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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孩子们，那就是亚洲。在那片土地上，没有有毒衍生品传播者承诺的、得来容易的利润，也没有奇特的债务抵押债券。亚洲的银行通过合理的贷款业务，维持着体面的生活。而亚洲的制造商从事着过时的、实在的生产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亚洲避开了华尔街和伦敦两大“赌场”几近遭遇的金融崩溃。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洲成了推动全球增长的唯一动力。

最近的金融危机，有点讽刺意味。总的来讲，对自由资本主义中看似极端的问题，亚洲政府一向持怀疑态度，但它们现在却在管理（至少按照某些衡量标准）比西方更为自由的市场。例如，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却引人注目地推出了卖空操作规定，而伦敦和纽约那些实施宽松监管的监管者则暂时禁止卖空。

　　星期一，店员拿着支票去银行入账，支票果真是张空头支票！愤怒的店员打电话给那位顾客，客户对他说： "这没有什么要紧啊！你和我都没有损失。上星期六的晚上我已经同那个女孩上床了！哦，多谢您的合作。"

又一次，缺少对宪法起码的尊重，蔑视公民的基本权利，背离司法公正的愿望，扰乱正常的法制程序。体制的衰败源自于程序的衰败，程序的扭曲支持了体制的扭曲，相辅相成。杨佳的生和死都躲不过程序问题，这样的审判是为了什么，审判了谁，这可会是杨佳所预料到的。

关于做精神病鉴定，翟律师在表面上做了所谓“人格障碍”的辩护。翟律师应该知道，即使法院没有当庭驳回，此辩护如果成立，仍不可能作为杨佳免除刑事责任的依据。不难看出，用心良苦的翟律师本人才是真正具有“人格障碍”的人，不是间歇性，而是永久性的。

记得最初，马化腾给了donews不少专用靓号，而且donews大会也是千里迢迢赶来捧场，那时donews上还经常贴李彦宏特刺激眼球的招聘广告，没事刘韧还去北大资源楼和当时的百度员工一起“杀人”，现在事后诸葛一下，当时他如果肯“屈尊”一下，随便跟着小马哥或李帅哥，按照当时他的身份地位，弄个副总裁或高级总监总不是问题，混下几年期权最少几千万进账，身价过亿也不奇怪，只是这位老兄的轨迹居然是和大佬们一个个反目成仇，然后落得个众叛亲离，最后竟然是这个结局，几乎是从无数条光明大道中特意摘选了一条不归路，倒也是相当难得。

Why does a society that, like America, impresses most people who spend time here project such a poor image and scare people as much as it attracts them? Why do China’s leaders, who survive partly by listening to their own people, develop such tin ears when deal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Of course, most official voices of China now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Their minor, provable lies—the sky is blue, no one wants to protest—inevitably build mistrust of larger claims that are closer to being true. And those are the claims the government most wants the world to listen to: that the country is moving forward and is less repressive and more open than official actions and explanations (or lack of them) make China seem. Many Chinese who have seen the world are very canny about it, and have just the skills government spokesmen lack—for instance, understanding the root of foreign concerns and addressing them not with special pleading (“This is China…”) but on their own terms. Worldly Chinese demonstrate this every day in the businesses, universiti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here they generally work. But the closer Chinese officials are to centers of political power, the less they know what they don’t know about the world.

How can official China possibly do such a clumsy and self-defeating job of presenting itself to the world? China, like any big, complex country, is a mixture of goods and bads. But I have rarely seen a governing and “communications” structure as consistent in hiding the good sides and highlighting the bad.

Proposals for a central database of all mobile phone and internet traffic have been condemned as "Orwellian".

But the Lib Dems slammed the idea as "incompatible with a free country", while the Tories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to justify its plans.

"Ministers claim the database will only be used in terrorist cases, but there is now a long list of cases, from the arrest of Walter Wolfgang for heckling at a Labour conference to the freezing of Icelandic assets, where anti-terrorism law has been used for purposes for which it was not intended."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连这么常规的执法都可能轻易的演变成对抗性很强的社会冲突，怎么可能搞出真正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所以，警察日常执法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依赖于“黑箱操作”，比如先抓起来，在警察局里审讯你，不许你叫律师，也不给律师如美国那么大那么强的法律权利。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完成执法任务。这是威权搞警察国家不得不面临的悖论。

　　据有关专家统计，在三峡工程蓄水达到175米之后，将形成一个长600多公里、最宽处超过2公里的大湖泊。而随着每年水位夏冬两季在145米至175米之间的涨落，在三峡水库库岸将形成一个宽30米左右的消落带，面积在40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重庆段消落带约占整个三峡水库消落带总面积的85%。

很多人认为这是贵州当地的奴化教育，我实在不能赞同。我觉得当地政府才不会想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上网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你们谁从小接受的不是奴化教育么？连同我在内，从上小学的第一天，到毕业，受到的都是远远比对一辆汽车敬一个礼要更加彻底更加深入的奴化教育，所以，我们就不要说人家是奴化小学生了，论级别，我们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家奴指点农奴而已，归根结底，单纯的贵州政府只是想利用小学生罢了，人家才没那么复杂呢，你们说的那些，那是北京想的事。

   一切都是从1989年6月3日晚上的一夜枪声开始的，那一夜不仅成了许多人命运的转折，也成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命运的转折。甚至共产党也是在那一夜彻底蜕变。

我乘机想试着能不能策反一下他。我说陈警官，男人当警察其实都有想当英雄的情结，你一定是领导让你这样做的，你这么年轻精神，咋能不知道法律的规定呢？你让我们见见杨佳吧，领导坏的决定你可以装没听到，今天阳奉阴违一次有什么？律师法是人大通过的基本法，你们领导也敢随便违背，这样的领导值得你尊重吗？倒戈帮我们吧，帮我们就是帮正义，帮法律。想想你们死去的6个同行多可怜，这都是因为有的警察不按法律办事情的结果呀，看在你们死去的警察的份上，看在中国几百万警察的安全的份上，今天就让我们见见杨佳吧，无非遵守了一次法律，违抗了一次坏的领导的命令。

實際上，這位76歲老人的思想，比不少年輕官員都要開明。在接受本報專訪時，他說，「香港電視當年幫助我們接受先進事物，也是推動思想解放。」

人们也许奇怪新闻出版部门为什么不以发表“虚假新闻”为理由对《财经时报》进行行政处罚。这是因为在现行《出版管理条例》中并没有对“虚假新闻”进行行 政处罚的规定。90年代新闻出版署曾经发布过一个处理虚假新闻的部门规章，但是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授权，部门规章只能规定处以少量的罚款，远远不能达到 停刊整顿的力度。　　行政处罚必须依法实施。法律总是约束双方的，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处罚的权力，同时也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比如，它必须 证明对方有违法行为的事实，也就是证明新闻确实虚假。这对于一家边远的省级新闻出版管理机关来说，成本浩大，可能无法做到。再说，农行是否允许它插手调查 本行内部事务，也是一个未知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