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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信念與社會價值和現實之間，往往存在落差，個人的信念愈強，落差可能造成的矛盾與壓力也愈大。個人信念模糊，甚至沒有什麼可稱為信念或理想，就愈容易接受社會現實趨勢及種種社會及政治組織宣揚的價值，隨波逐流。

　“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朱小丹在昨天的讲话中，特别详细解读如何突破结构性矛盾\确立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结构调整主攻方向。“广东为什么走在前面，因为我们看得早、想得早、干得早、开放得早。但你不创造条件，不优化环境，别人创造条件，优化环境，把总部经济都挖走了。”朱小丹此时说到了“网易将离开广东”的传言。他接着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集聚高层次人才都没以前好了。创业者要考虑他在这能不能大展身手，能不能实现抱负，能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网易如果真的离开了广东，我相信会产生一种联动反应。所以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从2006年起，中国呼唤《能源法》的声音就已出现，希望尽早结束这一混乱而失控的局面，这被普遍认为是能源体制改革的肇始。今年年初，随着中国开始推行大部制改革，被搁置已久的能源部重新进入社会各界的猜想之中，能源部被认为将是大部制改革首先推进的一环。

但从最终效果看，这一机构仍无法最终化解根本性矛盾。

美国还成立了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负责州际电力、天然气和石油的运输管制，以及相关工程的建设许可。美国能源管理体系的特点是，在最高部门之下，还有众多的支持机构，比如美国可再生能源委员会、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美国国家石油委员会等，以此形成完备的管制系统。

表面上看，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政府预算由议会来审查，只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才算“合法”。但谁都知道，这种“合法”只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 “背书”而已。比如，中国“预算法”规定，财政年度是从1月日开始，这意味着，当人大代表们在3月间聚齐来批准预算的时候，政府已经“爽”了三个月了。

如果某个西方国家的官员看到如此情景，会感慨中国的官员实在太幸福了。在西方，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政府花钱，议员们会为每一分钱争得不可开交。而中国的议员们，几乎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中国官员的“特别费”有多少？上帝也不知道。因此上述学者们呼吁，可以先把那些不敏感的开销公之于众，那些特殊费用可以先不公布，但这样的改革也注定很艰难，谁愿意失去支配财富又不承担责任的乐趣呢？除非他是傻瓜。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同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分权而使联邦制有一定发展，是合理的趋势，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也有根本性的实际意义。然而，这就更涉及到政治民主的发展，也更是触及到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本性。

近年来，像“第一弯”这样大型公用、民用建筑“过早退休”的情况在中国各地屡屡发生。同济大学交通运输专业教授孙立军说，在目前的城市发展节奏下，基础设施的不断拆除、建设是难以避免的，为整体作出局部“牺牲”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一味依靠“拆－建”这种“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模式，其发展空间就很有限，不少规划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会加剧矛盾。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国的主要银行全都是由政府控股，并由共产党指定的管理者经营，却对最高行政机关发布的政令不屑一顾。在由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中，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情况，就好像中层管理人员公然违反首席执行长和董事会的意愿。形式上，那些技术官僚得到了执政共产党的充分支持，可以随时将任何银行家解职。但是，国有银行高层人士的却没有表现出将去职威胁放在眼里的意思。反正他们以前也压倒过这样的威胁──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纷争常常让银行不得不违抗正式的政令。

最有可能反对严厉货币政策的是有势力的“太子党”，即共产党元老的子女，这些人与中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包括制造厂商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这类经济势力中，已经有一些因紧缩的货币政策而蒙受了损失。银行家们查觉到高层在紧缩政策上存在纷争，由此更为大胆地枉顾中央政令，认定支持他们的高层领导会保护他们不受技术官僚的处罚。

天安门2.0是什么？是独立性，是良心，是依靠自己做简单好事，是天天坐在家，日复一日坐在电脑前面，跟老婆玩Wii，making babies，相信自己相信的事。也是一种healthy eating，很多写博客，作一个有人性的极客，了解极客的工具箱里有什么，怎样使用那些工具，知道为什么好奇不杀猫也不杀人，一个常识为王的状态，一个以rss feed为武器的kingdom，https为矛盾的空间，而Tor是曾金燕驾驶的车型的国家：

事情越来越多，政府机构就越来越大，大到了谁都推不动的时候，只好要求大家都去听电话。这就是改革的新困境：单靠在行政程序上反复做文章以求吸纳社会矛盾，会使行政程序负荷过重而发生种种紊乱，既掌管一切而又管不好一切。

　　这就是在当地有名的“高旭事件”。高旭是新疆军区某部的副连长，一次进藏运送军用物资回返，从喀喇昆仑山上下来，在南疆某地段的路上，部队捕杀了两头他们认为是野生的而实际是家养的牦牛。牦牛的主人是养护公路的维族道班工人。这些维族工人不干了，拦住军车要求赔偿，而押送车辆的军人认为拦截军车就是违法，在军车已冲过拦阻的情况下，极端不冷静的高旭开枪向车后追赶的人扫射，将无辜的维吾尔青年阿皮孜·阿不都拉打死，在维族人中引起极大不满，使偌大的新疆陷入激烈的动荡之中。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