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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广东的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1978年12月份,广州的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这是广东最早的改革。当然农村有些地方也开始了包产到户的突破,但都是偷偷摸摸的。

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 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 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遍及中国经济各 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 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 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 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建一所希望小学需要600万！    灾区地震后有些房子也升值！       我从事新闻工作，因为体制的原因，不能到灾区去采访震灾，好在我的周围有一帮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慈善而有爱心，并且好多还是成功人士。前几天，我们商量说我们要给灾区建一所希望小学，让灾区的孩子们好好读书，让知识改变命运。因为大家把钱交给某些单位让他们去赈灾不放心，有个朋友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个小朋友要给贫困地区的同龄人捐款，问妈妈要100元，妈妈给了他110元。并给他说，孩子啊，这钱100元是给灾区的小朋友的，还有十元是给贪官叔叔的，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有人收到钱后，用十元钱去救灾，100元给自己办福利了。    这些朋友们都是说干就干的，我们算了一算，在农村建一所学校也就是二、三十万的样子，这个钱让这帮朋友们凑起来可以说是很简单的。接下来，我和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去灾区建学校的事，去灾区建学校有好多手续的，这是国情。但是我们得到的反聩信息却是现在想来建学校的人多了，建一所学校需要600万元左右。我们大吃一惊，地震以前建的倒塌的学校也就是四、五十万，为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却涨了呢。难道震区的地皮也升值了么！     这也太反常了吧。    无独有偶，李承鹏先生在自己的博克中也写道：据和我们共建“安心学校”的置信经理说，他们在和一些灾区部门联系时碰到了软钉子，不仅当地倨傲地要求企业自行报上修建计划和手续（要知道这些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琐得可怕，单靠企业根本搞不定），而且因为现在排队重建学校的企业很多，所以价格也一路高涨，献爱心搞得像钻石拍卖会一样了。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准备花两百万给老家捐一所希望小学，也就是房子不倒人人可读的那种，可当地部门一张嘴就报出价格，660万，1000万，乖乖，听上去都像余震，从成本而言在农村县镇建一所希望小学怎么可能这么高价格，那些倒掉的房子在修建时最多花了五十万，重建却得花660万、1000万。    地震让我们的同胞受尽了苦难，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灾后建学校的价格也会“一路飙升”，是不是要感谢地震让倒掉的房子也增值了，套用股市的话，灾区房地产市场出出现牛市了。朋友们听到这个价格后，说这个学校太高了，比我们这儿的消费水平还高，我们真的建不起！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在貌似谐谑的背后，隐藏着沉重的现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我国GDP增长11%，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元，增幅高达31%；全年CPI增长4.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7.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5.4%(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说，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实际增长9.5%)。 这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而且，在高速增长的CPI面前，人民的实际购买力甚至是下降了。 刑普的提案在上海两会期间提交。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的答复是“不立案”，因为“这是全国的问题，不只是上海的问题”。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经济特区为起点，老大中国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而今南柯梦一场，人去楼空，留下是满地鸡毛和900元一平米的楼价。

说老实话，即使是在它的繁荣期，我对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的表面现象，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难道这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一种建立在背井离乡、谁都不把这个地方当家、“生活在别处”的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10月20日，小产权房购房者，北京宋庄画家李玉兰的反诉获得法院支持。作为宋庄14起小产权房纠纷的首例，该案的判决揭示了小产权房纠纷的审判导向，备受全国关注。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出台文件，禁止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和建于其上的民房。但小产权房仍然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在全国范围蓬勃发展。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克夏县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居民花10美元可换得11张“波克夏尔”(BerkShares)，在当地商店都可以通用，此举是为了鼓励居民在本地店铺消费，而不要上网或者在那些大型连锁商店用美元消费。“波克夏尔”在2006年推出，如今仍然通行。

曼谷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教授Pattamawadee Suzuki深入地研究了这一现象。她说她并不确定像讪滴戌村那样使用本地货币对于经济是否确有明显的好处：“等形势转好后，村民们还是更愿意使用全国货币。”不过她同时表示：“使用本地货币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效益。讪滴戌村这个地方比泰国其他农村地区要自立，他们不需要依靠曼谷亲戚的汇款过日子。”

于是村民们改掉了货币的名字，如今它的名字在泰语中意为“价值”。此后货币的发行量开始稳步增长。政府对此也不再反对，讪滴戌村自制货币的做法逐步得到了临近村庄居民的认可，并开始逐步传播到了泰国东北部其他地区。Pattamawadee教授说，还有一些村子也不再使用泰国货币，而改用实物交易的方式。

但是对一般非创意行业的人来说，人们的视角又会有所不同。“中国”究竟需要以什么面目展现给世界？同时你也别忘了， 13亿中国人自己也在看啊，用NBC 的话来说，是”one fifth of humanity”(人类的五分之一)。奥运会表现了中国农村人口这人类的五分之一中的五分之四没有？难道他们就活该住在张艺谋的那些电影里？张艺谋大手笔营造的光鲜和奢华，哪里与这大多数有份？他们只好自己去办火炬接力，反倒赢得国人的赞叹，这又是为什么？

再说了，这也不完全是审美，也是我们在感受一个我们要投射的国家形象，和自己印象中的中国形象的出入，这完全是一主观体验。事实上张艺谋表现的是我们记忆中的中国，如四大发明、丝绸之路、文房四宝，还有我们宣传下的中国，如和谐社会等。每个人心中都怀揣一个自己感知的中国，张艺谋不是我们所有人肚子里共同的蛔虫。他可以是个优秀的导演，但也不是碰不得说不得的神圣。

中国大饥荒对公众与历史的影响超过文革，中国大饥荒的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八年抗日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

科学家们认为这些普及工作对他们的研究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受众通常看不到科学传播与他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而且他们发现传播形式——正式讲座——太枯燥了。科学传播者必须动员受众参加科普讲座，某些情况甚至会为参加农村科普的农民支付误工费。

近来一起公众反对在厦门建立PX化工厂的事件就是这种情况。公众要求知道该工厂是否会出现严重的健康威胁。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下，当地政府在2007年12月举办了一次听证会，然而由政府委托的科学家们却说了一大堆超出常人理解范围的技术术语。如果官方不使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市民们怎样才能完全参与到协商当中？该工厂的建设最终暂停。 然而，包括中国科协在内的科普机构在科学传播上投入良多，但是看起来，当出现争议问题，人民迫切需要并且有权利要获取科学知识的时候，这些机构的声音却很难听到。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转基因作物、三峡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安全性争论中。科学普及不应对待公众像对待旧式学校中的学生一样，老师念课文，想让学生记住老师说的话而不需要问问题。这种至上而下的方法不管用。公众有权利参与到科学决策过程中，分享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并将其落到实处。而且要做到这些，他们就需要得到帮助以理解其中包含的科学知识。

●中国人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增长八成以上 ●每四到五人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肺癌取代肝癌高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首位 ●癌症高发折射环境恶化与烟控不力 ●城市和农村癌症死因差异凸显城乡差别之痛 ●过多资源用于中晚期患者治疗而忽视了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