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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赞文峰一二     京师某报文峰者，未知仙乡何处，亦未审滥竽于何衙，近有大作刊于某报焉。细审其作，杯中酒惊而淋漓，案上书拍而碎牍，叹曰：距刀笔之吏仅丈余而已，品文元之唾惟四两也夫！何哉？     盖文元公，上焉尔精察先帝之刻深，中焉尔颇得母后之奥援，下焉尔腹藏锦绣之文烂，是以夜来刀笔动，晨昏燕山倾，该报首蒙难，浩劫起滥觞。     文峰则不然，伐讨布衣于南方，期以乱局达私意，文战则捡拾文元之余唾，诛心则不察盛会之将举。长平之论，无非倡天下事天下人可议；文峰之斥，竟尔期满朝中满朝噤声。文元公有审时度势之才，是以文章甫出而风雷骤；文峰辈忘疮疤前耻之痛，乃有刀斧伐异而世人惊。以是观之，则文峰者流，得文元公厕纸数张而已，所谓文元公转世之论，大谬矣！    国家当此千年变局之要津，世界五禽戏盛会之关隘，舒张经脉以为要，广纳贤言以为高，文峰者流不察，以为文元之技上焉者必喜，京师之刀所向者偃伏，殊不料又大谬矣！又以是观之，则文峰者流不足畏，可畏者，文元之流未之死也。

其次，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　　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在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之中，能够说巴、茅、冰“文笔优秀”的人，恐怕不多。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更不可能把三位称为“巨匠”。比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认为：“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李辉先生说：“巴金的好处在于他的激情，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大缺点，他的激情是一种缺乏节制的激情，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也造成了他的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位。”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和批评家，我也没见过谁给予这三位以很高的审美评价。比如，文化批评家张闳先生和文学评论家葛红兵先生，也认为这三位徒有“文学大师”之名，作家朱文的评价更低：“巴金一钱不值。”比韩寒还韩寒！

后毛时代成名的中国作家在谈及自己的文学传承时，更多提到是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至于中国现代作家，经常被提起的是鲁迅、老舍、沈从文，却很少有人提到巴、茅、冰的影响。但在权力至高无上和政治需要优先的当代中国，作家的成就和名声由权杖来钦定，只要党国需要，平庸的作家就会变成文学巨匠。当权力造就“名家”变成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之后，价值畸形和审美混乱也就成为必然，致使国人对精神产品的低下识别力延续至今。

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1936年）的鲁迅，他过早的肉体终结成全了其精神长驻。他幸运地没有赶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必在强制性的思想改造中挣扎，也不必没完没了地写自我羞辱的检查，更不可能遭遇文革式的羞辱。尽管，鲁迅被毛皇帝钦定了“骨头最硬”之旗手，变成残酷斗争中的打人棍子，但鲁迅的亡灵不该为毛泽东的罪恶负责。

对于香港文化人来说，这一两个月的香港人文景象尤其有凋敝至零的味道。先是香港具有启蒙象征意义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被书砸死的讽刺性身亡，再到曾出版过很多本土作家如倪匡、林燕妮等作品的香港老牌出版社博益的“突发性”结业，随后梁文道又在《明报》提出文化人的“出走论”，引起满城轩然大波。现在，曾让香港人羡慕不已的《诚品好读》，这份被赞誉为台湾人文阅读风向标的杂志在创刊8 年之后突然宣布休刊，再次让许多香港文化人陷入沉思：香港文化的明天，该如何走？

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拥有700 万人口的香港，遍布着70 家公共图书馆（尚不包括八大院校的图书馆），即不到10 万香港人就有一家图书馆。即便是远离繁华地区的离岛，人们也都拥有读书、借书的社区图书馆。可是根据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的统计，平均每个香港人每季度借书只有4.7 本，而同期台湾一次“全民阅读活动大调查”则显示，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季度看8.4 本书，“读”的数量几乎是香港“借”的数量的一倍，香港全民阅读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梁文道曾经这样总结过：“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里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

找到了语感之后的史力文，马上就把话说得直截了当：“我这个夏天在中国很不高兴，因为我碰到了太多的Racist——种族主义者。”

心中犯疑：“你说的是——Nationalism，民族主义吧？”　　“不是。我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Racism，它比Nationalism更让我病！I am sick about it！(它让我呕心！)”

“苏老师，你知道我这个夏天学会了一支什么中国歌吗？——《我们的大中国》。这是我们XXX项目的校歌，所有留学生都得学会唱的。你知道我们在‘中国之夜’表演什么节目吗？（“中国之夜”是每个海外中文项目都会举办的中文表演晚会），学校老师指挥我们所有外国学生，在台上合唱《我们的大中国》！——苏老师，你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你想，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大美国心态’挨了世界上多少人骂？如果美国有一首歌叫《我们的大美国》，会是一种什么效果？那一定就是在耶鲁以C毕业的我们Honor（荣耀）的布什总统最喜欢唱的歌了！”

“五毛”最早见诸官方文件，是2006年初安徽省宣传部《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透露：“2004年10月开始，长沙市委外宣办坚持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为此，他们从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市委政研室等单位选聘了一批网络评论员，建立了网络评论员队伍，建立并完善了网络评论督查、考核、总结、表彰制度。网络评论员每月底薪600元。网评员主要职责是密切监控网络舆情，提供舆情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宣传策划、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网评员每周围绕一个中心，在中国精神文明网、人民网、新华网等20多个国内著名网站论坛上，围绕长沙市三个文明建设的新做法、新成就、新经验，发布贴文、图片。” 网评员实行计件工资制，底薪600元，按发贴量加薪，每发一帖，键入“网络评论员管理系统”进行统计。一帖“五毛”，“五毛”由此而来。 湖南省委宣传部对湖南在全国网络监控的先进地位颇为自毫，湖南省委宣传部2007年编辑发行《我们这个家----2006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家书》，透露了很多网络监控的信息。湖南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后，中宣部成立舆情信息局，全国各省宣传部成立舆情信息处，往下延伸，形成一套完整的网络监控系统。湖南省委宣传部借调人员聂廷芳等人在《在宣传部的日子里》等文章透露，他们搜罗网上涉及湖南的文章言论，每天编辑《涉湘舆情》，还经常与网站交涉，删除文章，“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祝平良则在《忙碌让我充实》一文透露：湖南舆情信息工作是全国先进，每个月报送中宣部的信息达到了800多条，（忙不过来时，在网上挖掘）临时发展和聘请网上舆情信息员。 除专职网评员外，2006年，湖南省宣传部还召开工作人员“人人都当网评员”，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闻风动员，人人兼职赚“五毛”，极大地壮大了湖南的“五毛”队伍，在网络这一无形世界上，形成一条有特色的风景线。本人的看法：我想也不是所有为中国说话，为共产党说话的人都是共产党雇佣的网络特务组织，很大一部分是被洗脑后，或者意识形态方面有自己看法的中国网友，不是想给所有人带上特务这顶帽子，只是提醒一下各位网友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组织

文章称：4月19日，千龙网记者先上路透社中文网，用该网的新闻搜索引擎，以“抢夺奥运火炬”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页面上出现的“查询结果”显示“没有找到 符合‘抢夺奥运火炬’的信息，请修改查询条件后重试”；而以“藏独”、“打砸抢烧”等热门关键词进行搜索，居然出现“该页面无法显示”。 就前半句而言，只能说明该文作者的搜索技术太差了。一个西文通讯社中文网的搜索引擎，并不能指望有很好的中文分词技术，全文匹配搜索能力也未可知，用一个长达六个字的“抢夺奥运火炬”作为关键词，搜不到实在不足为奇。西文通讯社中文网，不是百度，更不是谷歌。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西藏存在“相当大的”人权问题。陆克文星期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评论，并开始了他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陆克文的演讲稿说，堪培拉当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呼吁所有各方打破沉默，进行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陆克文还重申他反对抵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澳总理陆克文在北大演讲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西藏存在“相当大的”人权问题。陆克文星期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评论，并开始了他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陆克文的演讲稿说，堪培拉当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呼吁所有各方打破沉默，进行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陆克文还重申他反对抵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还从Medline抽查了8个主要国家的抄袭或重复发表的比例，发现中国和日本的比例最高，是“国际水平”的两倍，中国又比日本略高一些

更有的人把重复发表论文当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同一篇论文反反复复一再发表，我们发现的纪录是把同一篇论文在12年内重复发表了30次！

“知识产权”的观念本是舶来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我们从小就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如何背下范文应付作文考试，养成了抄袭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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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四的时候，北京律师刘晓原的博客 赢得德国之声年度最佳中文博客 这一荣誉。而在周五的时候，他发现他在搜狐网站的镜像博客 被封了。幸运的是，作为一个知名的博客，他可以叫搜狐的编辑帮忙恢复他在搜狐的博客，然而编辑不会向他解释这其中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华尔街日报对他的采访 中，刘晓原刚刚还赞扬了搜狐，称跟他使用的其他博客平台来比，搜狐的審查相对而言更为体贴：

如果我公布的图表中，指名道姓地标明谁審查严厉，谁審查松懈的话，当局极有可能找那些審查松懈公司的茬。因此在右边的图表中我把公司的名字统统换成了单个字母。这发布的108篇文章里，内容涉及各个来源（从新华社到持异见的网站都有）的各种公共事件和新闻相关主题，審查最为勤快（censor-happy） 的公司将这些文章删掉一半还多，而審查最为松散的公司只審查了一篇。（请注意，这些文章中我只发了一篇有关“轮子”，一篇有关“八平方”的文章，因为大多数博客作者都清楚这些内容必然会受到審查。——所以观察当下中文博客们感兴趣并且有可能讨论的其他话题是如何遭受審查的更为有趣些。）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解释5·12大地震之后你发表的那些言论？ 　　余秋雨：5·12大地震展现了中国人在灾难中的大爱互助精神。这种精神没有经过动员、教育、辅导、启蒙，而是霎时涌现于全国各地，可见是一种民族本性的自然流露，属于“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最深刻的文化范畴。我曾经为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这个定义中，最关键的词汇是精神价值，因为哪种生活方式能成为习惯，正是精神价值一代代选择的结果。 　　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长期被掩埋，常常由“术”湮灭了“道”。这次全国救灾、全国悼念，感天动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那就是“止于道善”的天下大道。事实证明，这种大道并不存在于我们熟悉的文化话语中，而是深埋于广大民众的心底。这种深埋，不问年龄，不问籍贯，不问职业。这让世人对中华文化重新认识。

我们的文化准备好了吗？曾几何时，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国学解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已经成为近年来社会的一种文化热，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正通过对于传统文化解读孰是孰非的争论来表达各自的文化诉求与取向。而自建国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两个30年跨度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伴随社会体系的整体变迁和社会机能的不断增强，社会文化体系也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间不断发展和强化，而且无论是在经济层面、生活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的任何争论，其背后都映射出我们文化的弹性和张力，同样在重大事件面前也集中暴露出文化相对稚弱的一面。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这个年轻的“文怀沙”也是我的好朋友，认识多年，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侃大山。电话问之：你怎么成了年轻的文怀沙？他说，他在某报有专栏，专栏配有作者的头像。恰好前两天他给这家报纸写了篇关于文怀沙的文化评论。《深圳商报》的编辑百度图片“文怀沙”，出来了他的这张照片，编辑想当然认为这是文怀沙年轻时的留影。

钱穆过去讲，一个本国公民对于自己本国以往的历史应具温情与敬意，现在人们大体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种文化的产生，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中国文化是在农耕时代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达到了这个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面对当时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时，中国文化基本都有高明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寻找到了承传这种文化的最佳方式。

今天提倡背《四书》，在知识的承传上，它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现代保存知识的手段非常丰富，就个人获得知识和养成人格来说，简单背诵只是第一步，但在现代社会，它所要付出的成本却很高，这个成本还不是一个简单时间问题，而是这种背诵的实际意义

     2007年12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在广东具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上发表题为《2008，能否成为中国特赦年？》的文章。文中刘仁文呼吁释放“确已悔改”的罪犯，尤其是那些在“严打”整治犯罪斗争中受到特别严惩的罪犯，或那些为已作废的罪名（如“投机倒把罪”、“反革命罪”、“流氓罪”）仍在服刑的罪犯。（有关「对话」就刘仁文文章所发表的评论以及英文译本，请阅读www.duihua.org网站的人权网志）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赢在中国》的“虎符门”事件说明潜规则正逐渐扎入中国年轻人的思维。当事人分别是央视2套《赢在中国》虎符得票的前三名：赵继爽、董冰、李文。投票期间，三人达成口头协议，董冰退出争夺，赵继爽、李文给其50万元作为补偿。赵继爽、李文先各预付5万元给董冰，董冰发表声明退出虎符争夺，声明在董冰博客中登出后，两人又各付10万元。等投票截止后，再付20万元余款。不料，5月7日、8日风云突变，董冰收到30万元现金后，向投票公司疯狂买票，一举超过李文8万余票。而李文此时已在海外，再进行部署已于事无补，遂向项目组发来传真揭露此事。

孙大午的一句“我无罪，但我服法”正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无奈。位于河北的大午集团，是孙大午与妻子刘会茹在1985年以2万元资金起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孙大午被捕之前，大午集团已有固定资产上亿元，职工1500人，并曾在1995年入选国家工商总局评选的全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

这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中，孙大午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倒是有许多人得益，却触了“非法融资”的雷区。  　　“在制度缺陷和官商潜规则中倒下的还不只他一个。”牛文文指出，黑幕交易和官商勾结成为很多企业家的绊脚石。在这种大背景下，正直有序的企业家同样面临尴尬。

4月11日的《北京晚报》刊发了一篇奇文《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此文主题是反对造谣，文中居然处处造谣中伤，简直是史上最强幽默，让人怀疑作者错把日子看成4月1日了。

“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我还真是没听说过这家周报这样标榜自己，文峰先生能否拿出证据来？当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经你加工过的证据。

至于文峰先生说的什么“恐怕连自己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下来了”、“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我的看法是，这样说话本身就让人害羞，本身就比较阴暗。我也只好如是解释在你做过了解和调查的功课之后，为什么从标题到内容都弄错我的名字，称我为“一位叫南都长平的人”，“是南方报系的‘当红炸子鸡’”。如果我称文峰先生为“一位叫北晚文峰的人”，“是京报集团的‘冰糖葫芦’”，恐怕也不大好吧？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等等词汇。想必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以上的人，对这些词汇都耳熟能详，并无新意。

这位网民的留言有理、有节、有分析，并且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没有全毙，还留了几个无期的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