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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开始不到一星期，共产党治下的现实与中国在奥运前所做开放和新闻自由的承诺之间的矛盾，就令人不快地暴露了出来。

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说法，他申请示威，以求推动公众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政治，并反对腐败和滥用权力，结果在他去警局查询申请进展的时候遭到拘留。

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算意外。但是，国际奥委会对待自己7年前从北京得到的人权和新闻自由承诺的随便态度（它在监测北京的不良空气质量方面做得稍好一些），让整个奥林匹克运动难堪。

为什么现实与直觉相矛盾呢？第一个原因是现在查阅文献时可以进行精确检索，因此科学家就错过了原来在翻阅纸质刊物时可能偶然发现相近文献的机会；其次，互联网让科学家更容易获得最热门、引用最多的文献，而那些报道不同观点、响应者寡的文献则可能失之交臂。不过幸好科学家们还热衷于在真理的争论中获得乐趣，不然科学研究就有可能变成人云亦云了。

云南官方今天还通报了普洱胶农冲突的处置进展，通报中既有“不明真相”、“别有用心”这样的前瓮安时代用词，也有“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这样的后瓮安时代总结。

一个纸老虎政府就鉴定了大半年，一件这么大的事情，政府只需要两天就鉴定完毕了。

在某些事情上，官方向来什么事情都能管的，甚至交叉管理，比如农业部有权要求电影局枪毙电影，公安部有权要求出版社删除文章，卫生部有权要求网站删除帖子一样。而一旦遇到像华南虎这样的事情，大家又都说这事他们无法越权管理和鉴定。

为什么政府出来辟谣的效果和绯闻女明星出来辟谣的效果差不多呢。

三要大力加强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从目前的情况看，网络评论员在引导舆论、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地要充分认识建立一支为我所用的网络评论员队伍的重要性，加快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涵盖面更广、战斗力更强的队伍网络。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保持这支队伍的稳定。要加强业务训练，保证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词以废墟下的“我”为第一人称，表达虽身在废墟，但心情却无比激动和喜悦的“紊乱”之情。此公以独特“艺术加工”和不知所以然的“矛盾”手法来虚构一个罹难者（坦白讲是此公自己）“精神”世界的“胡思乱想”以及死亡面前的大脑进水，可谓形象逼真、入木三分，作者虽未亲历地震，却用自己无比“错乱”的想象力来为广大读者勾勒出了一个美丽、激动、充满幻想和摇头丸的废墟下的世界，实乃虚构之“搞”手、想象之奇葩—不—“鸡巴”。

中国最近连续发生三起重大社会事件：瓮安、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于是“俯卧撑”成了最流行语，甚至用到了股市，用于了足球业界。德国之声记者认为，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由来已久，如今愈演愈烈，表明：几个方面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借用类似的语言：中国急需要做的是几个“仰卧起坐”。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个：新闻放开、法制到位、民主升级。

世界各地都有社会冲突，比如巴黎郊区几年前、柏林五一时的骚乱。有许多人表现也很极端，比如美国和德国的校园枪杀案件。但是，中国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却是不争的事实。每年七、八万起，还不包括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这样的非"群体事件"。为什么呢？为什么越是说"和谐社会"，社会似乎越不和谐呢？自然，中国国家大，人口众多，是一个表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三十年来处于社会剧变的过程中，具有许多类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具有许多中国独特的恶疾，比如严重的腐败、许多地方官的贪婪、枉权，与商人的勾结，许多地方官被别人和自己捧成了土皇帝，比如许多公务人员的妄自尊大，对民众的不尊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民众有理没地方说去。官官相护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矛盾当然不会凭空消失，这几个零要做到，只能凭硬手段了。

是的，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将刁民清零。

但是当时闸北分局的民警用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对付杨佳--一顿痛殴。随着事件的取证调查，闸北分局民警发现杨佳的确没有参与偷车，只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租赁了自行车而已，所以很快释放了杨佳。然而杨佳在被拘留的期间，闸北分局民警对他很是“照顾”，常常拳打脚踢，杨佳出去以后身体感到不适，就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一个惊愕到难以接受的事实：他的性器官受到损害，以后将无法生育。

杨佳很快到闸北分局去讨说法，鉴于有医生证明事实明确，杨佳的态度又十分强硬，闸北分局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此事。但是杨佳认为赔偿太低，坚决不同意，他三番四次去闸北分局去闹。渐渐地，闸北分局没了耐性，对杨佳开始不理不睬。据知情者透露，事发前一个月该分局领导还曾经威吓杨佳“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双方尖锐的矛盾根源由此而来。

不錯，在自由社會中，任隨我們如何努力地倡導正確的觀念，批評錯誤的觀念，我們也不可能使錯誤觀念消聲匿跡——那衹有靠强制才做得到。因此，在自由社會中 為真理為正義而進行的鬥争，看起來是一場無休止也無結果的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因此，不少人就以為那是徒勞無功，因而心灰意懒，自動棄權，衹求潔身自好，不 再堅持社會關懷。殊不知唯有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們才能使人類珍貴的價值不致墜落並力圖使之佔據上風。出於對人性不完美的體認，我們不能奢望人人都成為 君子，但是我們必須堅持君子的標準，不斷地呼籲、勸導和勉勵大家——首先包括我們自己——向這樣的標準看齊。雖然人的理性也是不完美的，我們誰也不能自稱 掌握了绝對的真理，但這决不等於說世上根本没有真理這種東西，這也决不等於說我們不能有任何堅定的信念。開放的心靈與執着的追求不是彼此矛盾，而是相輔相 成。

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中，普通民众与企业家都是市民阶层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不是民众与企业家的矛盾，而是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这样伤害将是致命的。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苏联），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李光耀告诉邓小平说，新加坡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映：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我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党和印尼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在西藏问题上，能反省我们自己的失策吗？在奥运问题上，能检讨我们自己的失误吗？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尽管他的说辞给足了我们面子，我们真的不明其里吗？ 　　 　　那些鼓动国人不去法国旅游的留学生，你何不做个样子，干脆中断学业回国算了，再说文革中，咱们北京曾有过百十万人热烈欢迎在印尼雅加达、在香港、在莫斯科红场大显身手的中国人光荣回国的场景。 　　 　　对那些群发短信号召市民拒绝家乐福的朋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昨天刚巧去了那个超市，买回来的竟全是国货，那个超市养活着数百位中国职员，在那货架上数万种货物的背后，恐怕不会少于数百万的中国工人。

80后应该是第一代面临完全自主选择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重大变化

李想的逻辑是，他们从小就是被父母包办一切选择。既然选择是别人做的，那我为什么要负责任？长期下来，很多人便养成了“不负责任”的习惯。

一个甚少做选择的一代，和一个几乎要自己做全盘选择的一代，矛盾，是必然的。正如冯仑先生说，80以前的代际，90%的人生活在体制内，80以后的代际，90%的人生活在体制外。

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但是自从奥运的脚步逐渐临近，发生的一系列捣乱事件，激起了我心底的波涛汹涌！燃烧了我作为中国人的一腔愤火！ 愤怒中国内部的政治矛盾！愤怒外国的事儿B裹乱！愤怒藏独的自不量力！愤怒对残奥火炬手的攻击！愤怒。。。。。。

杯葛和不杯葛的人之間，是沒矛盾的，只要大家都真心希望中國改善的話。

大部分的中國人對此(京奧)非常興奮和自豪，過分針對奧運，只會激起民衆的反感和反彈，這種情緒是最容易被政府利用，來掩蓋批評的聲音和其他訴求

现在，白宫和国会中的民主党在该如何修正美国金融体制的问题上矛盾重重，因此对格林斯潘的行事纪录进行审查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如果批评格林斯潘的一方占了上风，金融公司所可能就要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所提供的金融产品的自由度也会更小。如果格林斯潘的观点大行其道，依靠金融机构自律的潮流就会延续。对格林斯潘金融政策的批判，就很有可能会诱使Fed在眼前的危机过去之后相对较快地提高利率，甚至试图以高利率压缩未来的经济泡沫。

格林斯潘对所谓他胁迫其他人与其保持一致立场的说法表示不屑。他说：“令人可笑的是，我发现自己被重新描绘成靠强权和诱导来让所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高度智慧的人服从我。”他说：“这种说法太愚蠢了。这是一种篡改历史的可恶行为。”

信中写道：你是位了不起的中央银行行长、一位伟大的领导者。我真诚地希望媒体别再在次级债监管问题上指责你了。过去发生的只是件很小的偶然事件。

4月1日，中移动正式在8个城市开始TD-SCDMA手机试商用放号。这项被称为”国产3G”的技术的商业化进程，是3G手机能否在中国启用的决定因素。

市场似乎已做出反应。因为业绩不佳，日系手机厂商已陆续撤出了中国。最近，夏普宣布重返中国市场。一般认为，凭借其顶级LCD屏幕以及其他先进技术，夏普目的在于抢点中国国内高端3G手机市场。

日本早在2001年10月就开通了3G服务，这使夏普在技术上拥有了巨大的提升空间。

有人把这些人的表现称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对。就凭他们这种毫无原则与自相矛盾，哪里算得上什么主义。他们不过是鲁迅说的"做戏的虚无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