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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侯宜中的遭遇，我们看到的不正是一幅类似西西弗的艰难情景吗？看到的不正是当下推进环保的窘境吗？看到的不正是环保人员面对各种复杂利益纠葛时的辛酸吗？ 而且这并非孤例。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总局写匿名信。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来自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的说法，他还说有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指潘岳)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 在GDP的指引下，在狭窄政绩观的导向下，在公众还无法参与到环保监督过程中时，侯宜中的遭遇或是可以想象的事实。据报道，“十五”时期，全国各省市GDP指标全都超额完成，惟独能耗指标和环保主要指标没有完成，全部都欠账，而且还有反弹。并且在当下，由地方政府与某些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环保的陷阱。

“经济发展要上，环保要适当让一让”，这种政绩的短期目标实现是以成本的外部化，比如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其结果是资源的低效配置和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基础受到损害。而环保总局对全国11个省区126个工业园的调查结果——— “近九成存在环境违法问题”也是佐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把我们每年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至7%，现在，已经到了10%，这是一个让人害怕的速度。据环境问题专家估算，如果把环境的恶化考虑在内，中国的GDP的实际增长要减少2-3个百分点。这是一种可怕的零和博弈隐忧。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如今，在澳大利亚的超级市场，虽说仍然免费供应那种塑料薄膜袋，用来盛放所购的物品，但是顾客大都自觉抵制那些塑料薄膜袋，而是使用这种环保袋。各个超级市场都供应环保袋，每个环保袋定价九角九分澳币。

如今澳大利亚的妇女不以挎名牌皮包为荣耀，而是以拎环保袋为时尚。

悉尼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悉尼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就响亮地提出“美丽悉尼，绿色奥运”的口号。 悉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悉尼奥运组织者对环境保护的承诺包含五大部分，即能量循环，水资源回收，减小和避免浪费，污染处理以及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景观保护。他们都做到了。

这部关注于自然环境的电影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创作、监制并讲述。昔日的小帅哥这次拉来一票科学家，企业家以及环保人士，激情的探讨了全球变暖对于这个星球的影响，旨在唤起人们对环境问题关注。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他回顾了人类工业对地球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并采访了包括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前中情局局长詹姆士伍尔西、永续设计专家威廉麦唐诺与布鲁斯莫，以及超过50位的顶尖科学家、思想家和领导者，听取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他们都说出了一些真相，并提出我们星球面对的生死攸关的议题。不足的是，莱昂纳多所采访的对象没有石油工业，政府官员等他们所批评认识的人士。因此缺少了这部分人的自我辩护，说服力上有所折扣。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当时申办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淇在向国际奥委会作陈述报告时这样说，”举办2008年奥运会能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有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能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權事业的发展。” 　　当时我们提出申办奥运的口号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具体内容包括，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大规模多方位地推进环境治理、城乡绿化美化和环保产业发展；提高北京科技创新能力，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在人民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友谊；突出”以人为本”. 在政府工作中，坚持开放、公正、高效、廉洁，增强务实精神，”把举办奥运会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向全国和全世界敞开胸怀，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然而，7年过去了，我们当时信誓旦旦承诺的所有一切都兑现了吗？我们绿色奥运了吗？更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正在蔓延，以致某些地区的饮用水质量都成了问题。北京的沙尘暴依旧肆虐；我们科技奥运了吗？我们不仅没有显著的进步，相反科技界的腐败造假已经严重到让国际科技界吃惊的地步，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中國的科技人员用打磨的芯片冒充自己设计的芯片，中國科技界的颜面丢尽！而这种严重造假的行为并未得到公正的处罚，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陕西造假高手周老虎至今没有得到权力部门的澄清，相反，着力于打假的民间力量却屡受权力部门的打压；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人文奥运了吗？这第三条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而且还在倒退，我们的某些权力部门不仅没有以人为本，而且还在肆意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官商勾结下的山西黑砖窑，黑煤窑令多少被蒙骗拐卖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深陷无底黑暗的深渊。多少”城管”人员还在继续为非作歹侵害百姓。互联网控制有增无减，我跟学术界朋友正常的学术交流都受到了干扰和控制，要想在互联网上查阅一些学术资料都常常无法正常实现。现在连百姓自己安装的卫星节目接收装置都要强行拆除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奥运精神吗？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 名 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 迁 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罗：PX事件前后，你都遭遇了哪些麻烦？事情快过去一年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值得跟我们说说的情况吗？ 　　 连：我直接接触经常只有一次，他们表示要进门谈话，我拒绝后，他们再没打扰过我。我老婆也直接跟片警说，尽管采取监控措施，那个片警一直也相当温和。厦门的警察，对我们都和气的。那个也是他们的工作，可能无法不做。 　　 比较痛苦的是我老婆，她是律师，去公安办事时，有两次都听旁边的警察聊天说“连岳已经抓了”，这种流言，你无法验证，但是能感受到无处可逃的压力。我跟老婆反复商量后，确定几个事情，一、我做的事情没错。二、当地政府想办法给我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也可以理解。三、谨慎一点，只接受国内媒体和境外主流媒体（标准为从国内可直接访问其网页）的访问，紧扣环保与公众参与，不跑题。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能吃能睡，瘦的六斤又迅速胖了回去。 　　彻底从恐惧情绪中走出来是在07年底环评报告出来后，我和老婆两人都报名参加公众环评座谈，这时候一个从不打妄语的朋友确切地告诉我们，你们两个要进去了。接到消息后，我和老婆约在厦门轮渡的必胜客餐厅，无可奈何地规划各种可能，我进去了，她要如何；她进去了，我要如何；两个人全进去了，又该如何。这样一说，反而放松了，压力似乎瞬间消解了。老婆说，你脾气这么不好，关进去会受不了的。我还讨好她说：我脾气不好，早就应该关了！其后我们就一起心态平静准备发言了，她是律师，不怕公众场合发言，我的发言就反复斟酌过，还在她面前试讲了一次。

中国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他一直是空气和水的质量最差的地区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中国每年由于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大约为75万，大多数是老人和儿童。 中国也付出了经济代价。今年早些时候，世界银行保守地估计，每年中国环境退化的代价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5% 到8%。世界银行认为，每年水缺乏所导致的沙漠化的代价大概为31亿美元。虽然很多金融理论家预测，本世纪中国也许将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是环境经济学家认为，为了维持如此高速度的发展，中国正在透支其自然资源能力，相反，中国将经历一场令人恐惧的生态崩溃。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河北省辖区将由传统农产品转向节水作物，这意味着减少水稻的种植、增加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农民也将在他们的土地上植树育林，并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以减少沉积物和污染物进入为首都的两座主要水库供水的河流。另外，作为回报，根据土地拥有量，每年北京将直接为相关的农民提供大概1600万美元；补贴河北农民的鸡、蛋和牛奶；修建两条新的高速公路，使河北的产品更容易到达首都的贸易市场。

你有什么看法：中国正在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吗?从长远来看，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账是可持续的吗？

跟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丽江的水供应面临着压力。环绕古城的城市开发正在快速进行中，每年来访的游客数量也在增加。长期以来，古镇唯一的水源一直是一个池塘。最近，地方官员启用了附近的拉市海作为补充。尽管环拉市海地区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但是农业污染已使拉市海的水几乎不能使用。

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多数非政府组织受到审查，原因是担心这些组织可能在奥运期间制造麻烦。但是，这种担心已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地，政府应当把这些团体视为天然的盟友，应该在保护环境、减少贫困、改善教育、抗击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方面与其携手合作。

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今天的中美贸易关系，就是“我生产，你进口；我贷款，你消费。”由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人民劳动成果；然而，十多亿人民辛勤血汗交换回来的，不过只是一些纸张、票据，一些没有任何意图或企图实践的“还款承诺”。那些相信“中国威胁论”的人，是否应该把脑袋送去检查检查？

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中国必须不断增加人民币供应，去吸纳出口商赚回来的美元，再用来购买美债，好让这些美元能够“再循环”到美国。换句话说，美国通过不断发钞和发债去维持高消费，事实上是对中国（及其它贸易顺差国）输出通胀。

一直以来，中国领导人与布什政府的君子协定，就是中方利用贸易盈余大量购进美国国库债券、机构债券（即房屋抵押贷款机构如Fannie Mae等发行的债券）及私营企业债券，为美国提供低息借贷；而总统布什则运用否决权，令国会内的保护主义势力无法得逞。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默契，明显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对中国而言，偏低的人民币汇率无疑有助提升出口竞争力，实现高增长和制造就业的目标。对美国来说，消费者既可享用价廉物美的进口产品，也可以获得源源不绝的低息借贷，继续尽情消费。廉价进口产品有助纾缓物价上涨的趋势，而再循环到美国的美元，则有助消弭利率上调压力，带动物业及其它资产升值。

如果说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中国评委周曙光被拒出境是中国公民的悲哀，那么“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对于此事的报道则是中国记者和学者的耻辱。一个普通公民因为实践自己的良知与正义感而被权力肆意侵犯，中国年轻记者却老练地运用文革式笔法强暴事实，七零后学者大言不惭地为强暴寻找根据，为奴化教育提供理论背书

周曙光被拒绝出境，并不是德国之声"十分恼怒"才编造出"原因是中国担心'危害国家安全'"，而是周曙光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亲口对周所讲，德国之声亲自打电话到长沙市公安局求证周曙光被拒出境一事，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长沙公安局的人还骄横地对德国之声说，他们就这么决定了，"随便你们怎么写怎么报！"虽然周曙光早已是包括湖南在内的一些国安公安眼中的"捣乱分子"，但他从来不是"不法分子"，没有做过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以没有发生的"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预设有罪，剥夺周曙光出国旅行的自由，是对公民权的野蛮的践踏。

跟温家宝的做法形成对比的是，从2005年8月25日开始，一场罕见的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了美国东南部沿海地区，所过之处房屋倒塌、工厂损毁、人员伤亡，到当年的9月2日，即事发后七天，美国总统布什才首次踏足灾区视察。布什迟迟不到灾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救灾工作已有专职机构，他在现场出现，反而可能碍事。在911事件以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负责国内的防恐反恐和应急机制。

短期内最有效，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依然是中共中央核心的人物去主持大局。若要立即成立一个部门，但基础政治制度维持不变的话，这个部门也许只能成为另一个像环保总局这样的“跛脚部委”吧了。

中国目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人，但这仅占全国人口的45%，而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了80%。这说明中国的城市人口还有可能大大增长。麦肯锡全球学会(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新近完成的一项研究预计，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还将增加3.5亿人，其中2.4亿将是来自农村的移民。

城市规划者的关注重点应该是城市的发展，而不是扩大。采用分区法鼓励更集中高效的高层建筑群，并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不但会创造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会缓解土地和资源方面的压力。

汉对政府部门实施了更广泛的绩效措施，对降低能耗的做法以及更具环保性的经济发展方案予以奖励。这些措施逐步到位后，武汉市的单位GDP能耗降低了4.5%（同期全国的平均降幅约为3%），行政手续也大为减少。与此同时，GDP增长率也从前些年约13%的增速上升至15.5%。

虽然并不像互联网崛起时那样大鸣大放，但清洁能源领域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切实的商业。继无锡尚德让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施正荣成为某一阶段的中国首富之后，太阳能概念又让江西赛维、天威英利、林洋新能源等多家公司上市。而在2008年初，专注于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建筑等的皇明太阳能获得高盛和鼎晖一亿美元的投资，预计即将上市。

中科院《国家健康报告》从裁减军备、消除贫困、发展援助、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对全球45个样本国家的国家责任进行评估，结果中国、墨西哥、巴西、泰国、菲律宾居前五名，排最后五位的分别是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新加坡、美国。

在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除北欧国家外，发达国家的国家责任排名普遍靠后。中科院国家健康课题组指出，发达国家不负责任导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相应国家责任，更好地加强合作，推动并保证“千年发展目标”得以如期实现。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还以国家健康指数（NHI）为序，对全球45个样本国家的国家健康状况进行分类排行，中国居第13位，属“健康达标型”国家。45个样本国家按NHI排序，芬兰以0.655高居榜首，中国以0.576名列第13，尼日利亚以0.387垫底。

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

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