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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其实，我觉得改革最大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社会，而不是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会说中国有没有民主不是那么重要，法制也不是很重要的，像刚才说的过去30年这些东西也发展的很快，所以很多人会有错觉，就觉得民主不民主、法制不法制，对于发展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生活的文化都没有什么影响。 但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因为现在对权力的制约体系并没有真正的成型，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而今年到目前来看，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于去年会增长40%甚至是50%。 所以在行政部门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跟其他的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面，征税权一般是被控制在国家的立法机构手中，这样的话在增加新的税种或者是调高税率的时候，必须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议员投票通过才可以增加税种、调高税率。 但在中国不一样，似乎很多部门都可以随意增加税种、调高税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也帮着他们找接口增长各种各样的税收名义和品种。 但是，这样做以后没有几个人真的去问，政府拿到这么多的税收以后在干什么，是不是政府每收上去1块钱又给民间社会回馈1块钱的服务，带来1块钱的好处？

真正的想象力和幽默在民间，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从《功夫熊猫》中演绎出来的故事了，很有些令人拍案叫绝的。但是数量太多，无法转介。我自己从中得到一些灵感，有了一个新的暑假计划：马上出发去四川，在一个月内，寻找到和平谷和翡翠宫的所在地，将地皮买下，重建。然后注册功夫熊猫域名，以熊猫阿宝的名义开博客，讲述神龙大侠的各种不得不说的故事。然后将《功夫熊猫》全体创作人员邀请过来，然后大张旗鼓开发旅游，收入用于支援灾区重建……还有什么？欢迎补充各种设想！而最重要的是，各位，向我投资，向我投资！

前些日子潘基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目前，孔子的很多教诲仍在为我指引方向。”他说，他一直在努力从《论语》等中华文化经典中汲取智慧、经验和为人处事的原则，无论是履行公务，还是处理个人私事，这些伟大的思想都使他获益良多

当时潘基文提笔给记者写下几个汉字：泰山不辞土壤，河海不择细流。他解释说，为人要善于接受所有的人，对于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要兼收并蓄，才能成就大的事业，而这正是他所遵循的一条生活原则。

找到了语感之后的史力文，马上就把话说得直截了当：“我这个夏天在中国很不高兴，因为我碰到了太多的Racist——种族主义者。”

心中犯疑：“你说的是——Nationalism，民族主义吧？”　　“不是。我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Racism，它比Nationalism更让我病！I am sick about it！(它让我呕心！)”

“我们在台上发了疯地唱，唱得高兴，最后干脆一齐喊起口号来了……”　　“你们喊什么？”　　“毛主席万岁！大中国万岁！毛主席……”

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30年来，在严格意义的发展领域里（即不包括中国官方宣传夸张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确实取得了实在的成就。尽管海内外一部分人否认，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可以拿出确实的数据，不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来自世界银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在统计口径或计算方式上有差异，但对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与此同时，中国主要网站已经开始为将要到来的变化作准备。热门在线网络QQ.com的运营商腾讯(Tencent Inc.)最近聘用了3,000人来运行搜索软件，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监督过激的网络行为。

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

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我看了一会,感到可怕,就出来了.事后,黑暗天使告诉我,所谓九尾狐,雷兽,猫又等等是凯迪组织的五个大群,也叫五大队.分别负责:赞美美国的一切.反对中国的一切.给中国历史(包括汉奸)翻案,把好人说成坏人,把坏人说成好人,扰乱视听.诽谤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艺术,饮食无一不包.另外就是用辱骂给大家助阵.我所管理的猫又大队就是干这个的.我询问:他们究竟要干什么?黑暗天使说:他们惧怕中国的民族主义,于是就伪装成很多民主派,和民族主义打架,从而造成民族主义内部的分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跑到民族主义阵营去了.大量的民主派也去了.我又问:他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名义,难道和民主派有仇吗?天使说:用其他的名义不合适,总不能用左派的名义吧.天使又说:这个论坛本想伪装成极端民族主义打击少数民族的,但考虑不可能实现,所以民主派的名义.因为民主派有亲美倾向,人也很多,这样就可以造成内乱.        天使又问我:你知道这些群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古怪吗?我说不知道.天使说:笨,亏你去过日本.这五个群的名字是日本的五个怪兽.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难怪耳熟!        天使说:以前有个张邦昌你知道吗?我说:太熟悉了,那是个混人.天使说:错.张邦昌是一个群的骨干,和你一样.        我一听"和我一样",顿时感到很惭愧,原来，自己被利用了,而且被日本人利用的那么惨!!        现在,我早已退出了那个罪恶的群落,但退出之后接到的却是不少恐吓电话.今年春节,我家门口被人用黑笔画了个圆圈,我知道是有人故意的.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把真相说了出来.其他我不能透露太多,我只想说出真相,直到我的文章被彻底封闭为止.        不要登陆凯迪了,中国人.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像Twitter一样的微博服务，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是锦上添花的沟通工具，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和埃及，则是“必备”的沟通工具。

按照作者的逻辑，中国的微博应该十分流行，但事实上在中国短信（SMS）比微博更加流行，尽管原因也是中国的手机普及率非常高。微博平台比短信更开放，功能更先进，为什么在国内却远没有流行起来呢？看看博客和RSS这些互联网应用在国内也是刚刚有点起色，就不难理解国内互联网的发展程度了。短信和手机是类似的应用，都是封闭的点对点的交流，而微博是开放的，基于互联网的发布平台，微博的真正流行，还要等到国内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了。

微博能够充当拯救语言和文化的工具---这真是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近日，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央电视台考察组一行赴剑川，深入考察该县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刘芳菲等考察组一行先后考察了１９６１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剑川石钟山石窟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张巍的努力也让其付出了代价。过去五年来，他已经花光了30万元人民币（约合44,000美元）的存款。现在，他连零花钱都不得不向退休的父母开口要（大约25块钱一天）。“我敢肯定，我所做的会被历史承认”，张巍说，“不管是胡同也好，四合院也好，甚至古城墙也好......我认为这些东西都应该保留下来，为了我们的孩子，还有孩子们的孩子。”

一、在宗教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期望達賴的宗教權力多少可得到保障，北京則對雙重效忠十分敏感。而目前提出按政治、宗教分別處理問題的具體方案，選擇還相當有限。即使是上述學者，也都是從政治、政制談判的框架出發，但這可以是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二、在主權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即使認可中國的主權，也希望出現或確立某種全球化時代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來維繫西藏的獨特地位。但北京對香港模式應用在西藏亦有所保留，主要是擔心引起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骨牌效應，不希望「一國兩制」模型被捲入民族爭議。三、對「大藏區」的問題，事實上，藏方流亡政府和中方政治機關都不可能對現有行政區劃作出任何變更。但如何在文化方式維繫「大藏區」以外將之「半建制化」，除了Sautman等人，提出的很少。四、無論西藏的自治程度去到哪裏，都會涉及漢人，讓北京擔心引入特洛伊木馬，就像擔心香港普選會選出反對派、讓北京陷入兩難一樣。但民主與西藏問題，卻早被西方學界全面掛鹇。

手机开始流行：“成都麻将的最新规定：不准打512，不准打血战到底，不准打刮风下雨，不准打推倒胡。”“512”、“血战到底”、“刮风下雨”、“推倒胡”，都是成都等地麻将打法。都跟地震有关。晦气，所以不准。

有人將陸客來台視為一個「經濟議題」，視其為「財源」；但我們期望各界更能視之為「文化議題」、「社會議題」，珍惜「人心」在其中的角色。也就是說，台灣各界看陸客來台，應當站在「兩岸心靈交流平台」的高度，若能有「人比財重要」的想法，就可能「人財兩得」；切莫將此視為殺雞取卵的「經濟議題」、「商業議題」，那就可能「得財失人」，甚至「人財兩失」。

如今，在澳大利亚的超级市场，虽说仍然免费供应那种塑料薄膜袋，用来盛放所购的物品，但是顾客大都自觉抵制那些塑料薄膜袋，而是使用这种环保袋。各个超级市场都供应环保袋，每个环保袋定价九角九分澳币。

如今澳大利亚的妇女不以挎名牌皮包为荣耀，而是以拎环保袋为时尚。

悉尼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悉尼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就响亮地提出“美丽悉尼，绿色奥运”的口号。 悉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悉尼奥运组织者对环境保护的承诺包含五大部分，即能量循环，水资源回收，减小和避免浪费，污染处理以及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景观保护。他们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