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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世俗国家中，有在比例上相当多的人信奉一种宗教（如土耳其）；而某些则有很大的宗教多元性（如印度）。有些国家在建国时已自我定位为世俗国家（如菲律宾），也有些是经过世俗化才成为世俗国家（如法国），还有不少的政教分离国家。在历史上，世俗化的进程是由给予市民宗教自由开始、再而废止国教、停止使用公帑资助宗教团体、使法律脱离宗教的控制、开放教育系统（而不强制任何宗教）、接受市民改变信仰、以及是容许信奉不同宗教的人担任政治领袖的。此外，原有的宗教假日不受到影响，而公众机构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宗教团体的影响和控制。

这是一部带有浓烈宗教精神的反思力作，书中的每一行都是苦难，而且是让人难以想象的绝对苦难，但作者没有夸张、放大，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炫耀苦难和用苦难贴金，而是在对制度性苦难进行毫发毕现的描绘的同时，对苦难的根源作出了痛切而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是针对斯大林制度，也是针对受害者群体。邪恶在俄罗斯的畅通无阻，即使受害者群体不是残酷而卑鄙的，起码也是懦弱而愚昧的。看当时的苏联，人们不敢活在真实中，客观上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帮凶；看俄国的历史，俄罗斯变成共产苏联的过程，既是崇尚暴力革命和迷信恐怖手段的结果，也是企图建立地上天国的世俗狂妄的结果。当俄罗斯的大多数民众放弃托尔斯泰主义而选择列宁主义之时，俄罗斯变成苏联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要知道，拉萨的公共场合是看不到达赖像的，但每一位藏民心中都有一个达赖，这种现实是否让执政者有了心结。

中共犯下的错误，在西藏也犯下了。问题是，中共一直没有公开承认这些错误，西藏人对你在内地的政治变化也不了解，他们会原谅你吗？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恐怕依然是把宗教当作毒药的。所以我们老是宣传说，西藏人民现在的日子多么红火。西藏的经济建设水平提高了许多，这点不假，但问题是西方老盯着你的是宗教问题啊。所以我们和西方是鸡同鸭讲，无法沟通的。这一代中共官员，比英若诚那一辈相比，文化欠缺很多，导致西藏的问题僵化甚至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