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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加拿大政府也向半个世纪前遭遇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华人劳工道了歉，说了“对不起”三个字。其实，随着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观念的继续推广和深入，我们将会听到越来越多的“对不起”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口中说出来。对于一个权力来自于人民手中选票的政权来说，权力的傲慢已经被谦卑的权力所取代。作为一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伴随每一声“对不起”的是华人地位的提高和人权更加有保障，社会更加和谐。

有一天他回到家，说起中国，满脸不屑，甚至使用很重的“恶毒攻击”的语言。我大吃一惊，他说的不是中国的某项落后或者不好，而是表现出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鄙视和愤怒。

孩子们都是“色盲”。我发现在美国和澳洲的小学里，孩子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肤色。我多次问儿子，你的某某同学是哪里来的？他听不懂。我再问他那个同学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他竟然要想一会才能想起来。要知道他们都是每天在一起玩耍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族群和谐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住在海外的华人最想看到的和谐社会。毕竟，离开中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是少数民族！

所谓民族分裂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和人权、宗教自由、人人平等以及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密切相联的。

以前华人在西方国家受到歧视和排挤，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弱，也不是因为华人天生没有尊严和不重视人权，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强国在内尚未有完全拥抱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当一个社会真正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享受信仰、言论、结社和游行等自由的时候，皮肤的颜色不是问题，宗教信仰不是问题，生活习惯不是问题——   这个时候，就是和谐社会了。也就是说，中国要想最终实现和谐社会这个理想，一定是在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基础上的。

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我们中国人，有千年的皇权社会的熏陶，又成长在无神论的独裁专政中，我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和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都很类似，然而到了信仰和政治的时候，交叉点就很少了。这个时候，我们照平常的思路，和我们固有的信息，得出他们“看不起我们”，“没安好心”的结论，也是相当正常的。

所以那么穷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那么多钱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大订单的法国，为什么要闹腾-- 这些都是让中国人很困惑的

绝大多数西方人会觉得人权与自由是个non-negotiable，因为“天赋人权”，不是我该不该有，而是你决不可夺的问题。

人权也不是吃饭权，所以那些“中国不合适民主自由因为很多人刚能吃饭”的论点，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也就匪夷所思。

权力的最高段，不是要拳打脚踢让你服从，而是你自觉自愿地服从了，你还帮那个权力去制服不服从的。Self- censorship，是集权下的人民最悲哀的体会。“不能说，这不要说了吧”，这样的话，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多少？而没有什么可信的，什么都要重新去验证，这样的社会成本，是无形而巨大的。全民撒谎的代价，我们终有一天要付出。

民主，就是不要高效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让独裁发生。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更相信一个比大家更聪明的决策人，久而久之，决策就都高效率地由他做了。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忽视弱小的声音，就容易发生多数人的暴政。

鸟巢巨蛋大裤衩，工程做的大又快，这不能就证明独裁是好的。世界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建筑，都是独裁者留下来的。因为只有独裁者可以倾一国之力，想干啥就干啥。

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不能算一个强国，更不能证明自己的制度是好的。

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大家才可以昨天同意今天抗议，不断地修改自己的错误。这一次的拥中游行也证明了，只有一个民主国家才允许你支持一个独裁政府。反过来，你试试？

对内，它教会了人民撒谎。因为没有什么长久的东西让我们相信，那么只要撒谎不被抓到就可以了

有一个支持藏人的队伍走过，路边举五星红旗的喊“你们懂什么西藏？！”队伍里的一个人就回答“今天你不为藏人说话，明天就没有人为你说话！”

独裁的可怕，在于对外，他有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而发动战争。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彼此宣战。而一个强大的独裁国家，如果它赢得了战争，那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又要回到独裁，所有重新来过。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对独裁的天然憎恨和恐惧，也是为什么他们天天指责我们要我们变化的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很多对抗就可以解释了。

这个世界没有人希望中国乱，大家都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美间的关系，好比连体的两座townhouse，合用一个墙壁—你如果打孩子打老婆，人家就会管。但人家管你打孩子打老婆，不是因为他想烧掉你的房子，烧掉自己的墙壁。

在目前的政治压迫下，谁都没有人权，要喊也得先是free china，您再free 西藏。

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以及一些中国内地人对于东躲人的敌意，都导致不可避免的tension。

旅馆头说他喜欢外国游客不喜欢中国内地游客，因为外国游客通常礼貌而且友好，而中国内地游客则不是。

按原来的习俗，Panchen Lama应该由Dalai Lama来挑选，但Dalai Lama所选的新Panchen Lama在被挑选三天之后一家一起失踪，到现在没有音讯。东躲流o着淅淅沥沥的水滴。“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我要发芽，我要发芽。”记得初来时，我在小巷中穿行，寻找这稚嫩的朗读亡政府认为当年六岁的被选Panchen Lama被中国政府关押，并称之为”youngest political prisoner in the world”，中国政府表示他们一家正在在别处生活，小孩在上学，不透露他的所在是为了是保护他的安全。

马建指出，「六四」事件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 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已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确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

今天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私人财产，并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有钱，以至于贫富差距竟成了执政党的难题。现在，除了政治受害者，党和大众的关系，即专制者和被专制者的关系已经不敌对了。在娱乐、动漫、房地产、拆迁、股票、商业大片、贪腐、明星和财富榜等冲击下，人们勤奋地去旧迎新，为自己赢得金钱和幸福，拥抱快乐的现代生活。知识界也被经济金融的潮流击溃，成为其中的瓜分者，多数名人艺术家、诗人作家、教授学 者都拥有轿车、别墅以及房地产。共产意识其实已消失，蜕变后的执政者家族都以拥有巨额资产为荣，「两会」（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人民代表也已成 为富有人的庆功宴会。

马建举例，他在坐飞机时碰到一个参加对CNN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他说没有看过BBC、CNN，也不相信。马建问他：「你相信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吗？」他说：「我当然不相信。」马建问他，中国的新闻你不信，CNN的新闻你又没看过，你为什么去抗议CNN？他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对我不知道的东西。」

马建感慨地说：「一个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而不是有多少钱。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产，它不是人的价值。我想人的价值关键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拥有了什么，你信仰了什么，你获得了什么。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有点像爱情。可能是日子过的很差，但内心是幸福的。」

梁文道在今天的香港《明报》有一篇题为《满街孙子，但是找不到阿爷》的专栏文章，写的就是这事。梁文道连续问了N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还是世界第一大政党。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为什么搞到要在国土上藏头露脸的地步呢？曾先生这番话几近间接承认了他的党员身分，但他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他的理念、他的信仰。这里不是“白区”，更不再是英国殖民地，为什么共产党还一直处于地下党的状态呢？什么叫做“所谓共产党”？什么叫做“负面看法”？难道党员不应该努力为自己所属的政党正名？为它洗刷大家的误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