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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了汉城奥运会的那首《手拉手》，曾经是极为风靡的励志曲。我重新查了歌词，惊出一脑门子汗。歌中唱到了“崛起”、“机会”、“友谊（手拉手）”、“理解”，甚至“和谐”！还有“使世界更美好”。用这种普世价值和语言将本民族语言发音的三个字带入听者心扉，久久回荡，心心相传。那就是——“阿里郎”！        还有更加不得了的事情。歌中居然唱到，“打碎横在我们心中的墙”，那时是1988。2年后的1990，史上最著名的那道墙，真的被推翻了。好歌穿墙过，音乐原来是先知啊！        回到欢、莎组合的《我和你》：我们心连心，我们是一家人。不知道现场听的效果怎么样，我反正只听出单调、柔软、怯生生、套近乎。因为找不到世界语言，面对世界无话可说。其实，为什么不朗声高歌？唱迎接挑战，不屈不饶，唱众生平等，大地多彩，唱兄弟情谊，男欢女爱，唱青年万岁，人民最大。再唱一次拆除心中的墙又如何？我相信它会提升精神的高度。可是没有，因此便有一道题：李宁升上去点火时，为什么要吊着钢绳？         正确答案应该是，因为没有歌声的翅膀。    

听到他们这么讲，我说，那你们为何不给他们一对一的辅导呢？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五个班任教，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为30到40，这样加起来就有近200 名的学生。你想想看，我们甚至连给予每位学生一周一个小时的指导都做不到呢！“要想真的这么做，你就得延长工作时间或增加教师的数量。我于是跟他们细细的 商量这样的事情，此时我想起了我认识的生活在这里的作家、编辑、记者、研究生、助理教授等人士，他们大都有一个灵活的工作时间，并且对于英语语言本身具有 浓厚的兴趣。他们都知道一种良好的语言表达对于民主的培育、智慧人生的塑造的重要意义。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对于语言的兴趣，可是当时在我的社区里却没有一种 良好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和那些亟需指导的学生之间搭起桥梁。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所以，我倡议，我们广大的炎黄子孙，特别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联手打造我们汉语言的欢呼用语，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它将在汉语言发展史上，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全国人民处于类似于宗教的狂热中，每遇毛主席出现，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喊得多了，渐渐演变成万岁，甚至有递进用语：万岁万万岁!

的确，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本来没有什么，社会本身就会藏污纳垢），同时它还成了某些扭曲的非理性思潮的摇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思潮：狭隘民族主义、经济沙文主义和流氓无产主义。

狭隘民族主义往往源于自卑，经济沙文主义往往源于盲目的自大，流氓无产主义则往往是因为自卑碰上无耻。

狭隘民族主义的经典表现包括：永远觉得别人在算计自己，满腹狐疑；最怕被别人占了便宜；只要发生国际争端不分青红皂白一定是别人的错；可以自己骂娘，但不允许别人说自己不好，哪怕那些不好是客观存在；对爱国主义进行极端化和片面化的扭曲；喜欢用“汉奸”、“走狗”等已经快被淘汰了的中文词。经典案例：徐工股权转让、娃哈哈-达能之争等。

仪式的心理作用： 仪式不仅能满足个人对一个安定、可理解和可强行驾驭世界的认知和情感的需要，而且使人能够在面对自然界的不测时保持安全的心理状态。（马林诺夫斯基） 以毕生之实践钻研仪式的特纳认为，仪式表演是社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人们解决危机的重要方式。 以“仪式”为切入点的意义之所在： （1） 突破语言，特别是方言的限制，更有效地帮助人们重建心理。 （2） 言语的咨询一对一较能保证效果，而仪式则由于操作较简练，有助于提高效率，例如团体实施。 （3） 一般咨询过程中，会有咨询师的参与。而仪式中，能够做到只有主体一人的参与。因此后者可能让人更有隐私，更直接地面对自己，释放自己。 （4） 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斯宾诺莎指出，人的改变，除了理智，情感是必须的。而荣格说，愈接近原型的事物，唤起的情感愈强。原型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象征。仪式也正是如此。因此，仪式有潜力深入影响人，改变人。 （5） 有效的仪式不能脱离与当地文化的联系。这让心理疏导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援助，更有助于挖掘当地优秀文化传统的治愈力量。即，人们不是在被动地接受，而是在主动地发掘自身潜力、治愈和超越。 （6） 仪式具有文化意义。有效的仪式，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未来它们的传承和发展。

由于受灾者个体的差异性（年龄、性别、信仰、职业等），我们相信没有哪一种仪式是完全符合总体的需求的，我们也相信有无数种仪式的可能，每一种仪式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于是，我们不把工作重点放在仪式的设计、举办。而是把重点放在工作思路的传授上，让“用仪式重建心理”的工作思路迅速传播出去，尽早帮助受灾者。

打到10086语言咨询，那位小姐说：“因你违反了信息产业部和公安部的相关规定，你的手机已做出限止发送短信24小时的限定，将于今天的11点半以后恢复。”   “违反了信息产业部和公安部的相关规定”！！！！

"巴斯夏容易与《独立宣言》的缔约者是同路人。这些缔约者对自由的观点，对政府要扮演恰当角色的观点，被表述成这些不朽的语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人人受造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巴斯夏以同样的观点呼应，他说：'生命、工具、生产，换句话说，个体性、自由、财产－－这才是人的定义。不管那些政治领袖如何奸诈狡猾，上帝赐予的这三件礼物早于任何人类法例，并且高于一切！'巴斯夏同我们的先驱一样对政府作了同样的解释，他说：'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法律才存在。恰恰相反，事实是先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才使人类制定法律去保护这些权利。' 对大自然或上帝赐予权利的陈述，没有比《独立宣言》和《法律》讲得更好的。"

虽然五四运动的青年脱下了长衫，放弃了书院里的之乎者也，但实质上，内在的那种"宁作家奴，不作亡国奴"的保守的心态，那种根深蒂固的部落主义的思维方式，却在隐隐作祟，他们誓要冲破传统的枷锁，可是在发泄怨恨和不满时，却陷入了一种类似"义和拳"的复仇冲动。

认识 TED 这东西纯属 serendipity（意外的收获），记得好像是在 iTunes 上看到的（那时还在用一个叫 Windows 的操作系统，而 iTunes 则是当时最让我欣赏的软件之一）。一开始的时候只觉得好玩，载了好几个下来，待到暑假慢慢听。有一次听到 David Pogue 的演讲 ， 感觉顿时被征服了。David Pogue 早年曾在百老汇当过导演，后来又跑到《纽约时报》当起了科技版专栏作者。他在2004年的 TED 大会上做的那个演讲真可谓声情并茂：演讲以一段唱词（加即兴钢琴伴奏）开始，而后 David 以十分诙谐幽默的语言来演绎出缺乏人性化设计的产品如何为用户（最终是为企业）带来苦恼的故事。听过这个演讲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学好英语所带来的乐趣—— 就是能听得懂人家演讲里头的笑话、双关以及各种文字游戏！

2.中国大陆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目前也就是仅仅停留在“走出文盲”的阶段，对新的技术，新的理念的理解力，接受力偏弱。新技术新理念终究只是少数人玩儿的概念，更多的人在仰望，在崇拜，在迷茫。以我的同学来说，技术水平太低，这个问题让我很郁闷，什么是“域名”，什么是“IP”，什么是“网段”，什么是“HTML语言”等等如此basic的问题没几个人能完全答下来，更不要提MySQL，Ajax了；他们会“上网”：会看网页，会写博客，会玩儿网游，却终究不知道这些东西背后的原理。长期只重视分数不重视能力的教育，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对科学没有崇拜，对技术没有追求，对知识没有渴求。我认为这是一种愚昧，称之为“二十一世纪的愚昧”？我认为这与上世纪的愚昧没什么区别。满脑子想着“钱”，满脑子梦着“如何躺在床上一边睡觉一边挣钱”的人，会有什么前途呢？或者说会有什么“钱”途呢？我为我的同学们感到悲哀。不说罢。。。。。

这个理由站不住脚。街上的奔驰轿车，其发动机原理是共享的，但谁也不能就此要求共享别人的轿车。当然，你利用人类共享的知识，自行制造一款汽车，就另当别论。书店里卖的书，是由汉字、阿拉伯数字和西文字母组成的，我们不能说语言文字是共享的，所以书店里的书就应该拿来共享。

上周在旧金山遇到这次年会的演讲人Shel Israel，聊起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的问题，每次的cnbloggercon有很多来自港台和中国以外的blogger参与，是文化的最好的mix-in的机会，而blogger相见的喜悦和畅谈，更是一种至高的愉悦和享受。 本次会议在广州这样一个文化 vs 商业，历史 vs 现实交错的地方召开的确也非常有意思， 错过这样的会议真的非常可惜。

但是去了美国之后以及后来游历全球的时候，我被这个现象震撼到了：地球上所有的教育系统都有着相同的学科等金字塔。我总想肯定有某个地方会例外的吧，可是无论到哪都是这样。塔尖是数学和语言，向下是人文学科，艺术在最底端，全球普遍如此。

就在他们离开房间的时候，医生拧开了桌上的收音机。走出房间后，医生对Gillian妈妈说：“就在这儿吧，看着她”。后来Gillian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称他们刚离开房间自己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和着音乐移动着步伐。在外面观察了几分钟后，医生转向Gillian妈妈说道：“Lynne夫人，Gillian并没有生病，她是个舞蹈家。送她去舞蹈学校吧。”

你们不可能有将来，你们的将来就是没落，你还在找将来，太好笑了

上海虽然也在发展，但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像样的建筑。建筑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气质和体系，国家大剧院开了一个好兆头，出现了几个好建筑，这来自一种开放心理。

就差一点，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在我们得了第一名之后，仍然给中央写信，他说他来做能省多少钱，把鸟巢改成方形又能省多少。没有考虑这个提议，因为首先是时间的问题，其次是面子问题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改来改去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保持了原设计，要不然哪有今天的鸟巢。

北京政府开辟三个公园作为抗议场地一度成为小小的轰动新闻。但至今已三个星期，还没有任何人在这三个公园举行抗议，而必须经过的申请程序十分危险。据人权组织提供的消息，至少有两名申请抗议的人被捕入狱，其他人则被遣送回原籍。

有一位前女军医想为自己的事举行示威，因为她没有获得民间行医的执照，这完全是一件与政治无关的事。

"中国是法制国家，与其它国家一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以这句话反驳对中国的指责。但现实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中国警方和国安人员向三十多名人权人士和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受难者的家属发出了警告，警告他们不要与外国记者谈话。一些人被迫离开首都，另一些人被软禁家中或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著名的被捕人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在奥运开幕前一天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齐泽克对哈维尔这个故事的阐析很精到，他说：「对官方意识型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其灭顶之灾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识型态太当真了，并且将其付诸实施」。

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绵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科学家们认为这些普及工作对他们的研究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受众通常看不到科学传播与他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而且他们发现传播形式——正式讲座——太枯燥了。科学传播者必须动员受众参加科普讲座，某些情况甚至会为参加农村科普的农民支付误工费。

近来一起公众反对在厦门建立PX化工厂的事件就是这种情况。公众要求知道该工厂是否会出现严重的健康威胁。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下，当地政府在2007年12月举办了一次听证会，然而由政府委托的科学家们却说了一大堆超出常人理解范围的技术术语。如果官方不使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市民们怎样才能完全参与到协商当中？该工厂的建设最终暂停。 然而，包括中国科协在内的科普机构在科学传播上投入良多，但是看起来，当出现争议问题，人民迫切需要并且有权利要获取科学知识的时候，这些机构的声音却很难听到。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转基因作物、三峡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安全性争论中。科学普及不应对待公众像对待旧式学校中的学生一样，老师念课文，想让学生记住老师说的话而不需要问问题。这种至上而下的方法不管用。公众有权利参与到科学决策过程中，分享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并将其落到实处。而且要做到这些，他们就需要得到帮助以理解其中包含的科学知识。

奥林匹克主义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罗格主席,当他说“奥运会必须有高品质的标准,包括人权”时,做出了奥林匹克运动对人权的承诺明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背景中,罗格认为中国有“道义上的责任”信守承诺去改善人权,这是北京申办2001年奥运会的一部分条件。然而,那些违背中国有关国际人权承诺的行为,继续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发生着。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