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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说到柏杨老先生去世，胡佳有点惊。

当人民感到银行的存款如同放在一个出现裂缝的水槽里，那排队取款，购入10台彩电，几百盒火柴的抢购囤积就有了重演的温床。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以及征地拆迁、补助发放，无不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无不关系群众的生死安危

值得一提的是，地震发生当天，北京、上海、重庆、贵州、河南等地的政府部门，针对当地群众的疑虑和恐惧，及时发布信息稳人心、辟谣言。

事实上，直到最近的１１月２１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等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灾后重建的各项数据，包括住房重建、救灾资金到位的情况，特别是过冬棉被的缺口仍有３３万床。

１１月３日，重庆市主城区发生了大规模出租车停运事件。１１月６日上午１０时，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四楼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主城区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驾驶员和市民代表进行座谈。

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襄汾溃坝事件、瓮安事件和四川广元“蛆柑”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部门或者故意隐瞒真实信息，或者听任谣言散布，终于尝到了忽视群众知情权的恶果。

典型事例：律师郝劲松要求公布“华南虎照”的相关信息，广东深圳公民吴君亮要求市政府公开财政支出信息，辽宁沈阳律师温洪祥、安徽合肥章先生要求相关部门公开招待费信息……

正是这些“好事者”点燃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把火”，触动了那些对信息公开神经麻木的人。为什么会有“好事者”，就是因为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公民申请信息公开屡碰“玻璃门”，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公开信息不积极，走到了被公民“倒逼”的地步。而不积极的态度背后是什么？是“不宜”公开的既得利益：公车购置费、公款招待费、征地拆迁费……

他（她）在上海地铁上捡到的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浙江温州、江西新余官员出国考察的路线图，更有江苏张家港一个“领导太太考察团”的相关信息。

“我们自己就能有感受，比方说，你电脑用了三五年，我问你，你电脑里都存了什么东西，你可能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你从网上下载东西，下载一遍，下载两遍，下载三遍，你存的过程中就可能不知道存哪儿去了？”周汉华认为，有的时候，政府可能真的不知道信息“应该到哪儿去找”，当然也不想信息“不存在”的事情闹到法院。 “当然，有些情况下，也不排除政府就是为了掩盖，为了拖延，故意不给你。”周汉华说。

“从广义上解释，33条第一款并没有说不能起诉，第二款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自然也可以起诉。”许志永说。

8月25日，公盟致信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对《条例》第33条作出司法解释。

“据我所知，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拟定司法解释。”许志永告诉记者。而另据媒体报道，《条例》施行两个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过一次研讨会。该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透露：“最高法院已经委托上海高院在作调研，《条例》司法解释第一稿已经出炉。”

民权团体公盟认为《条例》第33条存在“非常关键的歧义”，理解上的偏差将绝大部分政府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

几个月前，四季青镇居民朱福祥也曾就拆迁之事申请过信息公开，未果。之后，朱满怀信心地向海淀法院起诉，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受理”。

“为什么不受理？”朱福祥一脸疑惑，他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其中第33条第二款写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发生这种结果，是因为在理解上存在偏差。许多法院对第33条的理解，还局限在字面上。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产生歧义。”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公盟研究员许志永告诉记者。

区别只在于，数个月后，类似的诉讼，海淀法院已经开始受理。 “该案是一个极好的开端。”许志永表示，过去海淀法院驳回过多起类似案件，在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公盟，记录在案的就有好几起，都是“不予受理”。“不过现在开始受理了”，尽管诉讼结果还得等待，“这已经是一个进步”。

《条例》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湖南省汝城县5位市民，向县政府申请公开“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 ”的信息，遭当场拒绝，理由是：“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的调查，截至8月底，某直辖市两级政府收到的申请信息公开的数量为1080 条，其中，得到满意答复的占到50.8%；有17%的申请被告知信息不存在；21.3%的申请被告知为“非本行政机关掌握的信息”；另外5.7%的申请被要求“补正手续”；明确告知申请人信息不予公开的占到4.5%。

根据马怀德提供的数据，自《条例》施行后5个月内，该市因申请政府信息引发的复议案件只有7起，而因为对复议不服，或者直接对政府的处理不服提起诉讼的案件只有3起。

崔凤燕足够幸运，该案一经提交，法院即予以受理。

兰靖远、朱福祥、崔凤燕等人已经能将这部只有38条的《条例》许多条款倒背如流。在7月份由公盟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许志永介绍朱福祥时，称他“自学法律成才”。

兴奋地发现，《条例》出台后，似乎为征地、拆迁纠纷找到了一个进入法院解决的突破口。按照相关规定，之前这两种纠纷只能在政府解决，法院一律不管，“现在依据《条例》，也能进法院了”。

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认为遇到这样的境况“并不奇怪”。在7月份那次研讨会上，周汉华将美国与英国的信息自由法拿来与中国作对比，“美国1966年就制定了信息自由法，但是，直到1974年，这个法基本上没多大用处，带来的冲击太大，官员观念、制度的准备跟不上。而英国2000年信息自由法刚通过时，也暂时只局限在‘主动公开’这一块，‘依申请公开’是在5年之后才实施，他们觉得，一开始就搞依申请公开，困难太大。”

四季青镇政府给他的不公开信息理由，“涉及第三方利益”，一度令兰靖远哭笑不得：“我的土地，怎么就牵涉到了第三方利益？”

原本绝大部分应当受理的“信息公开”案，实践中情形却是多数“诉讼不立案”。这些，在许志永看来，是因为有《条例》第33条的存在，才使得是否受理变得模糊不清。

其实，暂不论该种理解正确与否，仅是存在的现状，就从侧面反应出“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对“信息公开”诉诸法院的审慎态度。

对此，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则表示不太认可，他认为政府完全具有“信息公开”的能力，不仅有这个能力，“有些政府还有能力将信息卖给商家，我们经常收到的垃圾短信，可能就是相关部门泄露用户资料牟利”。 通过政府卖信息给商家这件事，郭玉闪觉得政府的信息收集工作“并非无章可循”。而在这种思维下，对第33条的理解，则会与之前的理解截然相反。

热烈祝贺上海公检法战胜杨佳游行申请书 成都市公安局： 2008年11月25日最高法院已顺利通过了杨佳的死刑复核。为祝贺上海公检法历经近五月的艰苦奋战、排出万难险阻终于战胜杨佳，本人陈云飞〔男，汉族，41岁，住址 暂住成都新都区清流镇 身份号110108196708139374〕特提出游行申请，以示庆祝！ 尽管杨佳五分钟之内从一楼横冲直撞上到二十一楼，且杀死六名、杀伤五名我人民警察；尽管杨佳创下七秒杀死四个人民警察的记录；尽管杨佳母亲患精神病，她也坚持委托谢有明律师为杨佳辩护；尽管…… 游行组成人员：本人一名。 游行路线：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高级检 察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口号、标语：真相=希望！ 时间：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10点至12点 申请人 陈云飞 2008年11月26日

有网友问莫之许兄，为何你的博客还在，而钱烈宪却被割了呢。莫之许兄幽幽答曰：事实比评论更可怕。诚哉斯言，真相是专制者的天敌。

20世纪中国，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胡适及其追随者。要是说老一辈的思想家因脱离中国专制文化的母体未久而有种种缺陷，理应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惋惜的话，时下反自由主义的那帮人，则实在不敢恭维。广东人称西学、中学两头都不通的人为“竹篂（竹筒）仔”，准确生动刻画了此辈的形象。

知识阶层中仍然有一些人尚未懂得，西方非主流文化中的极端思潮在其诞生地有挑剔、净化主流文化之功，传入东方蜕变为主流，会引发巨大祸害。任何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状态，提高人民福祉，必须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有些吃过几天洋面包的学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通识教育，应该补习世界和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我总是那么乐观？我深信人性；或者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独立宣言》说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 不可转让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都是人性。自由、平等带来快乐；没有人生来就爱当奴隶，当奴才。三纲和计划经济制度培育出奴性，靠的是在暴力支撑下的闭关锁国。一旦接触外部世界，享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某些自由，生命的威胁减少，生活开始改善，人性的复苏便势不可挡。一股巨大的要求自由和幸福的潜流已在中国形成，它会在各个领域逐步冲决一切网罗。为此必须逐步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制度——法治、民主、宪政，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过程是长期和曲折的，但要回到官长控制一切的时代肯定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