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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　　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

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此我非常感激。

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我不知道“价值”这个词的来历，但我可以确凿的是“价值”在汉语里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定义，就再没有其它确定的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关键来源于我们的政治观（注意，“政治”一词也为从日文转口）一直即是动态的。最近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例子就是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描述：“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式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典型体现。“摸着石头过河”，即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中国今后的体制框架如何，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当然在政治领域里也就没有永恒的“普世价值”。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给学生介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好书，介绍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各种哲学思想，让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就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第二，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第三，高度重视艺术和体育教育。 w

原来作为老师，他们已经如此不习惯讨论问题。

同时具备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电脑的操作能力、对新闻的敏感和策划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创造能力、基于具体工作需要的实践能力，还有就是不断学习的能力和迎接挑战的精神。

中国50年代初占领西藏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几个德国人相信。为什么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没有承认西藏独立呢？国际社会没有质疑一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吗？笔者认为，这恐怕要“归功”于蒋介石了。因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西方认可的，并且当时在联合国占有"常委"席位，而蒋介石是不会承认西藏独立的。但是，在西方民众心目中，尤其在中国50年代末"平乱"后，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从这点出发，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发生什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相信西藏人说的。

第四，有一种世界普遍的观念，叫"同情弱者"。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永远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西方人自然而然就觉得应该站在西藏，站在达赖喇嘛一边。

西方记者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现在有些人，患有顽固的西方恐惧症和自虐症，只要一提“普世价值”，就认为是高高在上的西方颁布的圣旨。其实，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中最普世的价值就是“道德金律”，它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来的“恕”道。所谓“道德金律”，就是全球在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共识”，它载入了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什么叫“所有生活领域中”“无条件规则”？还不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我也没有听见哪个宗教派别在惊呼：这是在搞“全盘华化”！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天天看到圣火的劫难，三独分子大肆破坏，境外媒体胡说八道，而一些人对此愤慨，但也有些人对此讥讽。对于后者，奉劝，脱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立场而去考虑什么空洞的普世价值，并不代表思想独立，观点新颖，只能说在装B。苏联就是在普世价值里面垮掉的。这点任何人都否认不了。除了他自己的原因，最重要的外因就是他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个价值。

Malone称负责网络过滤计划的Stephen Conroy是“互联网存在15年来我们遇到的最差的通信部长”。尽管这初听起来iiNet像是成为政府助纣为虐的帮凶，但Malone先生表示参加过滤试验的理由是去展示它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和愚蠢。他说，“每当有孩子绕过防火长城，我们将会对此进行宣传；每次长城屏蔽了合法内容，我们也会宣传。”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尽快认识到网络过滤是无效率，无用和无结果的，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徐景安：现在在多元与一元问题上思想十分混乱。一个社会，信仰可以多元，思想可以多元，习俗可以多元，生活方式可以多元，但必须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这就是一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讲一元，是规范人的行为，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是指遵守必要的制度、法律、道德。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思想、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要一律。这是错误的。现在，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在社会认识层面上，则强调多元、强调宽容，而否定一元、否定道德底线、否定共同价值观。

分享主义在渐渐成为共识，破网，翻墙，诉讼，我们在努力累积着寻找共同价值观的方法。然而，G＝F－W的分割效应，公众仍然只能凭借本能的人性，艰难地从色情，鲜血，权利，变态中分辨出善恶，从我们心灵的最深处，释放我们可怜的爱和良心，去救赎“很黄很暴力”的小loli，可怜的黑砖窑奴工，汶川大地震的受难者。一小撮们高唱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自由，民权，仍然只能在“精英”们的桌子下面成为各方势力“妥协”的玩具。谁来救赎我们？怎样救赎？

奥林匹克主义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罗格主席,当他说“奥运会必须有高品质的标准,包括人权”时,做出了奥林匹克运动对人权的承诺明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背景中,罗格认为中国有“道义上的责任”信守承诺去改善人权,这是北京申办2001年奥运会的一部分条件。然而,那些违背中国有关国际人权承诺的行为,继续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发生着。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其实还有另外两个圆明园：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北京圆明园，另一个则是存在于公众精神想象中的圆明园。这两个圆明园显然也有着很大不同。地理意义上的圆明园，乃见证异国入侵、朝代更替的肉身存在，而公众想象中的圆明园，原本也应当是一个见证历史、激励人心的地方。而如今，她不仅是历史浩劫的现场，还成了一处公共旅游景点，以至于人们必须花钱买票才进得去。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圆明园的价值和意义。

不得不说，从某些方面来看，北京圆明园与横店圆明园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步缩短。事实上，北京方面也正在大张旗鼓地着手准备复建原有景观。在这里，两个圆明园的实际用途不仅无甚区别，甚至将来二者之间还可能发生一场商业大战。到那时候，大概只能感慨：本来毫无价值关联的两个圆明园，居然在商业利益面前殊途而同归了！

周：实际上我在重庆钉子户的事件报道中，我就说过我的这个” 玩”的观点。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么。我心态也一直是这个样在的。要是说现在的话，我可能更多的是在做一些延伸，变得轻松点的话这样传播的效果也会好很多的。要做的就是让老百姓觉得更强。因为通常的一些报道都会变得很沉重，加入一些元素，像灰色幽默之类的，能够让报道变得可传播性更大的。

周：建立联系首先是你要了解他们，其次他们要了解你。由于我的名字够大，所以他们不用怀疑我，很快对我能够产生信任，然后建立联系。这个是需要输出价值观才行的。比如即使我在中国很有名，但是我在泰国、越南没有名气的话，我没办法和他们那边的知名人士建立联系的。也就是说，必须让他们知道我的存在。然后对我产生信任，这样才能建立联系，当然这个联系的建立基础是基于网络的，否则我没有那么大的名气让他们认识我。

    据说，春晚的编剧都是国内文化界的高手大腕，对春晚的节目也是层层审查、严格把关。但是，纵观历年的春晚小品，却发现大多数都是以撒谎欺骗为包袱，甚至很多都是歌颂所谓善意的谎言，最后的结果是因撒谎欺骗而达到目的，而撒谎者则被赋予高大高尚的英雄形象。 

    以上是在没有查资料的情况下，凭大脑的记忆随便想了几个春晚小品，便能找出这么多以撒谎欺骗为主线的故事。而且没有一个小品对这种现象进行丝毫的抨击，全部都是正面褒扬。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主旋律吗？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吗？看来撒谎欺骗已经融入他们的骨髓了，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于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中国的历史、规模、乃至机遇，都使它看上去如此不同。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外汇储备最充裕的国家，第四大经济体，5000年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多重身份和特征，让中国显得格外“复杂”。要穿越各种障碍做自己的解读，去看清隐藏在这个城市或者国家表面下的骨骼，确实是一个挑战。    那些在奥运会期间走近中国的人，将用自己的目光找到一些答案。奥运会不仅是一场比赛，它还是一次机会，可以向人们展现好莱坞未能体现的中国的复杂和矛盾性。这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期待。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说得好：“西方人对华观点和立场的多样性可以借此机会形成一种符合实际的看法。这包括现实地对待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