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可是这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这个园子，一个说要抢，一个说要烧，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比较起来呢，当时的中国的文化人真是有点糟糕，由于多年的一种疲惫沉淀下来的一种结果就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当然也和传媒有关系，完全不知道，当时也没什么传媒了，大家还在（此时画面被切换） 　　 　　 （下面即是被屏蔽的内容）可悲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文化人还沉浸在咬文嚼字、亭台楼阁等琐碎的事物当中，加上当时传媒还不发达，使得他们无法抓住社会变革的主流。圆明园的一场大火，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点燃了中国知识分子改革自身的烈火。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躲在英、法后面的是沙俄帝国，它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火烧圆明园”，却趁火打劫，从中国拿走了大片土地，那些土地的面积超过了法国和德国的总和。

如果共祖先就要在一个国家的话，日本和韩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归？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回归欧洲？人家南北韩分开了半个多世纪也没见 天天打仗。如果说共饮一江水就应该在一个国度，那埃及是不是要收复大半个非洲？加拿大是不是也应该加入美联邦？记得当初俄国人甚至把本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州七百多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回？另外一个疑问，有人会认为某个自治区如果独立了，会给那些军国主义国家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会在中国边界上 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将受到空前的威胁。其实刚开始说道分裂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国家教育的成功，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威胁见缝插针、无处不在。其实 想想，如果一些企图不良的国家仅仅是为了一块军事基地，到不至于这么费尽周折，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很便宜，稍微友好一下，就可把它们当东藏用。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同 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 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 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谋哥做了“印象丽江”之后， 当地政府官员十分不满，说了一句巨经典的话： “他除了把我们的真文化遗产搞成假文化遗产， 搞了一堆假布景之外，他还干嘛啦？！”

你们号称文明古国，但是除了那些死的建筑，博物馆里的文物，现实在中国人的生活里，那还有传统文明的影子。不错，日本受过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但现在保存这些文化鲜活性，却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不再中国大陆。你们把诚信，节义，礼仪，四书五经看作四旧，扫到垃圾堆里，声称建立一个新社会，却不想是现在这个样子。

韩国人恨我们，但我们敬重这个对手，你恨不恨我们，我们感觉无所谓，因为你们性格，品行告诉世界，中国人没有刚性。

柏杨先生刚去世，他的文章里就从人性上发掘了我们民族的很多劣根性，很多我们本身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改正的

港台的市民早已习惯了不同于己的声音在大街上示威，也加习惯了政治性的游行，而且警方更是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使用非暴力的方式隔离针锋相对的民众，避免发生肢体冲突。

这已经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了，因为警方明确自己的职权，能够熟练地保护双方民众（而不是殴打驱散！）；示威者想必是早就预料到将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因此保持最大的克制，用微笑来应对谩骂；而即使是群情激昂的红衫民众，也都能听从警方劝谕，不会激烈到冲进游行队伍挥拳踢腿——若不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焉能有如此共识？

因为五星红旗是法定的“国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国族/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认同

以大陆而言，有些人的腰包鼓了起来，大部分人不再担心饿得前胸贴后背，但自由民主远远没有成为民族血管里共同的文化记忆，言论自由的空间有待继续扩大，与文明世界的对话还需要从容不迫的风度和宠辱不惊的气质，而不是看到异己就口诛笔伐，如临大敌，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道歉，甚至饱以老拳—-

中国的父母总是用孩子的缺点和不足去激励他们。政府赖以统治的手段是控制、羞耻心，以及政府自身的无所不在

所以，中国人不害怕被惩戒（因为你可以拧弯规则或者通过贿赂而逃避赎罪），而害怕被曝光（这将使你在道德社会中无法安身）。也因此，它为管理者提供了管理的方便，比如以道德问题、作风问题毁掉一个人的信誉，并建立严密的监视系统而获知这些不利的证据——这些证据不一定马上使用，但却有效地利用了这种耻感而让你服从和屈服。

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許多中國憤青跟台灣網友的說法多半是藉由擷取一部分的事件斷面來型塑有利於自己的論述。例如中國憤青馬上就把這件事牽扯到美帝陰謀或是歷史必然，好像這樣就可以忽視藏民的人權跟吶喊，就可以因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哪次暴亂不死人而決定藏民的死活也只會是未來歷史的一個點；台灣網友分成兩派，一派馬上把選舉跟西藏事件扯在一起，好像西藏人民被開槍射殺的最大價值是可以拿來替支持的候選人助選，另一派就是避不吭聲，完全不在乎這回事，好像自家候選人亟欲在未來努力打交道的國家如今屠殺百姓就可以當作沒看見。

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是崇高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都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弟子，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崇高的，這是幾百年來的傳統，並不是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涉及到「獨立」問題藏族人才那麼信奉他，而是從始至終都非常信奉他。這是西藏問題的關鍵，如果不理解這一點，什麼討論都會失去公允性。

達賴喇嘛自從70年代開始，就放棄了「獨立」這兩個字，而改用「高度自治」來作為他的訴求。當然，作為政治人物來說，任何動作都可能隱藏著其他用意，憤青們當然可以理解為「見風使舵」之類的，但是，就我而言，我覺得他是一個相當偉大的人。

事实上一等就是八年，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唐卡（Thangka)也叫唐嘎，唐喀，系藏文音译，它是刺绣或绘画在布、绸或纸上的彩色卷轴画，是富有藏族文化特色的一个画种。     唐卡内容繁多，既有多姿多态的佛像，也有反映藏族历史和民族风情的画面。西藏唐卡构图严谨，均衡，丰满，多变，画法主要有工笔重彩与白描为主。

以「狗不理」來說，與其用不知所云的「Go Believe」，即使不找典故取個跟狗有關的名稱，也不如老老實實用譯音「Gobuli」來得好。我相信取這個怪名字的人，心裡多半會因為它可以聯想到英文成語「(go) seeing is believing」（「眼見為憑」，還是搞半天只有我想到？）而自鳴得意。

「青文书屋」，其老板罗志华于年廿八在大角嘴合桃街货仓整理书籍期间，疑遭二十多箱塌下的书本压困，失救致死，尸体一直藏于货仓无人得知。直至前日大厦看更闻到恶臭报警，始揭发罗死于书丛中。「青文」结业前最后一名顾客为文化人马家辉，他形容罗志华是文化界的「幕后推手」，「卖书者死于书堆中，是一种黑色幽默」。

有专家给出过惊人的数字:有网瘾的和有网瘾倾向的青少年加起来差不多达到2000万人。如此吓人的数字,使得杨永信在他的博客上称,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网瘾的蔓延,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后果,会让整个中华民族“断子绝孙”,会让美国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叫嚣的“不战而胜”变成现实,会让中国文化在网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消失!　　事情到了这样的高度,全党全国不能不高度重视了。遗憾的是,这些专家们至今连什么是网瘾都说不清。2008年11月8日,全球第一部《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我国通过专家论证,网瘾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其界定中一项量化的指标是每天连续使用网络达到或超过6小时,且这种症状达到或超过3个月。我们很容易估算,现在上网时间能达到一天6小时的,基本都是80后和90后,也就是30岁以下的人群。专家们又说了,因为工作关系每天面对电脑10小时以上的不算,再减去20岁以上有工作的———结论出来了:这个所谓的“诊断标准”主要针对的是还在读书的学生。

南昌市政府在这里的行为有涉及行政垄断的嫌疑。南昌市文化局198964利用自己在对网吧进行日常管理的行政权力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首席法律顾问梅雷迪思·富克斯(Meredith Fuchs)

设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的高级研究员史蒂文·阿夫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

怪不得一位移民上海的台湾人说，退休后还是要回台湾。回到台北后，他突然很欣赏台北的“慢”，看电影、排队都可以很优雅，不必你争我夺，很有尊严地生活。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