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亲爱的孩子们，那就是亚洲。在那片土地上，没有有毒衍生品传播者承诺的、得来容易的利润，也没有奇特的债务抵押债券。亚洲的银行通过合理的贷款业务，维持着体面的生活。而亚洲的制造商从事着过时的、实在的生产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亚洲避开了华尔街和伦敦两大“赌场”几近遭遇的金融崩溃。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洲成了推动全球增长的唯一动力。

最近的金融危机，有点讽刺意味。总的来讲，对自由资本主义中看似极端的问题，亚洲政府一向持怀疑态度，但它们现在却在管理（至少按照某些衡量标准）比西方更为自由的市场。例如，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却引人注目地推出了卖空操作规定，而伦敦和纽约那些实施宽松监管的监管者则暂时禁止卖空。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死刑在世界上最多的国家，曾经是世界死刑总量的一半以上，此前最多的时候是达到三四千人。受到舆论谴责后，做了一定的改善，将死刑的复核权交给了最高院。

  你受到过威胁吗？ 我每秒钟都受到威胁，因为我生活在一个非常有危险性的国度里。   具体讲有没有明显的威胁？ 对杨佳的审判就是对我的威胁，这是一样的。不是一把刀子抵着我，才是对我的威胁。只有猪才会这样去想问题。当一个人的尊严，他的生存的理由被动摇的时候，他就是受到了最大的威胁，这毫无疑问。

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和普通老百姓，我认为这个译名并不妥当。例如，针对上面的第一点理由：首先，中国老百姓真的就熟悉清楚“知识产权”及其中“知识”的概念吗？这是事实还是想象？其次，相对于“创作共用/共享”的独特、创新、易于区分等特点，“知识共享”是一个不那么像“概念”的词汇，它可以并已经被用在太多的范畴内，这并不利于一个概念的推广，稍对营销有点认识的人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产品或者理念常常要故意使用“陌生化”、有别日常生活用语的名词。实际上，我google“知识共享”返回数以百万计的结果，而前二十页里只有一条与CC有关，是一位网志作者参加了CC协议草案讨论会的所见所想，而technorati则没有找到有关CC的内容。第三，CC在中国此前已有一定普及率，看它的“创新－扩散曲线”，应当已经具备了早期使用者的基础，要准备进入S型曲线起飞期了。如果抛掉已有一定认知度的“创作共用/共享”而另起炉灶，不但不利于推广，甚至还可能带来混淆。——如果“知识共享”并不利于CC协议在中国的推广，那么这种连倡导者都承认“会牺牲通过直译所具有的准确性”的译名，其价值何在呢。

　　一：不要认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權是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国家、种族、贫富悬殊而有所改变。不管你是什么样制度，你自吹优越于别的制度与否，人權总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评政府而入狱，当然会激起世界关注人權的人高度反弹，颁给他萨哈罗夫奖可谓名至实归。外交部虽然没有愚蠢地抛出“伤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低级笑谈，但还是动辄以干涉内政和反華的陈辞滥调来应对，以为民众的智商和信息判断还生活在毛时代，这是人们把外交部当成中國谎话撒播基地的一个原因。老百姓都把你当猴耍，你却在那里做令人可恶的表演，人们对戈倍尔、萨哈夫的嘲笑时刻都可以安在你们身上。

法国《世界报》在周末期间刊登一篇对台湾文化多样性的介绍，题目是：“台湾：高技术和对精神信仰的追求”。文章介绍说，台湾是一个千神岛，是一个让人缓缓进入中国人世界的理想的大门，台湾小是小，但向参观者奉献了自己的多姿多彩，是传统和现代精神，野生的自然和发展到极致的都市化的精妙结合。台北市一点也不比它的“大姐姐”上海差，台北的道路宽阔，广告大屏幕和中文的店铺招牌比比皆是。文章还介绍台北的故宫博物馆有65万件珍贵的馆藏，台北周围的山水美丽，庙宇众多，台湾人拥有精神信仰和宗教崇拜。台湾有一万六千个庙宇，108个进行宗教默想的中心，其中最大的中心里有1600个和尚与尼姑长年生活，成为一个宗教城市，有特有的饮食，公园，印刷所，录音棚等等。西方的游客可以受到台湾的宗教机构接待。

月光博客算的上是国内最有名的博客之一了, 但我认为不应该把它当作成功(何为成功?)博客的典范. 我更欣赏的是阮一峰的网络日志这种类型. 无论是博主还是访问者, 就算若干年后再来看博客里的文章, 仍能看到自己的思想或者某种思想曾经给予自己的启迪, 无聊的深刻的可笑的严肃的. 而不是仅仅只看到某条曾经发生过的新闻或某个网络产品的介绍, 淹没在一片类似的文章中, 差别可能只是发表时间上的数字而已.

我自己很讨厌神化blog之类的话题, 比如讨论自己为啥退订blog, 或是告诫新手们不要写私人生活等. (当然, 讨论这些本身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

“违背正确婚恋观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我，我的心在颤抖，我不知道我以后采用何种方式活下去。被歧视，被抛弃，被边缘化，不受尊重，这样的生活还有何意义，这样的社会怎能和谐。 　　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名伊朗人，那样我就会因同性恋犯死罪，死了总比活着强；这样活着，真的生不如死!

有不少人觉得真相对他的利益影响并不大，其实真相不只是影响你的物资收入，而且还影响你的大脑发育与创造力，包括你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千万别小看真相对于你生活的重要性，因为政府垄断真相的后果相当严重。一切所谓的真相都由他们来发布，最后所导致的是误导、愚弄，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你利益的掠夺。你的利益要能得到相应的保护，对真相不遗余力地探寻，绝对是重中之重。让真相为更多的人知晓，你才能获取博弈的资本，并且获得相应的博弈与谈判能力，从而达成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本年度最佳中文博客授予律师刘晓原。刘晓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律师，2000年通过了国家的律师资格考试。3年来他一直坚持书写博客，帮助人们了解法律知识和程序，参与社会公众活动，帮助人们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呼吁法律程序的透明化，并且和其他专家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的法制体系。

德国之声和“记者无疆界”组织共同推出本年度两位 特别奖，其中一个授于中国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丈夫被秘密警察带走后，她依然勇敢地撰写博客，记录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几年来坚持书写博客，让人们了解在监控下的生活。 

学生的数据只不过是广袤的数字信息海洋中的一个泡沫，这个海洋由密集的传感器网络所创造，从手机到GPS设备到标签，它记录了我们的一举一动。再加上互联网冲浪记录和信用卡等信息来源，数据之海就是所谓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新兴领域的基础。新技术的推动，互联网正稳步的侵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更高效广告传递，到社区组织管理的新方式，集体智慧提供了强大的能力。但是，甚至是从业者也承认，如果被滥用，集体智慧工具会创造连老大哥都梦想不到的奥威尔式的未来。

中国的产业升级关键不是说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把现在的制造业全部消灭，不可以的，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口，这是跟全球很多国家不一样，那么多的人口必然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没有密集型产业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这种就属于劳动密集型，关键原因是在于，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价值链要往前面价值链高的一端进行转移和升级，就是说不要放弃，放弃很可惜。比如我举的一个例子，很多工厂那么多年给很多品牌做加工，其实里面已经急剧很多技术的基本研究能力，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往上升级，比如由OEM企业往ODM走，本身企业价值就升了一大块，所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既解决了我们中国现状的问题，本身又在价值链附加值提升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定不要把这个事情简单的来看。

中国企业太忽视如何建立品牌忠诚度，中国企业家太善于建立品牌知名度，就是说利用各种方法让大家知道，但是如何让大家喜欢这是一个挑战的问题，当然这个里面的挑战涉及到一种品牌架构的建立，以及如何运用工具，一直到最关键的一段，运用什么样组织人才配合进行整合营销，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需要功底积累的，说白了关键是内部的管理价值，外在消费者看是一个产品、一个推广，其实内部看是一个内部的管理价值，这是一个关键，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先启蒙思想，就是大家要知道，第二个要引入工具，这种思想要什么工具去执行，第三个要有统一的行为和文化去执行，最后一个，要有耐心去积累，什么事情都要有耐心去积累的，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需要花时间的，我觉得这四个要素是一个关键。

莱妮．李芬施塔选中了他来拍电影，仅仅因为他的外形：颀长的身材，满头卷曲的金发，碧眼直鼻，雅利安种族所有的优越充分体现在他身上。施雷根是个明白人，风头出了，但一直拒不加入纳粹党，保住了运动员的气节。战后德国奥会聘请他当顾问，让他参与了慕尼克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一九九六年柏林庆祝奥运复兴百年，九十岁的施雷根又一次点燃了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圣火。

只有美国的半拉犹太血统的击剑女选手海伦．迈尔来了，她的父母在德国作人质。后来她登上领奖台时，不得不屈辱地举起右臂向元首致敬，运动员的尊严丧失殆尽。

中国一穷二白，虽然中华民国国歌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但五十四名运动员全被淘汰。据运动员中唯一健在的郭洁老先生说，因为经费紧张，买不起机票坐不起火车，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漂泊了一个多月，运动员耗得精疲力竭。今天中国官方奥运网站却吹嘘当年「中国武术扬威欧洲」，拿自己的国宝去比人家没有的东西，而且仅仅是单方面的表演，何威可扬？

在印度,只有有钱人才能玩得起体育,而在中国,越是穷孩子越积极地去搞体育,因为一旦踏进了体校大门,之後的生活和训练全部都由国家承包了.中国举国办体育的机制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由国家出钱,倾全国之力在13亿人中层层选拔,使得中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从实现零的突破,到跻身奥运金牌榜最前列.

　　乍一看，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似乎构成了继续專制的强大基础。这一现象足以令一切对中國的未来怀抱最后希望的人感到忧虑。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至深悲哀。我默默地观察多时，思考了多日之后，深感这种在爱国口号下轻率而浮躁的表演，既然一轰而起，也很快会一轰而散，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无持久的力量，更谈不上构成專制的可持续基础。何况，心虚的專制统治对于鼓噪不安的民族主义声浪也并非一味纵容，因为担心这种声浪一旦失控，引火烧身，所以表现得既爱又惧，先是默许终容，后是收束警惕。即便是这样的民族主义，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合法容身的场所，不可能赢得一个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说到底，衰微的專制惧怕所有不可控的自发表演，只相信自己可以完全操控的有组织的演出。

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任何爱国大话、排外表演，最终都免不了被娱乐化的命运。盲目的民族主义鼓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娱乐项目，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甚嚣尘上的气焰迷住了双眼，我们不能被一时的狂热镜象所惑。既然是娱乐，其实就不必太当真。奥运会也是一样，娱乐总会过去，生活还将继续，一小部分人的盛世投下的阴影将越来越长，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是一个往何处去的“后奥运时代”。

美国运动员们没有生活在北京，自然不知道北京的空气到底如何，是不是真的就比底特律要差？也不知道现在北京空气的真实治理情况如何，是不是和七年前相比没有任何改进？他们了解北京相关情况的途径只有通过西方的媒体。所以难免会形成这种刻板的印象。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以讹传讹，我留下这份《最后的话》给世界。          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并不是因为残忍和疯狂，而是希望用这种极端方式，来提醒世界舆论，关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痛苦。          请大家原谅我的方式，因为北京当局举办的奥运，其造成的痛苦程度，远远超过明天即将发生的悲剧。北京奥运会，毁灭了许多人的全部生命！贪官污吏的罪恶，有目共睹！          我们对世界没有恶意，我们热爱世界人民。我们的行动，是一种表达痛苦生活程度的“行为艺术”。尽管这个行为艺术，是用鲜血谱写的！          亲爱的人们，我爱你们！          杭州唐永明     2008年8月8日于北京

众所周知，记者们的流动性非常强。《时代周刊》前驻中国记者黄永在西方媒体供职12 年， 深入接触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媒体，对他们有长期观察。什么样的人会被派到中国来做记者？他说以美国为例，他们的驻外记者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并希望到他国工作的都可以进行申请，这与媒体的指定没有关系。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 黄永所了解的大部分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年限一般不会超过5 年， 他说， 在中国工作5 年仅仅是对这个国家深入了解的开始， 就是这个深入会让记者们手下的新闻作品变得深刻和复杂起来， 这对万里之外的本土普通受众是个挑战，而对媒体本身来讲挑战更大， “读者会因为内容深奥而放弃阅读”。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中国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克服这种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西方记者在中国工作超过5 年， 有的甚至长达10 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记者都非常熟悉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的历史，有的还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还娶了中国太太。可以说他们是外国驻华媒体中的主流， 他们的观念、人脉、工作方法常常会影响新来者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