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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胡适及其追随者。要是说老一辈的思想家因脱离中国专制文化的母体未久而有种种缺陷，理应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惋惜的话，时下反自由主义的那帮人，则实在不敢恭维。广东人称西学、中学两头都不通的人为“竹篂（竹筒）仔”，准确生动刻画了此辈的形象。

知识阶层中仍然有一些人尚未懂得，西方非主流文化中的极端思潮在其诞生地有挑剔、净化主流文化之功，传入东方蜕变为主流，会引发巨大祸害。任何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状态，提高人民福祉，必须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有些吃过几天洋面包的学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通识教育，应该补习世界和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我总是那么乐观？我深信人性；或者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独立宣言》说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 不可转让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都是人性。自由、平等带来快乐；没有人生来就爱当奴隶，当奴才。三纲和计划经济制度培育出奴性，靠的是在暴力支撑下的闭关锁国。一旦接触外部世界，享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某些自由，生命的威胁减少，生活开始改善，人性的复苏便势不可挡。一股巨大的要求自由和幸福的潜流已在中国形成，它会在各个领域逐步冲决一切网罗。为此必须逐步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制度——法治、民主、宪政，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过程是长期和曲折的，但要回到官长控制一切的时代肯定不可能了。

马建指出，「六四」事件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 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已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确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

今天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私人财产，并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有钱，以至于贫富差距竟成了执政党的难题。现在，除了政治受害者，党和大众的关系，即专制者和被专制者的关系已经不敌对了。在娱乐、动漫、房地产、拆迁、股票、商业大片、贪腐、明星和财富榜等冲击下，人们勤奋地去旧迎新，为自己赢得金钱和幸福，拥抱快乐的现代生活。知识界也被经济金融的潮流击溃，成为其中的瓜分者，多数名人艺术家、诗人作家、教授学 者都拥有轿车、别墅以及房地产。共产意识其实已消失，蜕变后的执政者家族都以拥有巨额资产为荣，「两会」（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人民代表也已成 为富有人的庆功宴会。

马建举例，他在坐飞机时碰到一个参加对CNN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他说没有看过BBC、CNN，也不相信。马建问他：「你相信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吗？」他说：「我当然不相信。」马建问他，中国的新闻你不信，CNN的新闻你又没看过，你为什么去抗议CNN？他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对我不知道的东西。」

马建感慨地说：「一个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而不是有多少钱。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产，它不是人的价值。我想人的价值关键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拥有了什么，你信仰了什么，你获得了什么。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有点像爱情。可能是日子过的很差，但内心是幸福的。」

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华盛顿邮报说你是从邮箱看到的。”

“也是在网上。先是看到有人说晓波被抓了，后来又有人说晓波被抓是因为08 xian 章，我就好奇：0 8 xian 章是什么东东？就去搜索。那时候很多网页都被删了，但还是有很多漏网之鱼，我一搜就搜到了。”

“哈，没什么好说的。它对我而言太简单了，很多东西本来就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都是网上很多人说过的，而且有些内容我们宪法里面本来就有的。总之我觉得，08 xian章的内容是陈旧的，都是大家讨论过无数遍的；但它把这些内容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倡导性的文件公开发布，无论是谁，只要你同意它的主张，都可以 签 名，这种形式是新的。”

想起一个网友的话：“小昭，你blog上写那些东西还是让我有些担心，要是被当局盯上就麻烦了。到时你会背上一辈子都卸不下的烙印，想做任何事情都会受到限制。某校一位老师，当年曾经参加过陆驷事件，当时如果不是一位老先生力保，就会啷铛入狱，虽然被保了下来，但是此后他的人生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这是一个水平极高的老师，校长助理干了多年，早就该提为副校长的，可是数次都是在政审的关键时刻被拿下，档案上那一笔永远存在，年龄越来越大，估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不郁闷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你最初决定不 签 名，这是很理性的，是正确的决定。但后来又签了名，像你说的，因为转贴的文章被删了才签的，这就是冲动，不理智的行为。”

“政治上不成熟”，这个句子我从小在小说里看惯了，没想过有一天会放到我自己身上。嗯，按照党国的标准，我确实政治上不成熟，而且永远不会成熟。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如果谁“政治上成熟”了，基本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人性，变成了一台冷血机器。

“我希望我能够行使xian法保障的那些权利。你想想，我都××岁了，还没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呢！”

我想起我有个朋友，上海人，已经移民，他说过他从来不投票，“居委会把选票送上门来，我每次都把它撕掉”。他为什么要撕掉选票？因为他不认为手里这张纸片是真正的选票，没有公正的选举程序作保证，就不可能有公正的选举结果，民意既然被强奸，他宁可弃权。最后他的移民，就是更为彻底的弃权。

起码一个月前，我就在网上看到了关于“定性”的传言。这“定性”貌似十分严厉，但我看了漠然置之，半点没感到害怕，只感到滑稽。都什么时代了，解决问题还要靠几个人关起门来“定性”？呵，莫非我不是身在2009年，而是公元前221年嬴政那会儿？但，流光如水永向前，时代已经不同了！

“你没看出来？”他很惊讶，“08 xian章说要实行多党制，这就是要推 翻××党的领导！它要实行三权分立，就是要推 翻 社×主义制度！”

“个体的公民不可能违 宪，只有国家机关才能违 宪。徐友渔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小昭后注：也许我的记忆有误，以前看过一篇关于“违 宪 主体”的文章，忘记是不是徐友渔写的了。）

“刘 晓 波 在6  4的时候……”他对晓波作了一番“官方介绍”，我不记得原话，大意是说晓波当年是幕后主使之一，这些年一直和海外势力有联系，背景很复杂，像你（指我）这种单纯冲动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你是被他们利用了……

（几天后，有个朋友告诉我，华盛顿邮报是著名的反华媒体，我大吃一惊。怪不得喝茶时警察那么注意看我的反应呢。偏偏我就是被愚民愚成了白痴，压根儿就不知道哪些媒体“反华”哪些媒体“亲华”。不过，就算事先知道，对我也无影响。我不认为美国的媒体敢“反华”，因为这涉嫌种族歧视，而种族歧视在美国绝对是个敏感雷区；“反 共”还差不多，这属于政治观点不同，在美国是正常的。基本上，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都不会亲近伟光正的。）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可是我始终怀疑，究竟有没有必要在时间上（7月20日至9月20日）空间上（北京行政区）做的这么绝对？而且采取这个措施，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官方似乎从未公布任何的预估信息，也是很难服众的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