆派出的代表团负责人是中国天文学会会长张钰哲先生，台湾代表团的负责人就是沈君山。沈毕业于美国普度大学，是学物理的。说来也巧，沈君山与张钰哲两家还有一点渊源，因为张认识沈的父亲。

对于此次“通信”是否有高层意图在内的各种猜测，谢登科不予置评。他仅表示，新华社每年都会有特定的策划报道时间，比如半年总结或者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等，内部都会策划，而采访时也会到各个部门进行核实。这次的《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之所以出炉，是有其必然性的——今年的经济情况非常复杂，而股民开户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2亿户，股市已经影响到了全民，再加上地震、冰雪灾害等突发因素，市场需要客观、公正地认识股市。 “讲透成果又不回避问题是我们写作的初衷”，他告诉记者，新华社作为国家级通讯社，在股市遇到如此多问题的时候，是有义务回答一些质疑和问题的。“我们想要表达的是，虽然16年来股市的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问题并不因为指数上涨到6000点上而隐蔽，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不会因为暴跌而被全盘否定。同时，我们呼吁股市的各个方面能够愈发地成熟起来。”

那么，当地人又如何看待这些外乡人呢？我们可以考虑当初中国人如何看待外国人。汉藏两民族虽然文化上有差异，但都经历过封闭时代，因此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做类比的。八十年代，当开放成为一种政策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大鼻子们仍然拥有着好奇心，同时又无比友好，但当长期相处时，却又会出现一定的冲突。 这种冲突如果经过一定的压制，如同在晚清时期那样，再突然变成一种社会运动爆发，自然会造成更大的痛苦，这也是文明冲突的形式。 至少在目前的高原上，虽然冲突不可避免，但双方似乎又都知道，历史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只能在现在的基础上向前。极端保守的人只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