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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VIP的奥运门票大概和天价月饼一样，是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特殊现象，反映了社会资源的分配现状

此前的"天价月饼猜想"再次浮现在脑海。天价月饼这种"畸形产品"的存在，与奥运VIP票有几大共通点：　　第一，自己享用的效用常常低于流通价值，后者随时间推延迅速递减，导致送票与送月饼一样，是与时间赛跑的行为。（这也是笔者得以如此幸运，在“鸟巢”马拉松开赛的七个小时前，即上周六的深夜，会撞到贵宾包厢票的主要原因。）　　第二，边际效用迅速递减，而资源向高端人群严重倾斜，高端人群没有动力使用市场机制转让。用人话来说就是，少数有票的不稀罕，也懒得卖。　　结果便是，空着的贵宾包厢。■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保持10.6%的稳固水平，但对香港和内地股市来说，昨天并不好过。经济数据导致人们担忧，政府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遏制通胀并给经济降温。

股市收盘后，中国央行宣布今年第三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试图抑制流动性和信贷增长。

中国的通胀水平仍然居高不下，3月份达到8.3%，略低于2月份创下的8.7%这一11年高点。

不过,大唐移动一直不承认自己拖了TD的后腿.去年,大唐移动一内部员工将矛头对准中移动,“中移动对何时上TD并不紧张,而是经常找茬,挑瑕疵,不等十分成熟,绝不商用,以便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但大唐移动作为TD的主要推手,是否就真的尽到了责任?这次的社会化测试和试商用,狠狠地打了大唐移动一记耳光.在问题接二连三地暴发后,它也没有了过往的强势,其总经理谢永斌近日表示,希望市民以宽容心态体验TD,毕竟目前网络覆盖还需继续完善.

不得不承认,我国在发展自有3G技术切入时间太晚,而国企背景下的大唐,在严重的内部权力斗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能量,这也影响了TD的进程.目前,TD的技术成熟度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导致其在本土及全球推广这一技术面临极大的困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4G标准上.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中共智库正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间表。由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编写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至少需要60年，到2040年才能完全转型成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从1979年改革开放算起，仍需30多年的奋斗。 　　《攻坚》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学者主编，共收录《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10篇，在去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期间，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出版，但一直到最近才开始公开售卖。据本报向北京的大书店了解，该书要多等几天才上架，但网上书店已经接受订购。

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就非常明确了——那就是脚与鞋的关系——要以脚为本，而不能以鞋为本。应该改革、改造的是社会制度，使之适应和满足公众需要。不能让天下人“穿小鞋”——受困于制度；更不能让天下人“裹小脚”——受罪于制度。

当年毛澤東削足适履，把苏联的鞋硬套到中国的脚上。一曰计划经济，二曰民主集中制。计划经济如今已经被市场经济取代，民主集中制依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

改革开放之初，经改、政改两条腿本应同步前进。另人惋惜的是，经改长足发展，政改却长期滞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当社会各界提出政改要求，官方便以西方社会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予以驳斥，强调全盘西化会造成社会动乱。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大鞋”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小脚”，照搬照抄殆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