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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被告认为，查验公民身份证是公安机关为缉拿犯罪嫌疑人而实施的刑事执法行为，不具行政可诉性。庭审中，被告出示了2007年10月前后公安部发布的五份刑事通缉令，并称其查验原告身份证的行为是依据通缉令上所列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结合执法民警的自由裁量判断实施排查。

然而，我们谋求促进的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仅属于美国的价值观，甚至不仅属于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它们是包含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的深刻的人类价值观，而中国在谈判起草该文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普世价值观得到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的认同。

为实现让我国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而且远未终止。然而，我们的三权分立，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最重要的是，热切的美国爱国人士的公民勇气──例如马丁·路德 ·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等，他们勇于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信念，批评我们的政府，即美国政府──这一切促使我们始终保持我们的建国理想以及我们的国际人权义务。

再次感谢你们今天上午来这里听我讲话，谢谢你们的盛情接待，谢谢你们愿意听取我的观点。我们开始对话吧。

我们知道，贵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是，政府要努力听取和回应公民的关注，例如对腐败的关注，与此同时，政府在努力把中国的新财富进一步扩大到农村地区。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国公民在行使国际公认的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方面仍然面临限制。即使是在政策事务上，允许不同观点及其自由表达其实是形成最佳政策的一个途径；让公民抒发不同观点、甚至反对意见，能够使公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感到他们与国家的前途利益相关。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以及征地拆迁、补助发放，无不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无不关系群众的生死安危

值得一提的是，地震发生当天，北京、上海、重庆、贵州、河南等地的政府部门，针对当地群众的疑虑和恐惧，及时发布信息稳人心、辟谣言。

事实上，直到最近的１１月２１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等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灾后重建的各项数据，包括住房重建、救灾资金到位的情况，特别是过冬棉被的缺口仍有３３万床。

１１月３日，重庆市主城区发生了大规模出租车停运事件。１１月６日上午１０时，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四楼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主城区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驾驶员和市民代表进行座谈。

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襄汾溃坝事件、瓮安事件和四川广元“蛆柑”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部门或者故意隐瞒真实信息，或者听任谣言散布，终于尝到了忽视群众知情权的恶果。

典型事例：律师郝劲松要求公布“华南虎照”的相关信息，广东深圳公民吴君亮要求市政府公开财政支出信息，辽宁沈阳律师温洪祥、安徽合肥章先生要求相关部门公开招待费信息……

正是这些“好事者”点燃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把火”，触动了那些对信息公开神经麻木的人。为什么会有“好事者”，就是因为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公民申请信息公开屡碰“玻璃门”，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公开信息不积极，走到了被公民“倒逼”的地步。而不积极的态度背后是什么？是“不宜”公开的既得利益：公车购置费、公款招待费、征地拆迁费……

他（她）在上海地铁上捡到的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浙江温州、江西新余官员出国考察的路线图，更有江苏张家港一个“领导太太考察团”的相关信息。

　　 上面牵涉到"情报"的六个问题，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究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宪法还是仅仅只是某个利益集团的"王法"，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老百 姓究竟是国家的公民还是权力者的臣民，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究竟是得到国家保护还是不受国家保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认真、负责、及时地予以答复。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高高在上，蔑视公民，对公民的合法提问不屑理睬，那么，你们就 是在无声地宣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中国人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申请书是在2008年12月30日全部寄出，到1月4日，就不正常了。一些收到申请书的单位问我是不是间谍，把我当成了间谍，认为我在收集情报。家门口也突然出现一些陌生人，晃来晃去，打听我的情况。我告诉邻居，再有人打听，让他直接去我家。还有把我当成要账的，什么反应都有。

不是避重就轻，就是“没有公开依据”，没有实质回复内容，让我很不爽。

要多少“间谍”推动，才可将国家的一项法律法规深入“官”心?

“刺头”王清勇尝螃蟹，舍身普法，宁负“间谍”之名，也要将官场暗箱看清，这股不依不侥的劲，正是时下最稀缺但却蓬勃兴起的公民意识。针对那种间谍之天方夜谭般的指斥，让我们以公民的名义，狠啐一口——“呸”!

王清的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但是，王清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三公”消费不能再“潜伏”下去。“三公”吞食着公共财政，滋生着腐败，抬高着行政成本……唯有公开，才能监督；唯有透明，才能遏止。

辽宁有一个区的“公仆”，他一年的“车补”就达七、八万，相当于普通老百姓天天加班加点苦干加巧干一年甚至二年的工资。这 “车补”就是给媒体“三公”出来的消息，难道教训还不深刻?

“我们自己就能有感受，比方说，你电脑用了三五年，我问你，你电脑里都存了什么东西，你可能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你从网上下载东西，下载一遍，下载两遍，下载三遍，你存的过程中就可能不知道存哪儿去了？”周汉华认为，有的时候，政府可能真的不知道信息“应该到哪儿去找”，当然也不想信息“不存在”的事情闹到法院。 “当然，有些情况下，也不排除政府就是为了掩盖，为了拖延，故意不给你。”周汉华说。

“从广义上解释，33条第一款并没有说不能起诉，第二款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自然也可以起诉。”许志永说。

8月25日，公盟致信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对《条例》第33条作出司法解释。

“据我所知，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拟定司法解释。”许志永告诉记者。而另据媒体报道，《条例》施行两个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过一次研讨会。该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透露：“最高法院已经委托上海高院在作调研，《条例》司法解释第一稿已经出炉。”

《条例》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湖南省汝城县5位市民，向县政府申请公开“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 ”的信息，遭当场拒绝，理由是：“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

几个月前，四季青镇居民朱福祥也曾就拆迁之事申请过信息公开，未果。之后，朱满怀信心地向海淀法院起诉，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受理”。

“为什么不受理？”朱福祥一脸疑惑，他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其中第33条第二款写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发生这种结果，是因为在理解上存在偏差。许多法院对第33条的理解，还局限在字面上。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产生歧义。”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公盟研究员许志永告诉记者。

区别只在于，数个月后，类似的诉讼，海淀法院已经开始受理。 “该案是一个极好的开端。”许志永表示，过去海淀法院驳回过多起类似案件，在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公盟，记录在案的就有好几起，都是“不予受理”。“不过现在开始受理了”，尽管诉讼结果还得等待，“这已经是一个进步”。

民权团体公盟认为《条例》第33条存在“非常关键的歧义”，理解上的偏差将绝大部分政府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的调查，截至8月底，某直辖市两级政府收到的申请信息公开的数量为1080 条，其中，得到满意答复的占到50.8%；有17%的申请被告知信息不存在；21.3%的申请被告知为“非本行政机关掌握的信息”；另外5.7%的申请被要求“补正手续”；明确告知申请人信息不予公开的占到4.5%。

根据马怀德提供的数据，自《条例》施行后5个月内，该市因申请政府信息引发的复议案件只有7起，而因为对复议不服，或者直接对政府的处理不服提起诉讼的案件只有3起。

崔凤燕足够幸运，该案一经提交，法院即予以受理。

兰靖远、朱福祥、崔凤燕等人已经能将这部只有38条的《条例》许多条款倒背如流。在7月份由公盟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许志永介绍朱福祥时，称他“自学法律成才”。

兴奋地发现，《条例》出台后，似乎为征地、拆迁纠纷找到了一个进入法院解决的突破口。按照相关规定，之前这两种纠纷只能在政府解决，法院一律不管，“现在依据《条例》，也能进法院了”。

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认为遇到这样的境况“并不奇怪”。在7月份那次研讨会上，周汉华将美国与英国的信息自由法拿来与中国作对比，“美国1966年就制定了信息自由法，但是，直到1974年，这个法基本上没多大用处，带来的冲击太大，官员观念、制度的准备跟不上。而英国2000年信息自由法刚通过时，也暂时只局限在‘主动公开’这一块，‘依申请公开’是在5年之后才实施，他们觉得，一开始就搞依申请公开，困难太大。”

四季青镇政府给他的不公开信息理由，“涉及第三方利益”，一度令兰靖远哭笑不得：“我的土地，怎么就牵涉到了第三方利益？”

原本绝大部分应当受理的“信息公开”案，实践中情形却是多数“诉讼不立案”。这些，在许志永看来，是因为有《条例》第33条的存在，才使得是否受理变得模糊不清。

其实，暂不论该种理解正确与否，仅是存在的现状，就从侧面反应出“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对“信息公开”诉诸法院的审慎态度。

对此，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则表示不太认可，他认为政府完全具有“信息公开”的能力，不仅有这个能力，“有些政府还有能力将信息卖给商家，我们经常收到的垃圾短信，可能就是相关部门泄露用户资料牟利”。 通过政府卖信息给商家这件事，郭玉闪觉得政府的信息收集工作“并非无章可循”。而在这种思维下，对第33条的理解，则会与之前的理解截然相反。

20世纪中国，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胡适及其追随者。要是说老一辈的思想家因脱离中国专制文化的母体未久而有种种缺陷，理应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惋惜的话，时下反自由主义的那帮人，则实在不敢恭维。广东人称西学、中学两头都不通的人为“竹篂（竹筒）仔”，准确生动刻画了此辈的形象。

知识阶层中仍然有一些人尚未懂得，西方非主流文化中的极端思潮在其诞生地有挑剔、净化主流文化之功，传入东方蜕变为主流，会引发巨大祸害。任何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状态，提高人民福祉，必须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有些吃过几天洋面包的学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通识教育，应该补习世界和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我总是那么乐观？我深信人性；或者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独立宣言》说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 不可转让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都是人性。自由、平等带来快乐；没有人生来就爱当奴隶，当奴才。三纲和计划经济制度培育出奴性，靠的是在暴力支撑下的闭关锁国。一旦接触外部世界，享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某些自由，生命的威胁减少，生活开始改善，人性的复苏便势不可挡。一股巨大的要求自由和幸福的潜流已在中国形成，它会在各个领域逐步冲决一切网罗。为此必须逐步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制度——法治、民主、宪政，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过程是长期和曲折的，但要回到官长控制一切的时代肯定不可能了。

没有民间自主力量的参与，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现实的。

由南至北自发起来赈灾的民间力量令人鼓舞，会不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呢？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培育“第三部门”的土壤呢？

“民告官的结果是令人悲哀的，很少有胜诉； 但它的过程是令人鼓舞的，把违宪违法的行政、司法机关及官僚押到被告席上，让他们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受到审判与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