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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　　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斯特恩报告》的作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Lord Stern)于4月16日表示，这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低估了全球变暖的风险，本应该对未来持更为悲观的观点。

他表示，回想起来，在报告中，他本应对急剧的气候变化持更强烈的观点。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没有减少，这些变化就会发生。

在报告中，他估计气候变化的成本为全球GDP的5%至20%。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1. 个人成长走向全球化，技术为此提供了可能性，剩下的就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准备和实践，以及教育自身的准备。个人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吗？

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经验证实了两样东西。首先，英美的科技和组织器具的延伸已催生了一个世界文明，Félix Guattari称之为"一体化的世界资本主义"。其次，整个世界文明的模式只能在一个区域或大陆的规模内以文化和政治资源来管制和规范。而洲际规模，不论是如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或者区域群如俄罗斯或欧盟，今天在世界范畴里已成为主导，因为只有如此规模才能完全内化，同时又能抵制全球化势力。我们面前是有趣的现实：例如"有中国特色的跨国资本主义"。整个政治经济便生存在这些相交点的张力之中。而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张力怎样被个体表达及阐述--一个世界性社会的出现，怎样和新主体的生产勾连。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BBC去年12月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果令人瞠目。调查者在34个国家询问人们对不同国家所扮演的国际角色持有“总体正面”还是“总体负面”的印象。最有意思的是各国民众对本国国际形象的看法。举例来说，56%的美国人认为本国的国际角色是正面的，36%的美国人认为是负面的。日本人更悲观，只有36%的人对本国的国际形象持正面态度，15%的人持负面态度。 那麽中国人的看法如何？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的国际形象是正面的，只有4%的人持负面态度——这是受访各国中最极端的结果。 在当今世界，中国可能的确发挥着总体正面的作用；但是解读这一数字也必须考虑其他可能性：1)官方控制的媒体掩盖了关于该国国际角色的负面新闻；2)中国人羞于持有与政府或同胞不同的立场，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形象时；3)被访者们感到，在接受外国人调查时，他们应该展现一个团结、正面的对外形象。 排除所有这些因素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90%这一数字本身就引起了西方人的嘲讽、猜疑甚至是恐惧：有西方博客这样写道：“90%？（这个数字）在1967年还差不多。但是现在是2007年？” 90%的数字是数千名中国人独立接受调查的结果，估计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共同答案会产生这种效果。如果他们能够预见这一调查在西方引起的反应，中国的受访者会不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一、在宗教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期望達賴的宗教權力多少可得到保障，北京則對雙重效忠十分敏感。而目前提出按政治、宗教分別處理問題的具體方案，選擇還相當有限。即使是上述學者，也都是從政治、政制談判的框架出發，但這可以是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二、在主權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即使認可中國的主權，也希望出現或確立某種全球化時代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來維繫西藏的獨特地位。但北京對香港模式應用在西藏亦有所保留，主要是擔心引起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骨牌效應，不希望「一國兩制」模型被捲入民族爭議。三、對「大藏區」的問題，事實上，藏方流亡政府和中方政治機關都不可能對現有行政區劃作出任何變更。但如何在文化方式維繫「大藏區」以外將之「半建制化」，除了Sautman等人，提出的很少。四、無論西藏的自治程度去到哪裏，都會涉及漢人，讓北京擔心引入特洛伊木馬，就像擔心香港普選會選出反對派、讓北京陷入兩難一樣。但民主與西藏問題，卻早被西方學界全面掛鹇。

有专家给出过惊人的数字:有网瘾的和有网瘾倾向的青少年加起来差不多达到2000万人。如此吓人的数字,使得杨永信在他的博客上称,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网瘾的蔓延,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后果,会让整个中华民族“断子绝孙”,会让美国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叫嚣的“不战而胜”变成现实,会让中国文化在网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消失!　　事情到了这样的高度,全党全国不能不高度重视了。遗憾的是,这些专家们至今连什么是网瘾都说不清。2008年11月8日,全球第一部《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我国通过专家论证,网瘾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其界定中一项量化的指标是每天连续使用网络达到或超过6小时,且这种症状达到或超过3个月。我们很容易估算,现在上网时间能达到一天6小时的,基本都是80后和90后,也就是30岁以下的人群。专家们又说了,因为工作关系每天面对电脑10小时以上的不算,再减去20岁以上有工作的———结论出来了:这个所谓的“诊断标准”主要针对的是还在读书的学生。

现在有些人，患有顽固的西方恐惧症和自虐症，只要一提“普世价值”，就认为是高高在上的西方颁布的圣旨。其实，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中最普世的价值就是“道德金律”，它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来的“恕”道。所谓“道德金律”，就是全球在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共识”，它载入了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什么叫“所有生活领域中”“无条件规则”？还不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我也没有听见哪个宗教派别在惊呼：这是在搞“全盘华化”！

推行教改不可以忘記教育改變社會利益分配的功能。日後學校的責任不是縮小，而是更大了。學生們因為背景造成的差異，必須在有充分資源和援助的學校之中彌補回來。

教改不是什麼新鮮事，自從教育成為現代國家的責任，普及教育在全球的範圍上施行以來，教育的改革也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新鮮的是，近百年前由杜威和他的門徒首倡的「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一種強調啟發和能力培養多於資訊記誦的教育方法，在今天卻成為最不「進步」（或者「激進」）的路數，反而成了全球化底下最符合各國需要的一種教育模式。

不要背誦，要理解；不要學知識，而要學學習的方法；不要死跟既定的課本，而要靈活地在生活中擷取各種資訊；不要一個人死幹的傳統功課，而要小組討論做project以培養溝通與合作的能力；不要一次定生死的大型考試，而要日積月累地衡量學生的長期表現；老師不是授業的活教科書，而是解惑的啟發者。這一切都不會有人反對。過去很多中產家庭花大錢送子女進國際學校，為的就是得到這種教育。如今教改也朝這目標前進，又怎會有家長不同意？於是關於教改的主流計畫也就往往局限在技術層次

全球种子仓库2月26日在北极附近揭幕。同时，一个为了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互连网路也正式开通。这座“末日仓库”建在挪威的斯瓦尔巴德群岛，其设计目的是保护数百万种子不受气候变化和其它灾害的影响。生物百科全书的网站现在可以随时进入，将提供所有生物物种的信息。

奥运危机将让中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第四维（fourth dimension）的存在，中国迄今为止很少注意到它。第四维存在于国际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所产生的国际公众舆论精神空间。在理论上，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没有实权。在实际上，它们有实力，因为它们塑造了国际舆论。全球反对中国奥运的示威者在数量上可能微不足道，但他们的全球影响力惊人。这种扩大效应来源于第四维。 　　中国人对第四维缺乏认识，这也表现在他们组织博鳌论坛的方式上。博鳌论坛是达沃斯论坛的中国竞争者。出于中国政府巨大的双边影响力，很多政府和商界高层会出席每一次博鳌论坛。但它缺少达沃斯的火花，因为它没能邀请独立知识分子、媒体和小说家及剧作家等文化人士——他们驱动第四维的国际生活。

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中国最近的增长代价高昂。由于担心近期经济滑坡将会加剧，中国决策者在制定宏观战略时选择了数量胜过质量的战略，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井喷式的银行贷款融资的基础设施支出大幅增长。

在中国近期实施的4万亿元人民币（合585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基础设施支出（包括四川地震重建支出）足足占据了72%的份额。中国政府敦促银行加速为刺激计划提供融资。银行照做了

相反，渴望增长的中国却受到全球贸易繁荣的引诱，在最不平衡的行业加大了赌注。在2007年以前，投资和出口占中国GDP的80%左右。如今，面对严重的全球衰退，中国却让温总理警告过的那些问题更为恶化：将受流动性推动的巨额刺激方案瞄准了最不平衡的行业。

Newscom and AFP与仅仅10年前相比，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时，银行对当地政府有求必应，随意发放大量贷款，银行被中央决策者视为第二国库。那时候，不良贷款比率预计占到了所有贷款余额的近一半。不过到了2008年1月，中国官方公布的不良贷款比率降到了6%以下。这种转变代价不菲，也不容易。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购买了不良贷款，向银行重新注资，还引进了西方“战略伙伴”，带来了最佳业务规范的专业知识。

与此同时，如果明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形势恶化，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完全放弃谨慎监管。北京或许会下令中国银监会忽视风险目标或甚至取消银监会。这可能会把中国银行业拉回到过去那个唯一风险就是政治压力的年代。

不管怎样，现在所有人都忙于应付自己的损失，没精力评论中国的政策。但这是个问题，而且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银行业正承受着来自中央政府要求向经济注资的强大政治压力，而全球其他地区又无暇顾及，保持沉默，中国银行业过去十年取得的许多成就正在付之东流。

互联网史上的十六个重要时刻

16. 克林顿的白宫性丑闻 1998年1月17日太平洋标准时间晚上11:32，Drudge揭露了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

15. 你雅虎了吗？ 1994年2月， 杨致远和David Filo的网络书签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中国目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人，但这仅占全国人口的45%，而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了80%。这说明中国的城市人口还有可能大大增长。麦肯锡全球学会(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新近完成的一项研究预计，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还将增加3.5亿人，其中2.4亿将是来自农村的移民。

城市规划者的关注重点应该是城市的发展，而不是扩大。采用分区法鼓励更集中高效的高层建筑群，并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不但会创造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会缓解土地和资源方面的压力。

汉对政府部门实施了更广泛的绩效措施，对降低能耗的做法以及更具环保性的经济发展方案予以奖励。这些措施逐步到位后，武汉市的单位GDP能耗降低了4.5%（同期全国的平均降幅约为3%），行政手续也大为减少。与此同时，GDP增长率也从前些年约13%的增速上升至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