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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第一种模式转化为第二种模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毕竟在第一种模式中发展了将近三十年，有一套为这种模式所滋养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中培养了一代人。连所谓八十年代后的一代，其实也是被第一种模式的文化所培养。同时，再加上近代受人欺辱的惨痛历史，民族自尊心格外脆弱。动不动就有一种受辱的感觉，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这也正是抵制家乐福的爱国愤青们所鼓吹的。一句话，我们民族的心态，还套在第一种模式中不能自拔。如今网上流行的观点，还是什么西方不希望中国崛起、正在挖空心思地破坏中国的发展。殊不知，最近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正是搭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便车。中国不费一枪一弹，马六甲海峡畅通无阻，美国等发达经济的市场向我们敞开。中国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更不用说，象《华尔街日报》这样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和中国截然对立的右翼报纸，近年来不断在自由贸易上为中国说话，并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企业领袖提供论坛。如果我们总是被受害者心态所征服，就看不到这些，一天到晚就会想着人家怎么欺负我们，或者怎样企图欺负我们，而看不到我们占的便宜，看不到我们从世界上得到的好处。

“黄帝是哪里人？”，对这个问题的现实回答是，哪里肯出钱，黄帝就是哪里人。——陕西刚刚在黄帝陵举行高规格的公祭，4天之后，河南新郑又以“黄帝故里”名义高规格再祭。近两万余名炎黄子孙冒雨虔心祈祷，政府组织的高规格的祭拜让咱祖宗深受感动，黄帝文化基金会首日就“纳捐”400余万。接下来，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炎黄文化周开幕式、旅游推介及商贸洽谈会将粉墨登场。 据悉，为了黄帝陵公祭，当地子孙主动放弃了清明法定假日，1万余名警察和2万余名巡防队员全城戒备。完全可以想象，如此兴师动众的喜人成果就是新城人民可以明年在祭拜的时候感谢祖宗带来了好项目、拉动了GDP。顺带再问问祖宗和哪路神仙还有亲戚关系，继续拜女娲？玉皇？太上？

此片引起了zang 独势力的抗o女的地方。本分工作外，我有个习惯——收集容器，这非职业习惯，而是生活习惯或者说爱好。爱好是种盲目的人生态度，可议，因为片子里所描述的东躲打破了许多人的刻板印象。比如东躲并没有计划生育，控制藏人人口的说法不攻自破，片中的东躲的喇嘛似乎对中国很虔诚，他们甚至祷告中国繁荣昌盛，而许多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对了，片子中藏人杀狗的画面则颠覆了人们一贯的认为的藏民宁静安详的气质。

纪录片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东躲所处于的境地，原始习俗和现代科学的冲突，以藏传佛教为基的文化与无信仰文化的冲突。

东躲的传统文化中大量不利于健康和不符合西方价值的习俗和信仰，会给人一种落后和愚昧的感觉。

所以，我倡议，我们广大的炎黄子孙，特别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联手打造我们汉语言的欢呼用语，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它将在汉语言发展史上，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全国人民处于类似于宗教的狂热中，每遇毛主席出现，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喊得多了，渐渐演变成万岁，甚至有递进用语：万岁万万岁!

一是以民族主义为新的意识形态纽带，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引导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帝王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

二是向"一切向钱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突进，中共鼓励发财致富，整体性政党之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整体性国家利益分化为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又最终量化为权贵家族及个人德利益。

三是放纵物质上的奢侈消费和文化上的轻浮调笑。

 如果说设立一个节日能够强调民众自律，那么应该设立的是人民节，这估计和主旋律不是很和谐，网民为什么要从人民中分裂出来呢？如果说产业自律，这个恰恰就是315管得到的事情了，所以网民节自比315，刚好是以子集去对比整体，网络消费者，难道就不是消费者？如果说网络文化，有一个统一的吗？需要统一吗？有谁能统一呢？估计得是秦始皇带领复活的秦俑穿越回来才行。所以说，试图以设立节日的方式来YY对中国互联网拥有管理权，以获取更大的话语平台这种行为是可笑的。如果秦老爷子真穿越回来，网民节搞火之后，我猜他推出的下一个节日是脑残节，网民节和脑残节，就是哼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快乐的一家。

 如果说设立一个节日能够强调民众自律，那么应该设立的是人民节，这估计和主旋律不是很和谐，网民为什么要从人民中分裂出来呢？如果说产业自律，这个恰恰就是315管得到的事情了，所以网民节自比315，刚好是以子集去对比整体，网络消费者，难道就不是消费者？如果说网络文化，有一个统一的吗？需要统一吗？有谁能统一呢？估计得是秦始皇带领复活的秦俑穿越回来才行。所以说，试图以设立节日的方式来YY对中国互联网拥有管理权，以获取更大的话语平台这种行为是可笑的。如果秦老爷子真穿越回来，网民节搞火之后，我猜他推出的下一个节日是脑残节，网民节和脑残节，就是哼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快乐的一家。

以同性恋者、跨性别人群取乐，一直是主流媒介常做的事情。特别是在央视春晚这样影响巨大的节目中，这一小品无疑强化着主流社会对少数人、跨性别人群的偏见。

我并不想在这里责怪演艺界人士，他们不是学者，他们也不是平权运动人士，他们需要投观众的胃口以便使自己受欢迎。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指责他们。我们仍然要把矛头对准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检省是什么样的文化与心态造就了这样的小品，检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真正使得这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得到真正的包容与尊重？

众所周知，记者们的流动性非常强。《时代周刊》前驻中国记者黄永在西方媒体供职12 年， 深入接触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媒体，对他们有长期观察。什么样的人会被派到中国来做记者？他说以美国为例，他们的驻外记者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并希望到他国工作的都可以进行申请，这与媒体的指定没有关系。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 黄永所了解的大部分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年限一般不会超过5 年， 他说， 在中国工作5 年仅仅是对这个国家深入了解的开始， 就是这个深入会让记者们手下的新闻作品变得深刻和复杂起来， 这对万里之外的本土普通受众是个挑战，而对媒体本身来讲挑战更大， “读者会因为内容深奥而放弃阅读”。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中国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克服这种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西方记者在中国工作超过5 年， 有的甚至长达10 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记者都非常熟悉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的历史，有的还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还娶了中国太太。可以说他们是外国驻华媒体中的主流， 他们的观念、人脉、工作方法常常会影响新来者的判断。

你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对什么是合法和不合法理解不同。我在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实质正义，比较忽视程序正义。这样，一方面，经数人头产生的领导其合法性也可能受到置疑；从另一个角度看，未经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如果被认为德才兼备，也可能在大众看来具有合法性。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也会导致托克威尔所谓的拉平的状况，即平等化的过程，也会引发权威合法性的问题。

那么，当地人又如何看待这些外乡人呢？我们可以考虑当初中国人如何看待外国人。汉藏两民族虽然文化上有差异，但都经历过封闭时代，因此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做类比的。八十年代，当开放成为一种政策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大鼻子们仍然拥有着好奇心，同时又无比友好，但当长期相处时，却又会出现一定的冲突。 这种冲突如果经过一定的压制，如同在晚清时期那样，再突然变成一种社会运动爆发，自然会造成更大的痛苦，这也是文明冲突的形式。 至少在目前的高原上，虽然冲突不可避免，但双方似乎又都知道，历史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只能在现在的基础上向前。极端保守的人只是少数。

道德谴责是不够的，要有理性的分析，才能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在于我们的文化根基中缺乏自由、人权。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今日中国需要造就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这些东西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脑子，而是来自我们时代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吁，如果知识分子不去响应，就是辜负历史的责任。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思想者能否顺应历史潮流，造成一种全国上下的思潮，一种改变我们民族的惯性的思维模式。

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经验证实了两样东西。首先，英美的科技和组织器具的延伸已催生了一个世界文明，Félix Guattari称之为"一体化的世界资本主义"。其次，整个世界文明的模式只能在一个区域或大陆的规模内以文化和政治资源来管制和规范。而洲际规模，不论是如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或者区域群如俄罗斯或欧盟，今天在世界范畴里已成为主导，因为只有如此规模才能完全内化，同时又能抵制全球化势力。我们面前是有趣的现实：例如"有中国特色的跨国资本主义"。整个政治经济便生存在这些相交点的张力之中。而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张力怎样被个体表达及阐述--一个世界性社会的出现，怎样和新主体的生产勾连。

后注：不过经过很多思考，越发认为美国的模式，中国可以借鉴，如果照搬一定会乱。美国有自己的历史，有来自欧洲的文化传统，有两百年的无数次轰动全国的高等法院判决推动复杂的进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沿革更加复杂，更漫长，我们的任何思考变革，一定要顺着这个地方的一条主线前行；两条线，只能相互借鉴，却不可照搬。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 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 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遍及中国经济各 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 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 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 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紀錄片教堂的文化批判很刺耳，評論者期待用尖刺戮穿「感動論述」的表皮，觸及 921 歷史的瘀血。正如《生命》不是一部與我們生命無關的紀實電影，批判也不僅僅是一種刻板印象。正因為有網路，我們得以如此迅速地互相援引、相濡以沫，我們也因為這些批判而得以凝視我們自身，延伸在感動論述之外的行動。否則今日的紀錄片熱潮不就是重演昔日的救援災難？善意與關注接續不絕、絡繹於塗，堆積在殘骸之上宛如鮮美的綠草果醬，塗抹九份二山封存了內部真相的現身契機。

在苦勞網的建檔評論裡面，在網路評論者的 blog 與回應中，這些對話讓我們有機會能夠回到那集體的創傷體驗之中，再一次的反思與面對自己。正如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應該要有一種讓《生命》的影像能夠成為世界公民的公共財的授權形式，讓集體的生命體驗回到眾人自身。檔案共享不應該只是拿來傳遞消費取向的文化商品，也應該讓對生命的凝視、深刻的批判有機會可以讓更多人傳遞，就如同這篇文章所選擇的 creative commons（創意共用公共財）授權模式一樣：創傷作為一種文件，應該要能夠被今日的技術環境與網路環境如實地保存下來，能夠讓人們以各種可能去尋找那點亮現在潛能的片刻。

西方人很关注藏人说的他们的文化被汉化。但是如何换成一个西方国家，会不会允许一个州、一个省为了保全自己的文化，不允许其他族群去居住。我想很多国家都倡导一种更大的融合

我有点儿担心的是西藏问题会不会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障碍，一个向后拉的力量

您曾经说人大缺乏合法性，您也建议共产党应当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允许他们与共产党竞争。您发表了这样激进的言论，还能够到德国来演讲，是否也是中国言论自由的一个例证呢？

方媒体之所以总是强调政府操纵，是没有看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可以包办一切，但实际上，中国的民族情绪根源在于儒家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受到文化的影响，对于权力和民族本身有一种迷恋，自动向民族主义看齐。

（相比较而言，央府的立场已经变得相对务实，本届政府不管是它的民族政策还是台海问题的态度上都有明显的收缩，比如，台海问题而言，在江核心时代军方非常激进，甚至提出了“宁让不长草，也要拿下”等等的说法，这个声音是从高层直接传出的。但本届政府相对务实得多，也灵活得多，从目前的态势看，基本上遵循只要不独就不打的原则，即使已经开打，如果对方能够回到原来立场，也可以再次压下，继续交往而不是强行统一。可以说，本届政府的态度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底线了，这是非常务实的。如果西媒迟钝到没有看到这种变化，还是一味以以前的思维来压迫，那么一旦社会出现了大的危机，本届政府的这种务实态度一定会受到国内激进者的批评，可能向更加民族情绪化回归，到时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两败俱伤。）

如果从对民族主义考察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整个事件可以描述为当“民族主义遇到民族主义”，对于汉人来说，强调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否定了藏族人的民族主义；而西方鼓励或者纵容DL的民族主义时，却否定和限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双方都处在悖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