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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官员撒谎成性，简直令人怒不可遏。李长江说质监总局以前没有发现过三聚氰安，这是当众撒谎，且不说徐州销往美国的宠物饲料，已被闹得沸沸洋洋（据网上资料显示李局长还说美国之所以在意毒饲料是一种反華行为，我觉得李局长这样的官员如此对待民众应该是反人类的行为），同时三聚氰安至少在今年三月已被发现，但国家质检局为什么视而不见？他们所实行的免检产品，不仅是推卸责任，而且是变相为质检局谋重大的私利，这就像工商局评名牌产品一样，其实是国家公共利益部门化的行为。关于三鹿奶粉为何不公开的问题，河北省政府也公开承认石家庄市政府隐瞒（其实我怀疑中央政府都早已知道，何况河北省政府？他们只不过想把压力往下压，将民愤的方向下移而去掉对最高当轴的烈火罢了）不报三鹿奶粉的问题。而三鹿奶粉事故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推迟公开发布毒奶粉的信息，致使大批婴幼儿受害，这是一种公然的刑事犯罪，理应通过法律，通过受理民众的索赔，使他们受到更为强劲的惩处。

包括毒奶粉在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公共安全 问题和公共利益危机，其主要的祸患就在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自身无须受检验的一个王牌“免检产品”。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任何人生活在人类之中，就像任何动物生活在大自然中一样，没有免受约束的权力。如果出现有某人是免检产品，那么他就会为所欲为。

受此不利传言影响，酒类股9月23日大跌，兰州黄河、张裕A、水井坊和青岛啤酒都跌停，贵州茅台跌幅超过9％。　　23日晚间，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在其网站上公布称，“我协会经查询核实：近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没有安排酒类产品检测工作”。　　针对产品中发现了致癌物质的传言，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码：000869，下称张裕）9月23日也澄清，张裕的所有产品不可能产生或添加亚硝酸钠。

去年刚刚出国就经历了中国毒玩具、毒宠物饲料的事件，我还记忆犹新，本来玩具店里大多数都是Made in China, 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一个是made in China了。 一件让我很尴尬的事情，是一个老外和我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 — 那些生产有毒玩具的人们是否没有一个人知情？否则为什么没有人举报？直到东窗事发，身败名裂？ 我竟然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老外这么问，固然是他对中国不够了解，但我难回答，一方面因为我的确不知道具体的情形，但另一方面，我更尴尬–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定有很多人知道！ — 有人知道有毒，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有人明知有毒，但又不是自己吃，自己用并不去管； 有人知道有毒，但无能为力，因为领导、政府根本不会理会… 但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 — 我们毒害了别人，毒害了自己，毒害了世界，败坏了made in China的名声。

- 为虎作伥的公关公司 - 立牌坊的百度 - 比那个大裤衩的楼房还要更扭曲的CCTV - 不干正事就会推卸责任空口说白话的国家质检总局 - 急于把事情推卸到奶农、奶牛身上的石家庄政府 - 去年给三鹿婴儿奶粉颁布国家科技进步奖 — “蛋白质重构技术的“有关部门”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