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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准备好了吗？曾几何时，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国学解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已经成为近年来社会的一种文化热，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正通过对于传统文化解读孰是孰非的争论来表达各自的文化诉求与取向。而自建国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两个30年跨度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伴随社会体系的整体变迁和社会机能的不断增强，社会文化体系也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间不断发展和强化，而且无论是在经济层面、生活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的任何争论，其背后都映射出我们文化的弹性和张力，同样在重大事件面前也集中暴露出文化相对稚弱的一面。

美国大学里同样有“政治上正确”的潜规则，芝大的教授说，美国是民主国家里最不民主的一个。在宾州的选战则让候选人必须以对中国更猛烈的攻击来竞争选票，民主正在被异化。

目下的形势，便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已经被彻底消解，在1990年代之后，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自道德和经济成绩。

道德上的合法性基础正不断被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消解。这带来的后果是现行法律无法解决的，最终只能依靠杀鸡敬猴来解决。比如一定要杀郑筱萸（这次听了非常多关于此案的内幕），一定要拿掉一个政治局委员（不仅仅是内部的政争也有国家需要宛如原北京市委书记）。不过所有人也都十分清楚，这类手段只能治标，而且，可能会有后遗症。

我不相信，是因为这个系列节目没有站在中立、客观的立场上，为我，一个观众，提供关于怒江争论的尽可能丰富、全面的信息，而是选择信息、过滤信息，甚至提供错误信息，以千方百计地灌输我，说服我，让我接受它提供的观点；我不相信，还因为它提供的观点，不是为环境、为生态、为长远发展考虑，而是以改善当下贫困为借口、主张立即上马水利发电站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与水利部门和当地政府的现实利益相一致的。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3. 我不是职业评论家，从来没资格、也无意代表国中民意、世道良心、业界标准，更没在任何场合做过这样的宣示或表态，所以，没人有权利要求我必须随时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解读一切事情。我关于奥运会开幕式的那几句评论，没有涉及任何政治文化角度上的解读。有那么多人去做这样的解读，不缺我一个，我说我自己的感受，不去做那样的解读，也不欠谁的。如果有谁因此而深表失望，痛心疾首——活该。死去。

给今夏奥运会定性的行动现在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奥运还没开幕，就已经有一大堆事件竞争最重大事件的位置了。

人权组织试图授予本届奥运会“种族屠杀奥运会”的称号，原因是中国政府支持被指在达尔富尔实行种族屠杀的苏丹政府。一些人因北京糟糕的空气污染而称本届奥运会为“烟雾奥运会”。还有人预测中国将在本届奥运会上成为下一个体育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一些建筑评论家也来到北京，参观这座城市新的地标性建筑，并从中看出了从隐秘的法西斯主义到建筑师的民主化能力等种种象征意义。

中国疲劳奥运会

“今年该奖项会颁发给一名中国异见者，我相信最有可能的人选将是胡笳（音），也许他的夫人曾金雁（音）也将一起获奖”，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协会主管，诺贝尔和平奖观察人士Stein Toennesson表示。“他现在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国异见者，并且长期以来鲜有与中国有关的人士获得该奖项”。最近的一次是1989年，该奖授予达赖喇嘛。

“奥运会期间有大量压抑。而现在是一个黄金机会，强调那种压抑是不可接受的”，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奥斯陆大学国际关系教授Janne Haaland Matlary表示。

自八平方事件以来，“批评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它也变得越来越强大”，Toennesson表示。“因此也存在一种争论，要不要去打搅正在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它不仅是这个政权的重要时刻，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如此”。

为什么现实与直觉相矛盾呢？第一个原因是现在查阅文献时可以进行精确检索，因此科学家就错过了原来在翻阅纸质刊物时可能偶然发现相近文献的机会；其次，互联网让科学家更容易获得最热门、引用最多的文献，而那些报道不同观点、响应者寡的文献则可能失之交臂。不过幸好科学家们还热衷于在真理的争论中获得乐趣，不然科学研究就有可能变成人云亦云了。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我下班后由406路公交总站走出，几位大爷正在马路边上激烈地争论，走近他们时话声骤小，但我仍然听到他们谈论的是“杨佳那孩子”的事情；　　常年在407楼西头楼下修理自行车的大叔仍然在埋头干活，见我来了立刻说了一句：“判啦！”我说：“是的，判啦。”我们不再说话

科学家们认为这些普及工作对他们的研究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受众通常看不到科学传播与他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而且他们发现传播形式——正式讲座——太枯燥了。科学传播者必须动员受众参加科普讲座，某些情况甚至会为参加农村科普的农民支付误工费。

近来一起公众反对在厦门建立PX化工厂的事件就是这种情况。公众要求知道该工厂是否会出现严重的健康威胁。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下，当地政府在2007年12月举办了一次听证会，然而由政府委托的科学家们却说了一大堆超出常人理解范围的技术术语。如果官方不使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市民们怎样才能完全参与到协商当中？该工厂的建设最终暂停。 然而，包括中国科协在内的科普机构在科学传播上投入良多，但是看起来，当出现争议问题，人民迫切需要并且有权利要获取科学知识的时候，这些机构的声音却很难听到。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转基因作物、三峡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安全性争论中。科学普及不应对待公众像对待旧式学校中的学生一样，老师念课文，想让学生记住老师说的话而不需要问问题。这种至上而下的方法不管用。公众有权利参与到科学决策过程中，分享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并将其落到实处。而且要做到这些，他们就需要得到帮助以理解其中包含的科学知识。

 我们的书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书，要复杂的多：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不屑于让老百姓搞懂。而大量的媒体爱国者和无数的愤青，一般不讨论问题，只争论对错。最后总是用占领道德制高点来对人进行审判。  这些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总是满怀革命的激情，习惯于快意恩仇。总让你感觉到一番渲泄后的茫然。没有人告诉你该如何做。  所以，中国的作家或者文人，只有在两极中生活：要么彻底娱乐化，什么都嘲笑一把，什么都不相信；要么想一些折衷的办法：借古喻今，如何能既说出自己的真话，又不至于冒犯现实存在的忌讳。

《一虎一席谈》从来就是以议题的大胆、尖锐和辩论场面的火爆而著称的。但是，当场引发辩论双方个体之间的仇恨心理，却是这种节目之恶——哪怕在节目后你会让双方握手。因为仇恨之恶已经被释放出来了。这种仇恨已经不再是普遍的道义，而就是个人之间因言语冲突而产生的“嫌恨”。我们想一想，这两个人在节目之前互不相识，只是观点不同、价值观不同而已。但是在节目论争中，却能够恶语相向——我看他们恨不得吃了对方。这样一种情绪，难道不是节目本身造成的吗？郭松民的情绪失控，是他的性格弱点。他作为一个成人，应该自己负责。但是，郭松民并不是第一次上《一虎一席谈》，他会如何表现，一虎应该有所了解。所以，在我看来，郭松民的性格和他的愤怒，是被一虎利用了——用来增加节目的火爆程度。至于郭松民是否得分、是否“获胜“，那就不是节目所考虑的了。

科学史研究到底该不该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 爆发过激烈争论。[4]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和其它科学学科一样，只能 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的、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还 有很多。

凡是用马克思主义做为研究的出发点的书，其结论都是不可靠的。李约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所以他的论点也不可靠，我不必看他的书了。

其次，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　　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今年我国不太平，好不容易因为地震让人们稍稍放下争论团结了下。马上被余秋雨、王兆山一类人给搞得恶心。

好了，今天是党的生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我们不谈这些让人不开心的事。首先让我们看看贵州方面送上的贺礼：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两个对立面在争论两个不同的议题，唯一受益的当然就是那些希望看到冲突的人。一方声称遭到宗教迫害，这是一个有效的申诉，另一方则用国家安全为理由，因为边境安全还有资源。两方面提出的建议都没有妥协的空间，这就使得期望这里不稳定的预期出现了。

中国就应该是图中这个女人的形象，面对声色俱厉的异议者，不卑不亢，沉稳坚持、微笑面对，以温和对抗暴力，她的表情让我看到了伟大。 对骂毫无意义，以暴易暴决不是好的选择！ 不要侮辱藏人，不要侮辱藏人的神明，不要侮辱那些与你观点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