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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申请书是在2008年12月30日全部寄出，到1月4日，就不正常了。一些收到申请书的单位问我是不是间谍，把我当成了间谍，认为我在收集情报。家门口也突然出现一些陌生人，晃来晃去，打听我的情况。我告诉邻居，再有人打听，让他直接去我家。还有把我当成要账的，什么反应都有。

不是避重就轻，就是“没有公开依据”，没有实质回复内容，让我很不爽。

要多少“间谍”推动，才可将国家的一项法律法规深入“官”心?

“刺头”王清勇尝螃蟹，舍身普法，宁负“间谍”之名，也要将官场暗箱看清，这股不依不侥的劲，正是时下最稀缺但却蓬勃兴起的公民意识。针对那种间谍之天方夜谭般的指斥，让我们以公民的名义，狠啐一口——“呸”!

王清的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但是，王清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三公”消费不能再“潜伏”下去。“三公”吞食着公共财政，滋生着腐败，抬高着行政成本……唯有公开，才能监督；唯有透明，才能遏止。

辽宁有一个区的“公仆”，他一年的“车补”就达七、八万，相当于普通老百姓天天加班加点苦干加巧干一年甚至二年的工资。这 “车补”就是给媒体“三公”出来的消息，难道教训还不深刻?

从内容上看，港大的面试题目体现了通才教育的理念。所有的问题都无法限定在某一个或两个学科内，学生必须有综合分析能力。再有，就是强调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一个死读书、只想着自己的前途、没有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的考生，见了这种考题肯定会晕头转向

只有那些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考生，才能在这种考试中出头。也正是这样的考生，才最容易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领袖。

一流大学的实际内涵是什么呢？主要还不就是讨论班、通才教育、社会责任和服务精神这些基本的要素？而在这些方面，内地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大学”，究竟能拿得出什么来？看来，比起香港的大学来，国内即使是最好的大学，怕也是落后了一个时代。

与其接受奴化，不如自做主人，寻求独立，树立价值。今日退党尚且成为大潮，更何况区区退学？退出体制，虽说不一定人人都能如韩寒这般潇洒，但也不妨碍其自身之行为纯属个人抉择之权，没有什么可责备的。

虽然并非如民主人士和维权者那样将眼光看得极其长远，把政治与社会融入得那样深刻，将苦难与热血混合得如此清晰，但他仍然没有丧失自己的底线。事实上，他非常单纯而天真，但恰是这单纯与天真，是他可以被各阶层大量接受的理由。他做的事情，一方面在于展示自身价值，一方面在于瓦解荒谬，在根本上其实就是草根性的人物，并不与官方统战同步，乃是有着边缘地带的自我地盘。

在“80后”青年之中，大有人才，我仅属小焉者也，诸如：山东的王德伟、陈宝成、王子明、熊建强，湖北的孔灵犀、姚遥、田禾，湖南的邝海炎、曾慧生、张鹭，河北的李昕艾、丁是卯、杲占强，安徽的郑在天、刘晨光、常坤，浙江的杨吉、沈阳、徐彦，北京的曾金燕、刘荻，山西的萧锐、牛浩江，云南的王玉文、周克成，四川的郑楚、古川，重庆的吴敖祺、杨慧磊，陕西的金非欣、明亮，江西的熊志伟，贵州的吴飞，上海的萧敢，河南的姚伟，福建的郑磊，甘肃的陈夏红……。

我反感“文人相轻”的功利之心，因此无论韩寒有没有在思想上卓有建树，有没有在社会事件中推波助澜，有没有具体为民众带去深刻启蒙或者警醒领悟，这些我都统统不在乎。我只在乎，韩寒，这样一个1982年9月23日出生的人，他那样早地介入社会，介入公众视野，活得那样真实而自由，并同样真实而自由地表达着激情、批判与无奈。这是一个原本出生于农村，后来搬到小镇的普通中国公民，他力所能及地活出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真实，炫耀出了一定的才华、一定的立场，那么就凭这一点，不必给他付诸沉重的责任、重大的使命，他就已经够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