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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

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据考据，五毛党最早出现于南京大学的小百合BBS，见诸官方文件则是2006年初安徽省宣传部《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2004年10月开始，长沙市委外宣办坚持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为此，他们从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市委政研室等单位选聘了一批网络评论员，建立了网络评论员队伍，建立并完善了网络评论督查、考 核、总结、表彰制度。网络评论员每月底薪600元。网评员主要职责是密切监控网络舆情，提供舆情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宣传策划、网络舆情引导工作。 网评员每周围绕一个中心，在中国精神文明网、人民网、新华网等20多个国内著名网站论坛上，围绕长沙市三个文明建设的新做法、新成就、新经验，发布贴文、 图片。”

“五毛”最早见诸官方文件，是2006年初安徽省宣传部《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透露：“2004年10月开始，长沙市委外宣办坚持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为此，他们从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市委政研室等单位选聘了一批网络评论员，建立了网络评论员队伍，建立并完善了网络评论督查、考核、总结、表彰制度。网络评论员每月底薪600元。网评员主要职责是密切监控网络舆情，提供舆情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宣传策划、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网评员每周围绕一个中心，在中国精神文明网、人民网、新华网等20多个国内著名网站论坛上，围绕长沙市三个文明建设的新做法、新成就、新经验，发布贴文、图片。” 网评员实行计件工资制，底薪600元，按发贴量加薪，每发一帖，键入“网络评论员管理系统”进行统计。一帖“五毛”，“五毛”由此而来。 湖南省委宣传部对湖南在全国网络监控的先进地位颇为自毫，湖南省委宣传部2007年编辑发行《我们这个家----2006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家书》，透露了很多网络监控的信息。湖南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后，中宣部成立舆情信息局，全国各省宣传部成立舆情信息处，往下延伸，形成一套完整的网络监控系统。湖南省委宣传部借调人员聂廷芳等人在《在宣传部的日子里》等文章透露，他们搜罗网上涉及湖南的文章言论，每天编辑《涉湘舆情》，还经常与网站交涉，删除文章，“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祝平良则在《忙碌让我充实》一文透露：湖南舆情信息工作是全国先进，每个月报送中宣部的信息达到了800多条，（忙不过来时，在网上挖掘）临时发展和聘请网上舆情信息员。 除专职网评员外，2006年，湖南省宣传部还召开工作人员“人人都当网评员”，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闻风动员，人人兼职赚“五毛”，极大地壮大了湖南的“五毛”队伍，在网络这一无形世界上，形成一条有特色的风景线。本人的看法：我想也不是所有为中国说话，为共产党说话的人都是共产党雇佣的网络特务组织，很大一部分是被洗脑后，或者意识形态方面有自己看法的中国网友，不是想给所有人带上特务这顶帽子，只是提醒一下各位网友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组织

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 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 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遍及中国经济各 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 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 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 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西方人很关注藏人说的他们的文化被汉化。但是如何换成一个西方国家，会不会允许一个州、一个省为了保全自己的文化，不允许其他族群去居住。我想很多国家都倡导一种更大的融合

我有点儿担心的是西藏问题会不会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障碍，一个向后拉的力量

您曾经说人大缺乏合法性，您也建议共产党应当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允许他们与共产党竞争。您发表了这样激进的言论，还能够到德国来演讲，是否也是中国言论自由的一个例证呢？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我看了一会,感到可怕,就出来了.事后,黑暗天使告诉我,所谓九尾狐,雷兽,猫又等等是凯迪组织的五个大群,也叫五大队.分别负责:赞美美国的一切.反对中国的一切.给中国历史(包括汉奸)翻案,把好人说成坏人,把坏人说成好人,扰乱视听.诽谤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艺术,饮食无一不包.另外就是用辱骂给大家助阵.我所管理的猫又大队就是干这个的.我询问:他们究竟要干什么?黑暗天使说:他们惧怕中国的民族主义,于是就伪装成很多民主派,和民族主义打架,从而造成民族主义内部的分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跑到民族主义阵营去了.大量的民主派也去了.我又问:他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名义,难道和民主派有仇吗?天使说:用其他的名义不合适,总不能用左派的名义吧.天使又说:这个论坛本想伪装成极端民族主义打击少数民族的,但考虑不可能实现,所以民主派的名义.因为民主派有亲美倾向,人也很多,这样就可以造成内乱.        天使又问我:你知道这些群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古怪吗?我说不知道.天使说:笨,亏你去过日本.这五个群的名字是日本的五个怪兽.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难怪耳熟!        天使说:以前有个张邦昌你知道吗?我说:太熟悉了,那是个混人.天使说:错.张邦昌是一个群的骨干,和你一样.        我一听"和我一样",顿时感到很惭愧,原来，自己被利用了,而且被日本人利用的那么惨!!        现在,我早已退出了那个罪恶的群落,但退出之后接到的却是不少恐吓电话.今年春节,我家门口被人用黑笔画了个圆圈,我知道是有人故意的.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把真相说了出来.其他我不能透露太多,我只想说出真相,直到我的文章被彻底封闭为止.        不要登陆凯迪了,中国人.

……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港台的市民早已习惯了不同于己的声音在大街上示威，也加习惯了政治性的游行，而且警方更是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使用非暴力的方式隔离针锋相对的民众，避免发生肢体冲突。

这已经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了，因为警方明确自己的职权，能够熟练地保护双方民众（而不是殴打驱散！）；示威者想必是早就预料到将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因此保持最大的克制，用微笑来应对谩骂；而即使是群情激昂的红衫民众，也都能听从警方劝谕，不会激烈到冲进游行队伍挥拳踢腿——若不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焉能有如此共识？

因为五星红旗是法定的“国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国族/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认同

有专家给出过惊人的数字:有网瘾的和有网瘾倾向的青少年加起来差不多达到2000万人。如此吓人的数字,使得杨永信在他的博客上称,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网瘾的蔓延,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后果,会让整个中华民族“断子绝孙”,会让美国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叫嚣的“不战而胜”变成现实,会让中国文化在网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消失!　　事情到了这样的高度,全党全国不能不高度重视了。遗憾的是,这些专家们至今连什么是网瘾都说不清。2008年11月8日,全球第一部《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我国通过专家论证,网瘾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其界定中一项量化的指标是每天连续使用网络达到或超过6小时,且这种症状达到或超过3个月。我们很容易估算,现在上网时间能达到一天6小时的,基本都是80后和90后,也就是30岁以下的人群。专家们又说了,因为工作关系每天面对电脑10小时以上的不算,再减去20岁以上有工作的———结论出来了:这个所谓的“诊断标准”主要针对的是还在读书的学生。

伍皓对宪法和法律的宣传也比较外行。比如他说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对头。十七大的确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但这只是执政党的文件中的提法，不是法律用语，也不是法律规范。我国现行宪法中并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提法，并没有说这些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有关规定主要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通信自由”“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些基本权利规定虽然涉及主要的表达权及部分的监督权，却完全不涉及知情权，也几乎不涉及参与权。伍皓是误把党的文件中的提法当作了宪法中的提法。

今天，2008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97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中国全部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无数先烈为了推翻封建帝制抛头颅、洒热血。可是今天，全国所有主要媒体居然提都不提，太可耻了！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西方人天然认为：中国激进主义者背后站立着中国政府，而他们不知道，激进主义者上街与中国政府对“稳定”的期待并不相符，民众走上街头，恰恰触动了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因此每当爱国群众激情燃烧的时候，充当灭火者的往往是政府。

这是因为，在外交事件来临之时，媒体机构最初的应对，总是基于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唯一的标准就是用党使用了多年的语言，表达党坚持了多年的立场，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愿意、能够、敢于、富有智慧、用国际通行的话语模式维护国家利益，传递中国声音。

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都知道，在现有政治体系中，“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毒瘤，即使是柔软的人也变得不妥协，即使是温婉的女发言人，也要操着过时并有损中国形象的调门，即使明明知道对达赖喇嘛进行人格攻击，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并有损政府形象，但还是要显示“勇敢”。

一是以民族主义为新的意识形态纽带，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引导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帝王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

二是向"一切向钱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突进，中共鼓励发财致富，整体性政党之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整体性国家利益分化为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又最终量化为权贵家族及个人德利益。

三是放纵物质上的奢侈消费和文化上的轻浮调笑。

那还是3年前的一个暑假吧，我的一个同事曾经在找我借书的时候向我提过一个令我张口结舌的问题：你这些书都是怎么来的啊？我以为她是在怀疑我的书的来路，我当即向她出示我的那些购书发票什么的，她知道我误会了，就说我不是说你偷书，我是说你怎么知道买这些书的……我真的不知道她想问什么，我随口说，到书店啊，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书店都卖好书的。她说，这些书店都在哪里啊？我当即晕倒！我和她都是86年分配到这个大学教书的，而且她毕业的学校是国内响当当的名牌，到了21世纪了，居然、赫然、竟然不知这个文化区的书店地址！这也太离谱了吧？当然她随后的补充就更把我雷倒了，她说：我从来不逛书店的……这话不是我瞎编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当时那个老师也一脸惊诧。后来，这个同事顺利地当上副教授、硕士导师以及读博、入党等等，借给她的书当然是没有读的，想必她也读不懂，可惜我一腔热血为她推荐的几本书！

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节目中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及文学古籍，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来忽悠大众，来做新闻卖点。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CCTV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