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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

　　我知道国与黨、政府是不一样，这是应然状态。但从目下中國的实然状态以及被置换、偷换、绑架的实际效果来看，目前中國这样的国其心脏是政府，其灵魂是黨。所以在中國目前这种现实环境及语境中，爱国难免更多时候是在爱黨，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便是你不理智爱国的吊诡。不承认这样的吊诡，而不分清红皂白地爱，反而可能被这个“国”把你卖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点爱国青年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充满吊诡意味的事吧。政府才开到十七大，所以就来个十七大自由吧。官方才开十七大，你来个十八大，不是太僭妄了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所以不惮说出来，请大家批评。

　　一：你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在别国你可以随意游行，在我们这里你结伙散步就有麻烦，爱国的权利没有配发给你，你咋能不经同意随便爱呢？你有异地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回国不能随便爱国的自由。在美、法、英等国你可以上大街去爱你的国，当然回国了，你还可以到网上爱国。 　　二：你有当众指斥别国政府及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你更有不能当众指斥自己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将八十年代的政治笑话延伸一下吧（后面一句是我加的）：美国人有到白宫去骂里根的自由，苏联人有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的自由，中國人有不能到中南海去骂里根的自由。 　　三：你有看不到CNN的权利，但你却有抗议CNN的自由。 　　在中國找不到像CNN这样的软柿子，因为这里没有私人媒体，抗议官方喉舌的后果可想而知。 　　四：你有建网站反CNN的自由，但你更有不能建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 　　我们需要像反CNN一样有反《人民日报》的自由，这才是深层的爱国方式。 　　五：你有在纸面上反台獨、藏獨、疆獨的自由，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主统一、反分裂好像是万分的爱国，但国是你随便爱的么？你只有听从官方让你怎么去爱的自由。 　　六：你有爱国的自由，但国更有不爱你的自由。 　　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七：你有爱国的自由，但更有让你办暂住证的自由。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你为何暂住在中國？除非你能给我证明那些要办暂住证的人都不爱国。 　　八：你有反对国外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你更有支持国内政府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 　　中國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然更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别人来抗议他这样伤害人權地办“大事”。 　　九：你有不能随意接受诸种信息的自由，你更有夫妻俩在家中都不能看黄碟的自由。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把爱国青年需要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毋须赘述。 　　十：你有被官方当作一张牌来打的自由，你更有被官方随意抛弃的自由。 　　你爱国反日游行，他看到有用，就让你去游。过两天他怕事态弄到他无法控制，就免了你爱国的权利。这两天你的“爱国”情怀得到他们允许，于是你感到扬眉吐气，但过两天他们为了奥运就要收了，某种意义上讲不准你“爱国”了，这就是官方对于你“爱国”的态度。 　　十一：你有发表支持政府言论的自由，你更有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遇上危险的自由。 　　胡佳、郭飞雄等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呢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呢？如果哪天批评中國政府像批评任何别国政府一样自由（实质上批评别国政府也不自由，你看传媒的国际版如何统一口径就知道了），那么爱国便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 　　十二：你有公开表扬政府的自由，你更有在笼子里爱国的自由。 　　布什说，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民众将政府关进笼子，让政府驯服地在笼子里说话，而不是相反。 　　十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的自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有反对的自由。 　　这是对毛澤東语录的深入学习。 　　十四：你有在网络上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深陷敏感词、过滤词而发不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在网络上爱国，恐怕都会遇着这样的尴尬。“爱国”尚且不能自由，何况其它乎？ 　　十五：你有维护“圣”火的自由，你更有必须警察陪同才能进京观看奥运会的自由。 　　维护“圣”火要几十个彪形大汉，陪你看奥运更要有几万警察，泱泱大国真壮观哉！巍巍乎？荡荡乎？真乃可爱之国也。 　　十六：你有抵制中國家乐福的自由，你更有明天就去法国而不回来的自由。 　　想一想克林顿北大演讲时的“爱国者”马楠吧，她到美国的速度比她批评美国时的激昂要令人难忘得多。不是说你批评了美国，就不能去美国，而是说你至少在某段时间要心口如一吧，比川剧变脸王还快，就让我们这些脑筋不够用的人想不明白了。同时，你到家乐福去抵制的自由说不定到头来都会被绑架你爱这国的政府制止，不信大家拭目以待。我是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认为这抵制很愚蠢，但你有抵制的自由，可是这自由到时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次告知这样的“爱国者”，国可不是随便爱的。 　　十七：你有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的自由，更有说中國不适合搞民主的自由。 　　有不少海龟或者海不龟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想法吧，这样的“爱国者”比例好像也不少吧。大概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國人只能到别处去享受现成的自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吧。

我先举个例子我为什么不介意批评的那些文章。例如我主张民主，很多朋友来批评我，甚至攻击我，我觉得非常正常，如果没有人批评和攻击就不正常了。如果我在美国和澳洲宣传民主，连小学生也会觉得我有病，没有人会攻击我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其中，认为那些道理不言自明。在中国受到批评，才说明文章有价值，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这样的要求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指责政府？按说，我从来就是对政府抱批评态度，人家说我指责政府，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我这次感觉就不轻松了。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是在传播什么理念，而是在对政府救灾，救人命上出谋划策。我心里想，如果不这样，灾民的命就会损失更多。

对于政府的决定，我们很多朋友有一个偏见，那就是政府说了，就是最好的，否则，政府那么多资源，那么多智囊，会比你判断差吗？于是，政府昨天不同意外援，或者还没有决定，有些人就指责那些提议要求外援的网民是抱怨，是破坏救援工作。可今天政府却同意了，那些指责人家的就不说话，然后就又开始指责那些认为请求外援不够快的网民，真是奇怪。

批评个人是要掌握一个尺度的，而批评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机构不需要什么尺度，尽情在语言上撒欢儿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是现代言论自由的意义。而有些人始终不理解这点，总是把关系颠倒过来，批评个人总是撒欢儿的狂欢，批评某地或者某些机构倒是温良恭顺。这种意识的结果，就是听见批评自己的家乡怒不可遏，即使自己家乡的门户网站上那些图文并茂的东西实在不能给他们这些义愤填膺的姿态增光也在所不惜，或者干脆选择性失明，而对其他受到伤害的个人——比如艳照门事件的当事人——倒是倾洒自己的道德感义愤。

弄他！弄他！

重庆城市生活第一网

一般来说，在一个全能管制型政府控制下的国家，天灾发生了，救灾依靠谁？当然只能依靠这个拥有全部资源和组织能力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在灾难面前是不是总和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答案是：不见得。这是因为一个以获取更多合法性资源为己任的政府往往是通过对政绩的追求来获得的，而政绩可以通过实际工作和宣传工作获得：即干了活被大家看在眼里并且实际干活效果不错，还有就是告知大家我干了活并且实际效果不错。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方式同时使用。

一个批评政府者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看到自己所有的批评，都被政府通过实干来推翻或证明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无用的批评，或者说，批评和质疑因此实现了预防和警醒的作用。

这篇文章引起极大关注，但也惹来特定人士对其进行有组织的攻击，有愤青在《中华网》军事论坛发表批评帖子并得到许多跟帖，其中有不少是针对南方都市报的。北京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表示：“在网上的批评是免不了的，因为现在网民各种各样的都有，也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而且像这种帖子也不会被删。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的人士也在跟帖，就是使这种批评汉奸的声音更加强大一些，我觉得这是一种民粹主义，但却明显是受到官方支持的，否则那模多的网络警察为何不将这些帖子给删掉？”

“我觉得这些好像都失去理智了，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种文革遗风。其实这种情绪是一直都存在的，现在只不过藉这种时机爆发出来而已。”

我经常说和谐社会就是，和就是庄稼旁边一个口，就是大家要吃饱饭；谐就是言皆也，就是大家都可以说话，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也就是多种声音，言论自由，这才是和谐社会的真谛。”

果不其然，针对郭锡龄的批评，今天铁老大立即发了脾气，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对郭的批评一一驳斥，说自己“感到惊讶，难以理解”，并称郭的话“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他在依靠垄断信息源列举了郭氏发言中一些所谓的“硬伤”之后，话锋一转，反过来质问郭：“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含有从道德层面打击郭的意思：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们！然后，王又很策略性地，将郭与广州市三套班子作切割，称“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这一招当然很是厉害，既表示铁道部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得到广州市当局的广泛认可，也暗示郭如此卤莽发言，敢直接批评本部，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最后，这位发言人最后又给郭扣上一顶“不珍惜”抗灾胜利“壮举”的大帽子，无疑是在“政治正确”这一“原则”上狠狠将了郭一军

但我们都知道，天朝这份人权报告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去解放谁，毕竟习储君说话要算数，再说我朝还没有能力把革命输出到美国。作为对美帝“无端指责”的回应，这份报告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往“抹黑者”脸上抹黑，就能使“被抹黑者”清白。这有点像幼儿园的小朋友被老师批评一样，被批评的小朋友哭着喊着说，你看你看，某某某也一样，为什么就批评我。

中国现在有超过2亿的互联网用户，中国的网络自由得到了很多人、甚至西方人的承认。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采取了一些适当的限制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能浏览到许多批评政府的帖子。正是通过阅读这些网上的批评意见，我们努力发现问题、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一个体制或一个政府不应该害怕批评的意见或观点。

确实，我多次读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被他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十分珍视道德，我认为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该重视道德和伦理。在我心目中，衡量伦理和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公正。当我们思考经济问题时，我们更多地想到公司、资本、市场、技术等等。我们也许忘记了某些方面，比如信仰和道德。只有当我们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全面破解经济的本源。确实，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公司以道德为代价追求利益。我们将永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仅靠这种手段是不能长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倡企业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赖斯2月份提到了在中国关押的三名犯人。其中一人是美籍华人邵裘德(Jude Shao)，他因被指控在医疗设备出口业务中偷税393,000美元而被判入狱16年，到今年5月，他已在狱中度过10个年头。邵裘德的支持者表示，上海监狱最近改变了允许他申请假释的承诺。当地有关部门拒绝就邵裘德案发表评论。赖斯提到的另一个人是艾滋病活动家、博客作家胡佳。他利用即将举办的奥运会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今年4月被以颠覆罪和诽谤罪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第三个人是曾任报纸记者的师涛。他因一份有关中国政府政策的电子邮件而在2004年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10年。这起案件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检方用作证据的是师涛电子邮箱所属的雅虎(Yahoo Inc.)旗下一家子公司提供的帐户信息。

在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之中，能够说巴、茅、冰“文笔优秀”的人，恐怕不多。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更不可能把三位称为“巨匠”。比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认为：“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李辉先生说：“巴金的好处在于他的激情，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大缺点，他的激情是一种缺乏节制的激情，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也造成了他的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位。”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和批评家，我也没见过谁给予这三位以很高的审美评价。比如，文化批评家张闳先生和文学评论家葛红兵先生，也认为这三位徒有“文学大师”之名，作家朱文的评价更低：“巴金一钱不值。”比韩寒还韩寒！

后毛时代成名的中国作家在谈及自己的文学传承时，更多提到是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至于中国现代作家，经常被提起的是鲁迅、老舍、沈从文，却很少有人提到巴、茅、冰的影响。但在权力至高无上和政治需要优先的当代中国，作家的成就和名声由权杖来钦定，只要党国需要，平庸的作家就会变成文学巨匠。当权力造就“名家”变成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之后，价值畸形和审美混乱也就成为必然，致使国人对精神产品的低下识别力延续至今。

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1936年）的鲁迅，他过早的肉体终结成全了其精神长驻。他幸运地没有赶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必在强制性的思想改造中挣扎，也不必没完没了地写自我羞辱的检查，更不可能遭遇文革式的羞辱。尽管，鲁迅被毛皇帝钦定了“骨头最硬”之旗手，变成残酷斗争中的打人棍子，但鲁迅的亡灵不该为毛泽东的罪恶负责。

　　看到这么多人气的茶不思饭不想，包括我的诸多好友，我实在是不忍心。以前都是受党的教育惯了。报纸上说中国繁荣昌盛，说没有人想着独立，说国外都连连赞叹中国。诸位就信了。今天看到国外有这么多反华的便有些承受不住。好比一个人天天都在家不出门，家里人从来不互相批评，而且天天说我们这里好，还说外面的人都夸我们好，极个别不说我们好的都是坏蛋。可出了家门，发现外边的人经常批评人，而且不少人竟然批评到自家头上，外加上还有个被赶出家门的人四处跟人家说家里的不是，自然是要气个半死。

一是因带着神圣的告密任务，二则要么就是脑子被洗得听不得任何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言论，华东政法大学的两位女学生之大脑被洗白得成了如此模样，她们当然是中国学校愚民教育的一个缩影。

几年前遇到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提及她那次被学生告密的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淡然处之，但我们朋友旁听下来，却感到对学生有一种深深的悲悯

我认为将这两位告密的学生告上法庭，让他们知道告密的坏处何在，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法治教育。同时也让那些喜欢告密者“名扬四海”，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原来是告密者，让他们也知道人们是如何鄙视她们所做的一切的。

一些人面对公众的批评和质疑，首先想到“辟谣”，但他们没有想到，有可能正是他们对公众批评和质疑的抵制，才促进了谣言的传播。谣言其实如同病菌一样，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能孳生。如果不能甚至不愿将真相公之于众，那就无疑是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尽管我时刻要求自己做一个守法的公民，但我对照《办法》，却发现自己已多次“违法”了：我在网上算命，是游览了宣传封建迷信的网页，我违法了；我在网上读到一篇诽谤某某某的文章，我违法了；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色情小说，我违法了；我看到一篇批评某国家机关的文章，因为该文章损害了国家机关的信誉，我违法了；……；我竟然不但每天都违法，而且还是每天多次违法。按照每次五千元或每天五千元的罚款标准，将我罚得倾家荡产仍不能达到《办法》的要求。我能不恐惧吗？全国的网民能不恐惧吗？从此，从不做亏心事的我，也害怕半夜的敲门声，深恐闯入几个公安强行打开我的电脑，然后开出一张张罚单……。

尽管我时刻要求自己做一个守法的公民，但我对照《办法》，却发现自己已多次“违法”了：我在网上算命，是游览了宣传封建迷信的网页，我违法了；我在网上读到一篇诽谤某某某的文章，我违法了；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色情小说，我违法了；我看到一篇批评某国家机关的文章，因为该文章损害了国家机关的信誉，我违法了；……；我竟然不但每天都违法，而且还是每天多次违法。按照每次五千元或每天五千元的罚款标准，将我罚得倾家荡产仍不能达到《办法》的要求。我能不恐惧吗？全国的网民能不恐惧吗？从此，从不做亏心事的我，也害怕半夜的敲门声，深恐闯入几个公安强行打开我的电脑，然后开出一张张罚单……。

杨先生你的文章,我一般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直接鼠标拉到底进行批判.也许,你会说我不讲道理,不近人情,我承认我是有点不讲民主,但奇怪的是我每次的批评都能八九不离十直接命中目标.也许有人会说我吹牛,你只看标题不看内容,怎么知道人家说什么,你批评空气啊.是的,我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人,我的感觉来自于我对杨先生的了解,我曾经仔细研读过杨先生的几篇文章,透过文字我解读了许多隐藏的信息,他一翘屁股,就知道他拉什么屎.

传媒的攻击，确实苛刻了点，但很有效果。从那以后全国各地都建了灾害信息收集系统，用直升飞机也行，无人驾驶飞机也行，远程摄像头加无线网络也行，反正一条，再出了事的话，用“信息不全”是混不过去了，信息不全就是行政长官的罪过。再有就是有事没事有用没用先把自卫队喊来再说，起码壮个胆，现在你看日本碰到灾害自卫队出动奇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大家都在拼命，所以不应该胡说八道，有什么话等安定下来再说”，老冰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人是最健忘的动物，事过了就忘了，在大家还记得的时候就从制度上法律上加强防灾是比救灾更加重要的事情，要知道灾害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平时就想定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言论自由的意义在于批评不在于马屁。 我觉得老百姓在感激涕淋下跪磕头吾皇万岁之后还是有义务提出意见。舆论也不一定要都是和谐音。

　　但是，石油价格到底应该提高多少，却不是十个教授关门开个会，或者在黑板上画几个道道就可以搞清楚的。任何物品的价格，都会根据市场环境而来来回回的变动。即使是看上去钢板一块的火车票价格，实际上也在不断变动中，只是它的名义价格没变，而变的是获得火车票的其他辅助手段而已。

如果这十位教授是懂价格的，那么，他们的建议，就应该是要求政府放开管制，完全由市场决定石油价格。一旦石油紧缺，油价自然上涨，从而引导人们节约消费的同时积极寻找替代品；石油供应充足，油价自然回落，完全不用谁来操心多少年后石油资源就枯竭。

　　当时这十个博士出来之后，有道者批评之连猪八戒都不如，因为猪八戒尚且历经千辛万苦去西方取经，而十博士却在全球化的今天公然反对西方文明。今天，这十位教授怎么样呢？我看很像那十个连猪八戒都不如的博士。

山东某高等院校不知是否由此得到灵感，公开在自己的官方网页招募「小天使」，邀请一些学生埋伏在同学之间，监督他们的言行，看他们学习用不用功，操守纯不纯正。如果出了纰漏，就向校方通报(莫非学校以为自己是全能的上帝？)，好及时帮助同学改邪归正。「小天使」是个很有创意的名字，但它的实质却很古老。这种学生，过去叫做「信息员」，在台湾则称为「职业学生」。一般而言，大家对这类同学的印象多半不大好，因为他们就像特务一样，隐没身份，随时盯着我们，随时发掘各种各样的「政治错误」。因此就算你只是私下批评政府几句，也可能会惹来种种不测。换句话说，「信息员」不只是校方的工具，还是国家伸延到每一位同学身旁的灵敏触角。

一般的小学老师最怕孩子互相告状，那种全班举手打报告，下课之后还死缠着你不放的场面，真是想起来都烦。当老师教训过学生不要老告状之后，孩子们会渐渐摸出一套互动的规则，甚至意外地养成内在的价值观。假如学校不只不压抑小孩喜欢告状的本能，反而鼓励他们用更聪明更隐匿的方法一路告状告到大学去，我们的下一代会变成甚么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