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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们组织的玩具制作活动，没有很好地实现与课程的有机结合，课程内容的设计和组织也多是语言类的活动，让孩子自己动手操作或制作的活动很少，孩子对于制作出来的玩具没有亲切感，也不懂得要爱护很珍惜玩具。

另外，利用废旧材料制作的玩具外形不是很美观，而且容易破损，对于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的孩子来说，这些玩具不像成品玩具那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问题关键是志愿者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也很少利用和发掘这些玩具的教育价值，没有引导孩子有意识地去探索这些玩具的玩法。

每月一次对活动材料进行分类整理，确保每位志愿者教师都清楚了解现有玩教具材料，根据季节和活动主题的变化更换活动材料。

要争取实现玩教具制作与家长工作的结合，发掘家长群体中的能工巧匠，多向他们学习，也可以请他们对我们进行指导，或是教孩子如何制作玩具。这一思路还能够起到增强家长育儿自信心的作用，激发家长对源自日常生活教育价值的关注，自觉担负起对孩子的教育责任。

蒙台梭利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以及教育的规律，设计和制作了一整套的教具，如日常生活教具和数学教具，使孩子在操作教具的过程中学会基本的常识和知识，有针对性地发展了他们的能力。四环综合市场幼儿群体的特点与蒙氏教育的实施背景有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借鉴前人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根据四环游戏小组的特点，对蒙台梭利教具进行适当改造，从而促进孩子的发展。

Oliver在收到朋友寄来的明信片时，同事说明信片就像Twitter一样，这句话让Oliver印象很深刻。的确两者有些相似之处：内容空间有限制，只能写简短的话语；话语都是公开的，周边朋友都看的到；明信片的反面是照片，而Twitter的个人profile可以设定个性化图片……

当然，提高明信片的使用频率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真正的目标是对于参与书写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轻而易举参与社会关怀的方式，也是提醒人们放慢生活节奏的一个方式。

– 公益组织如何参与这个计划？ 公益组织可以作为某个明信片营销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在某个时间段，某个公众服务场所，投放以公益组织所设计的主题的明信片。简单的话，可以仅仅是明信片上印上公益组织的LOGO和宣传语，除此之外，明信片可以和普通明信片一样；稍微复杂一点，可以由公益组织指定一些明信片的目标收件人，邀请人们给这些目标收件人写一些话语，至于如何鼓励和动员人们写，写哪些内容，则需要公益组织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计主题；再复杂一些的话，可以将明信片的图案设计成和公益组织所设计的主题有关，投放明信片的场所，也可以设计专门的展览。

1. 从教到学的转变

2. 信息的指数增长

3. 课程真空

开放教育运动—开放教育运动是受到开源软件运动（比如Linux）的启发而来的。它集成了因特网各种强大的交流能力，并将教与学所产生的材料加以利用，比如课堂笔记和教科书。开放教育的材料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互动模拟和游戏，这些材料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被任何人免费使用或者以新的形式重复利用。

MIT OpenCourseWare将用于MIT几乎所有的1,400门本科生和研究生科目的课程材料在网上免费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点使用。MIT宣称其月访问量已达到140万，而访问者更是来自于“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国度”。 OpenCourseWare联盟是MIT所做工作的延伸。学生们不用为课程注册，只需登录就可使用12所大学提供的1,800余门课程的材料，包括课程大纲、讲座视频或音频，笔记，作业以及图片说明。 Connexions宣称来自194个国家的上百万访问者在使用其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作者们建立的3,768个模块以及199门课程。 Wikiversity是维基百科的一个分支，是一个用于创造和使用免费学习材料和活动的社区。Wikiversity是一个致力于学习、教育、研究和服务的多维的社会机构。其最主要的目标是创造和容纳面向所有年龄段和语言的免费内容、多媒体学习材料、资源以及课程。 Moodle是一款课程管理系统，它使用的软件是一款为帮助教育者们更有效率地创建在线学习社区而设计的免费开源软件包。Moodle宣称参与其项目的站点超过2万个，包含超过82万门课程。 Curriki.org是一个教育发展资源，有超过3000个成员和450门发展中的课程。

以书为例，可以说每本书都有被转化到课程平台——而且往往是多门课程——之中的潜力。目前书本中涉及的课题要远多于使用这些材料进行教学的课程。这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有待填补的课程真空，而打开这个真空的关键就是后面描述的参与式课程搭建平台。

4. 扩大的识字（literate）与超级识字者（super-literate）之间的差距

随着新科技的发展，对表明其属性、功能的技术术语以及整体用途描述的需求开始出现。不断涌现的新概念正吸引更多研究者，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新词汇及与其关联的口语则可以辅助围绕这些概念的语义架构。

普通具备读写能力的阶层和超级识字阶层之间的距离正在一天天变大。一些特定领域的专家正把该领域的难度层层加码，使其离其他人的理解层次越来越远。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全新的词汇库，用以描述他们遇到的新概念和现象。这些超级专家通常生活在某种研究社区中，在此类社区中，他们往往是现存的唯一一个真正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人。

创建课程组件将会很快成为发表文章的替代品。制作课程组件曾经很困难，也很少有人问津，但是，在下文中即将描述的课程组件搭建平台有改变这些的潜力。课程组件将会成为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的一个替代品，并将成为超级识字阶层展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的一种新渠道。

5. 我们同社会的“触点”在变化

大部分教育者认为真正的学习是发生在教室里的。即使有些活动，比如做作业，阅读以及论文写作发生在学校之外，最重要的教育界面依然在教室。

课堂中的触点：只有在教室里才能学习，这个观念流行已久。即使学校有时采用社会实践或者参观等手段辅助教学，教室依然是当今教育系统中不可动摇的中心架构。

将教室作为首要学习“触点”存在很多问题。控制教室的人或者教育系统也控制着学习的时间、参与的学生、灯光、声音、媒体、工具、进度、主题，很多情况下还包括学习的结果。

然而，以教室为中心的教育并非学习的必要条件。 从一个人清晨醒来的那一刻，直到他在夜里入睡，学习无处不在。事实上，即使一个人在睡觉，学习依然没有停止。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也许没有学习数学或者科学，但是我们学到了电影中的角色、情节、布景、戏剧艺术、解决问题的方案、影院提供的爆米花品种以及座椅舒适度。 类似数学和科学这样的科目确实需要有组织地进行，这样大部分学生才得以更好地消化获取的信息，但学习并不是依赖于教室的。在一些情况下教室也许是最优学习环境，但更多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 重要的意识新触点包括我们的电脑、电子报纸、视频杂志、手持电视、手机、MP3、游戏、艺术作品，等等等等。

6. 学习的引擎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一个个体开始努力满足成长型需求的充要条件是所有缺乏型需求得到了满足。马斯洛的早期理论中只包括一个成长型需求：自我实现。达到自我实现的群体具有以下特征：1）以问题为中心；2）保持一种对生活感悟的新鲜感；3）关注个人成长；4）达到高峰体验的能力。

在此之后马斯洛又增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新维度，在自我实现之下又定义了两个低层次的成长型需求，并在其上增加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成长型需求。这些需求是： 5） 认知：认识、理解与探索； 6） 美感：形式、对称、秩序和美； 7） 自我实现：实现自我价值，认识到个人潜力； 8） 自我超越：与超自我的力量相连，或者帮助别人自我实现和认识到个人潜力。

马斯洛的基本设定是基于两个组别的：缺乏型需求和成长型需求。在缺乏型需求中，只有满足了低层次需求，才能进入到高一层次的需求。一旦这些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如果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出现了缺失，人会自动做出回应，弥补这个缺失。四种缺乏型需求依次是： 1） 生理需求：饥、渴、身体舒适等等； 2）  安全需求：远离危险； 3）  归属感和爱的需求：同其他人的联系、被接受，等等； 4）  尊重需求：达到目标、有竞争力、获得赞赏和认同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学习的欲望，想要学习的内容都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情况。例如我们在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是无心学习数学和科学的。然而，我们会很渴望学习怎样生存。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自始至终在调整着我们学习的动机。

7. 超个人化时代

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我们越来越不在乎例如“别输给富邻居”那样的身份竞争。我们不注意邻居们开什么车，看什么电视，用什么手机。相反的，我们越来越注重于寻找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特有需求的商品。 我们居住在一个市场上有将近1亿种商品的时代，而且根据你对商品的不同定义，一些人会认为我们早已超越了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现有的产品数量能够满足形形色色客户的各种需求，而客户们则通过他们的借记卡投票给了特殊化和个人化。这种现象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我们将这个时代戏称为超个人化时代。

我们对超个人化解决方案的需求是由数个因素决定的：我们的时间和个性，以及在一个其余60亿人口都想要相同东西的世界上觉得与众不同的需要。

8. 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转变

随着我们从一个消极被动的社会变化到更积极的社会，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扮演看客的角色。他们想要参与。并且，新一代的工具和装备正使人们能够完成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从在线新闻下面的评论栏开始的。人们开始就一条新闻是否准确、及时或者有价值发表自己的看法。还有很多评论者提供了附加信息。 当Evan Williams和Meg Hourihan的公司Pyra Labs在1999年发布Blogger(后被Google收购)时，一股用户提供内容的洪流出现在互联网上。忽然间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建立一个博客，于是上百万用户开始了他们的尝试。 2003年7月，Tome Anderson，Chris Dewolfe和一小组程序员创立了MySpace。作为一个允许用户构建自己的网站和朋友关系的网站，MySpace的用户量在2006年8月达到1亿，迅速成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社会性网站中的龙头老大。 同样的，在Chad Hurley, Steve Chen和Jawed Karim于2005年2月推出YouTube后，在线制作和发布视频变得容易。作为一个人气超高的免费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允许用户上传、观看、分享和评价视频片段，从而使得上百万用户从视频消费者变为视频生产者，每天都有65000个新上传的视频片段。 尽管有这些一步登天的成功案例，用户提供内容的新世界并非没有自身的问题。面对这些挑战，每个组织都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但上面这些例子最能说明的还是公众对参与以及同别人分享他们的思想和创意的巨大需求。

搭建舞台 人们的思路很容易落入过去自上而下模式的窠臼。恰恰与其相反，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关键因素，集中于创新的火种，因为这些能够使一个全新的有机教育形式焕发生机。 仅凭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上加一把伞，并在其上编织进步的梦想是不足以建立起新的教育形式的。简单地录下讲座以备将来的使用也是不够的。教育的现状正如同罗马计数系统，是一个妨碍我们成就伟业的系统。

只有一小部分今天的信息能够以课程或者在线课程的形式传给我们的后代。这种信息与课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被称为“课程真空”，在这种条件下，供给显然没有跟上需求。

无限库存空间

证明准确性——事实对谎言 在我们规划未来的教育系统时，需要考虑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找到保证信息准确性的手段。最开始我们的思路围绕着选择一个中心权威，或者说某种权威验证机构来负责保证每个在线课程模块中信息的准确性。但当考虑到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后果时，我们发现它是不可行的。 首先，现在大部分教学的内容都是高度理论化的，从重力理论，到进化论，再到音乐理论。这些课题没有哪个是百分之百可以验证的，因此从一个权威检验机构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课题能通过验证。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几乎是社会的每个方面都有自己判断真伪的标准——宗教的真理、科学的真理、法律的真理，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权威检验机构都会很快沦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权威，而将未来的学习系统的任何一方面政治化都会迅速削弱其可用性。 作为一种替代，我们推荐一种“检验-平衡”机制，这种机制内每个群体都可以创建他们自己的核心权威认证，并为课程加上同意与否的标签。这些标签将会成为智能归档和推荐引擎所倚重的主要搜索标准。 举例来说，诸如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美国民权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全美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全美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以及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这样的组织都可以对新建立的课程加以审查，并决定其是否复合该组织的审查标准。 我们认为这些组织都会尽快着手发展他们自己的在线课程，以便对相关内容施加更多控制。 这种标签系统可以制造出不同层次的价值体系。首先，它使得人人可以参与，事实上，它要求人们的参与。而参与度是一个真正普遍的教育系统中至关重要的成分。在没有任何核心把关人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学或者不能学的情况下，它使学习系统得以有机地生长。

基于信心的学习 很多学习方法依然有待考察，但基于信心的学习却是相当可靠的一种。在这个领域开展的一些实验表明，这种方法能够显著降低学习所需时间。 第一项关于基于信心的评价的研究记载于1932年的《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作者是Kate Hevner。她的目的是证明当时的标准音乐评估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她通过增加对知识的信心评价达到目的。从1932到1967年，基于信心的评价侧重于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在1967年，人们发现基于信心的评价对记忆恢复也有增进作用。这个发现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参加考试的过程也可以并且将会让你变得更聪明。 起步于一种突破性的衡量知识和信心的手段，这种方法现在正作为一种快速精确地学习方法在企业培训中心内得到发展和汇聚。基于信心的学习目前正在试图完成从培训机构向学习机构转变的企业中逐渐升温。 基于信心的学习以保证学习过程的进行以及对课题的完全掌握为目的。其内涵远多于简单地将信息传递给学生。它通过剔除对结果的猜测和犹豫，精确评价人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从而达到保障学习的目的。此后它将开始迅速弥补学习者的知识和信心之间的鸿沟。 以下是对其工作方法的简述。 决定人们需要学什么从了解事先存在的无知、怀疑和误解开始。不同于只衡量某人正确回答了多少问题的传统学习方法，基于信心的学习评估 有信心的正确答案，说明掌握； 有怀疑的正确答案； 猜测的正确答案，同没有了解相等； 有信心的错误答案，说明误解。 在猜对的人和满怀信心答对的人之间作出区分具有重大影响。由于这种特有的多项选择结构及其详细的分析，系统内的这种评价过程能够定位并且证实对知识的掌握。 完成评估之后，基于信心的学习的设计中还包括在用户最倾向于学习的时点——刚刚参与评估并且暴露出自己的误解和怀疑——着手弥补知识鸿沟。 我们观察到，如果基于信心的学习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课程搭建平台的设计中，学习的速度将会有高达50%的显著提高。

知识归档 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教育是一个通过知识代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归档的系统。提到文化档案，人们通常会想到博物馆、手稿、书籍、照片、视频和音频。然而文化的一些方面只有通过亲力亲为才能被保留下来，这就是教育作为一种档案的体现。 类似砖匠和泥瓦匠这样的手工艺就是需要亲身经历的行业。将建筑材料组合成富有艺术感的形式所需的繁复精巧的手段是无法通过书本甚至视频充分体现的。纺织纹路的触感、敲击、寻找空洞以及清除多余材料都是需要体验的学习的一部分，是无法被其他媒介替代的。 知识归档的概念只是众多围绕新系统的出现所产生的战略之一。

在未来的数个世纪中，教育的定义中两个最关键的元素分别是：用于搭建课程组件单元的标准化架构；允许世界上任何人访问的有机分布系统。

8.  认证输入—每个职业、个人技能或者学习领域都会有专家认可的学业完成分水岭。但是每个职业或技能都是不同的。比如成为高级雪茄制作者所需的课程与C+程序员或者飞行员或注册护士都是不同的。大部分职业和技能都会要求学习数门课程，并参加认证考试，从而得到水平认可。

10. 权威成绩纪录系统—建立一个具有不容置疑完整性的系统意味着用于记录每个参与者的成就的系统必须是安全的，私密的，并且由可信的组织管理。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最优方案是政府运作的档案库，事实上最可靠的纪录系统应该超越政府的边界。

11. 参与式财富定价—每门课程获取的利益流应该由课程创造人、发布公司、传播公司、系统运营商以及纪录系统分享。或许这个名单还会更长。为保证每个感兴趣的人都能使用，课程应该保持低价格。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education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在我看来，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前校长的这本书，数十年中不断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国的大学史中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此书的历史描述中，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12％，声望占20％。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

在这个世界上，既存在着专属于校长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施展抱负的舞台，或者无非是个官位的基座；也存在着专属于教授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追求理念的阶梯，或者仅仅是个颐养天年的饭碗；更存在着专属于学生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精神的炼狱，或者仅仅是个混得学位的乐园；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落榜考生的大学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长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回忆者的大学形象，乃至历史学家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西方的大学形象，乃至各个非西方文明的大学形象……

大家从可以观察的现象出发，先对各自观察到的现象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描述和记载，确定这个现象究竟“是什么”，然后再讨论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并对“各自表述”的道理互相辩论、推敲、反复验证，这就是我所知道经验科学的路线了。最理想的境界是，即便人们的价值观水火不容，大家还可以在一起讨论科学问题、推进科学发现。不那么理想的呢？价值观之争每每对科学路线发生干扰。最糟的情景则是，“好不好”的问题吵得天翻地覆，科学问题毫无寸进。

比较容易解释的，是营利性私医构成了人类医疗服务的基础。

有关行医组织的制度安排，我观察到四个基本现象：(1)人类各个社会的大多数历史，是私人行医主导的。譬如中国5000年文明，绝大多数时间都靠私人行医，即便有官医如御医，也是为帝王一家之私服务的；当代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模式”在内，私人行医、私立医院也从来没有被全盘废止过。(2)私人行医和私立医院一般是营利性的，但是从古到今，私医通常也担负一些非营利性的服务。(3)在西方古代城邦中萌生的非营利性医院，服务于济贫、宗教、军事、医学科学和人道的目标，在近代以来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与营利的、公司化医院并行的医疗服务机构。(4)在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产生了由国家全盘包办的非营利医疗服务体系。

最后一个类别，全盘国有排除私医的非营利医疗模式，也仅仅在法律上才是“纯粹的”。事实上，这个体制常常由形形色色的地下、半地下的 “私医”在提供补充，例如前苏联那些地下医生的故事、“在位的”公家大夫的“额外好处”，以及中国的赤脚医生(见本系列评论之13至18)，以及徐滇庆教授访问古巴得到的观察——那里普遍的免费医疗常常缺医少药，由移民美国的侨民把 “从资本主义免费得到的药品”邮寄回来作为补充。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全盘公医体制守不住，总是发生重新把营利性私医 “请回来”的改革，例如中国1980年代后公立医院的私人承包、改制、以及后来对营利性医院的正式承认和许可。

“是什么、为什么”的科学问题

营利性活动是不是就等于 “昧着良心赚钱”？我的答案是看约束条件。市场交易以清楚的产权界定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不许侵犯他人权利就意味着发展一套法律和习俗来保障交易的公平公正，惩罚欺诈和其他不正当活动。在这个条件下，任何人想要营利，就不能不在意他人的需求，并努力通过满足他人需求来“赚钱”，同时还要尽可能节约成本。

杨小凯说过的 “坏市场经济”

涉及生命健康

营利性活动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无非等于收入减成本而已。至于在什么条件下实现这个公式，法律(加习俗)限定了下限，道德限定了上限。在中外医疗史上，一个医术高明、收入颇丰的大医生，可以同时是一个道德高尚人士，正如另外一个死命想赚钱的“小”医生，在法律和行规约束下，“无意”中也为他人做了很多好事。

在所有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中，地方性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可观：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39家，地方登记的604家，占总数的94%。

这次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是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指导下，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知名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论坛上发布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自律宣言》和《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下称报告）；举行“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圆桌会议”，并举办“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活动成果展”和“公益合作伙伴和公益资助项目交流会”。

“永续建筑，协力造屋”

2005年8月，谢英俊在河北又做了另一件实验性的活动:通过网上招募，他动员了40多名来自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建筑专业的高才生，来翟城村参加“暑期建筑工作队”，动手建造示范性的住宅。 　　很多学生都是生平第一次动手盖房子，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在谢英俊指挥下建成了地球屋001号、002号和印尼亚齐省麻达屋002号三座住宅。这些住宅主要采用木材、泥土和草料建成，木梁木檩、麦秸泥墙、灶台火炕……质朴而漂亮。

　“我是要告诉大家，盖这种房子，农民可以就地取材，不依赖市场。麦秸、黏土几乎无成本，劳动力也是。算下来盖一栋这种木结构的两层楼，连工带料还不到5万元。”

现在我们将这个挑战留给诸位。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TED走进中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课堂？有什么办法可以让TED走进跨国公司，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会议室？有什么办法可以让TED走进酒吧，咖啡馆和茶楼？有什么办法可以让TED走进电影院，图书馆和博物馆？……

早前Boingboing上提到过一个TEDtalk的大学校园版，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策划组织，发动学校里的师生参与演讲。那么，我们何时会看到大陆的学生朋友自发举办类似的活动呢？

盲点来自理所当然。

昨晚在图书馆看到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的 Great Books 丛书（主编是Mortimer Adler），那是一个通识教育的丛书，收录了西方上至苏格拉底下至海德格尔的几十位大家的经典著作，丛书的开首有两卷专门分不同的主题来介绍书中收录的文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想起了TED。 TED的一些演讲其实可以在一些课程的引论课中使用，而由于TED涵盖的知识范围非常广，因而也使得TED走进课堂有了可能。Great Books系列是古人的大智慧之汇集，而TED则可谓今人大智慧之汇集，若能把此二者相结合，也许可以结出美丽的果实。 以下几个文章供大家参考： 台湾东吴大学經典領域選讀經驗分享： http://www.scu.edu.tw/generaledu/newenews/lecture01_xhtml.html 维基百科上关于 Great Books的简介：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at_books 感兴趣的话还可以读一读《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 http://www.nytimes.com/2008/11/16/books/review/Campbell-t.html

我这一代人是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怀疑中成长起来的。以至于习惯性的将现实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文化的基因，这其中也包括二十世纪可怕的专制和荒芜的精神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的否定刻薄而无情，仿佛这才意味着彻底决裂，而决裂才意味着新生。但是，这种刻薄却经常导致一种意外的结果——我们似乎变得更匮乏了、更单调了，内心更慌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