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分享主义在渐渐成为共识，破网，翻墙，诉讼，我们在努力累积着寻找共同价值观的方法。然而，G＝F－W的分割效应，公众仍然只能凭借本能的人性，艰难地从色情，鲜血，权利，变态中分辨出善恶，从我们心灵的最深处，释放我们可怜的爱和良心，去救赎“很黄很暴力”的小loli，可怜的黑砖窑奴工，汶川大地震的受难者。一小撮们高唱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自由，民权，仍然只能在“精英”们的桌子下面成为各方势力“妥协”的玩具。谁来救赎我们？怎样救赎？

奥林匹克主义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罗格主席,当他说“奥运会必须有高品质的标准,包括人权”时,做出了奥林匹克运动对人权的承诺明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背景中,罗格认为中国有“道义上的责任”信守承诺去改善人权,这是北京申办2001年奥运会的一部分条件。然而,那些违背中国有关国际人权承诺的行为,继续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发生着。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给学生介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好书，介绍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各种哲学思想，让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就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第二，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第三，高度重视艺术和体育教育。 w

原来作为老师，他们已经如此不习惯讨论问题。

同时具备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电脑的操作能力、对新闻的敏感和策划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创造能力、基于具体工作需要的实践能力，还有就是不断学习的能力和迎接挑战的精神。

从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到国际形象不佳的好战者，美国的形象在短短的七年里大幅下滑，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整个国家在危难关头过于相信自己的“爱国激情”，挤压理性讨论的空间，他们视为国家核心价值的民主制衡暂时失去效用。当然激情退却以后，最终纠偏的还是理性的声音，当时不那么“爱国”的人反而是价值捍卫者，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奥巴马现在的一大票房号召力就是他从来都反对伊战，这足以证明他的理性，而曾经支持过伊战的希拉里，在这个问题上就很难自圆其说。

中国50年代初占领西藏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几个德国人相信。为什么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没有承认西藏独立呢？国际社会没有质疑一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吗？笔者认为，这恐怕要“归功”于蒋介石了。因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西方认可的，并且当时在联合国占有"常委"席位，而蒋介石是不会承认西藏独立的。但是，在西方民众心目中，尤其在中国50年代末"平乱"后，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从这点出发，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发生什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相信西藏人说的。

这个职业道德要求的就是实事求是

西方记者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美国人感受到了通胀，但通胀的冲击并不强烈。2008年1月美国CPI同比增长了4.3%,但主要体现在能源上涨19.6%,其次是和能源相关的交通上涨了9.4%,食品价格上涨为4.9%。通胀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衣食住中的反应并不显著，美国人也并不因此忧心忡忡。

而同样面对通胀的中国，1月CPI同比上涨7.1%,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2%。猪肉等必须品的价格的大幅变动已严重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通胀一起爬坡的是中国人的通胀恐慌。这是中国通胀阻击战中的大难题：民众预期。仅就此一端，中国这场通胀之战的艰巨性，非美国“同侪”可比。

2005年，美林的房地产经济学家David Rosenberg提出，当房地产市值超过GDP的140%时，当地就进入“警惕区”。经济学者谢国忠搜集的数据，美国家庭与非盈利组织持有的房产价值，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了GDP的168％，而历史平均水平约为100％。在之前的房产泡沫中，这一比例从未超过140％。那么如果需要三年时间使市场正常化，而每年名义GDP增长6％（包括2％的实际增长率和4％的通胀率），房产价格仍 需下降30％，才能使其价值回复到100％GDP的水平。4％的通胀率是无法挽救美国抵押贷款者的。因此美联储完全可能得容忍更高的，甚至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

其实还有另外两个圆明园：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北京圆明园，另一个则是存在于公众精神想象中的圆明园。这两个圆明园显然也有着很大不同。地理意义上的圆明园，乃见证异国入侵、朝代更替的肉身存在，而公众想象中的圆明园，原本也应当是一个见证历史、激励人心的地方。而如今，她不仅是历史浩劫的现场，还成了一处公共旅游景点，以至于人们必须花钱买票才进得去。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圆明园的价值和意义。

不得不说，从某些方面来看，北京圆明园与横店圆明园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步缩短。事实上，北京方面也正在大张旗鼓地着手准备复建原有景观。在这里，两个圆明园的实际用途不仅无甚区别，甚至将来二者之间还可能发生一场商业大战。到那时候，大概只能感慨：本来毫无价值关联的两个圆明园，居然在商业利益面前殊途而同归了！

极权主义者总是喜欢将军队和战争的逻辑，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所 有领域

《集结号》解构了这种传统的，建立在幼稚和轻信基础上的个人对组织的一厢情愿 的盲目信任，但却力图在某种更加真实的基础上，重建个体对组织的忠诚。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魅力在于，它使投身于它的人，从卑贱的臭虫变成了一条巨龙 身上闪闪发光的鳞片

如果我们看整个互联网版图，就可以发现，单机其实是一个私密空间，这非常像现实生活中的“家”。微软基本上已经控制了这个私密空间。如果这些单机从来不曾互联，这就像“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世界，“社会”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我从来不认为Google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握有媒体的广告代理公司。Google adsense和adwards的模式并非仅仅建立在Google.com这唯一一家网络媒体上，而是建立在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网站页面上，甚至包括一些门户型的大型网站。它在客户那一端实施买家竞价的策略，出价高者得广告位，在媒体那一端则实施按效果付费的策略，没点击就白放。这是天才的模式。而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天才就天才在放大了agency的利益和树立了它的强势位置，而尽可能地压缩了媒体们的利益。按效果付费的模式，基本上将“展示”这种价值的使用价值变成了零。

读了这段话，首先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姑娘心生敬意。很想转告她，把你那不能承受的，都让我来承担吧，但又怕说了这话，反而抵消了姑娘坚毅、高贵的心气：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是她自己想要去做、也准备独自承担的。同时，也对于自己所处的年代产生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一个年轻女孩为了自己的国家，却要蒙受那样多的压力，置身于一种危险当中，令她身边的人看了惊悸不已。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治外法权”这个词了，大概三四岁，它是我掌握的第一批母语。尽管不知道它的含义，但是对于下面这个故事烂熟于心：1935年我的祖父，病逝于江苏盐城一家教会医院，年仅35岁。本来只是普通疟疾，已经办好手续准备出院，临动身之前打最后一针，针管里空气没有排尽，拔出针头人就没救了。打针的是一位中国护士，但出事后开办这家医院的洋人牧师却站出来说，针是他本人打的。当地不止一家报纸报道了此事，但是因为此人享受“治外法权”，最终不了了之。父亲将这个故事对哥哥姐姐反复讲，每次都难以克制他的愤怒和屈辱。

真正让我对cctv，包括cctv的一帮人感兴趣和肃然起敬的，便是《分家在十月》这个短片，这片子我没记错的话最早流传开来是号称“大史记2”，后面还有个大史记3——《粮食》，比这个2略逊，至于“大史记1”，个人认为毫无收藏价值。除非你是真从“收藏”的角度出发，这个大史记系列应该是开了国内恶搞视频的先河，后来者如馒头者云云，都是徒子徒孙了。

山东某高等院校不知是否由此得到灵感，公开在自己的官方网页招募「小天使」，邀请一些学生埋伏在同学之间，监督他们的言行，看他们学习用不用功，操守纯不纯正。如果出了纰漏，就向校方通报(莫非学校以为自己是全能的上帝？)，好及时帮助同学改邪归正。「小天使」是个很有创意的名字，但它的实质却很古老。这种学生，过去叫做「信息员」，在台湾则称为「职业学生」。一般而言，大家对这类同学的印象多半不大好，因为他们就像特务一样，隐没身份，随时盯着我们，随时发掘各种各样的「政治错误」。因此就算你只是私下批评政府几句，也可能会惹来种种不测。换句话说，「信息员」不只是校方的工具，还是国家伸延到每一位同学身旁的灵敏触角。

一般的小学老师最怕孩子互相告状，那种全班举手打报告，下课之后还死缠着你不放的场面，真是想起来都烦。当老师教训过学生不要老告状之后，孩子们会渐渐摸出一套互动的规则，甚至意外地养成内在的价值观。假如学校不只不压抑小孩喜欢告状的本能，反而鼓励他们用更聪明更隐匿的方法一路告状告到大学去，我们的下一代会变成甚么人呢？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直接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

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是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