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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倡议，我们广大的炎黄子孙，特别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联手打造我们汉语言的欢呼用语，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它将在汉语言发展史上，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全国人民处于类似于宗教的狂热中，每遇毛主席出现，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喊得多了，渐渐演变成万岁，甚至有递进用语：万岁万万岁!

透過此次京奧，中國尋求自我肯定，更尋求被世界肯定。中國是自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列強欺凌的國家，也是經歷三面紅旗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浩劫的國家。這幾百年來累積的心理創傷，需要一次全民族的集體治療，而這次京奧扮演的就是一個關鍵的心理療程；透過奧運這個世界性的盛大儀式，才算完成了中國強國地位的正式加冕與認證。 中國尋求自我肯定。奧運會的成就，主要是因北京政權具有幾乎無所限制的權力，調度一切資源，在世人面前創造了奇蹟；但是，這場奧運若讓有些中國人及有些世人無法感受到「真正的歡愉」，卻也正因這個擁有無限權力的政治體制。中國有理由因此次奧運的成就而自豪，卻亦應從此次奧運中看到國家應當追求的更高遠目標。中國或許不必擔心「奧運形象」與「中國內涵」的落差，要警惕的是自己不知道有此落差，或不知道要如何縮減這些落差。

借用奥运，国际商业巨头无耻的垄断市场，媒体和行销渠道。这时国家（尤其是专制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商业集团绑在一起，从市场上赚个盆满钵溢。这就是为什么大的企业一定要挂上奥运这班快车。不为别的，只要上了这车，才有资格才能享用媒体资源和市场平台这杯香羹。否则，在一定时间，稀缺的媒体将封闭，资讯渠道将断裂，品牌和产品的信息将不见天日。不信？到了08年看看电视，报纸就知道了。

首先，奥运会就是一场竞技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就应该是公正、公平、公开，而不是什么口号。如果是口号，那铁板订钉的说明，竞技体育肯定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的。就像马路上到处贴的温泉市民须知一样，“请不要随地吐痰”，就因为人民群众喜欢满地淬吐沫，才成为了标语口号的。不是么？回顾第十届全国运动会，除了丑闻就是丑闻。艺术体操的“金牌内定”、“药瓶”风波、“中指事件”、孙福明“假摔”、拳击和跆拳道“弃权”自行车“摔倒”事件……丑事、怪事、荒唐事，接连不断。当无声被认定是无知的时候，一切的愤慨已经无法保持沉默。我不沉默！

本来举办奥运会是好事情，不过现在奥运会越来越成为当局维护统治，粉饰太平的工具了，也不看看国内都和谐成什么样了，环境污染，人身安全，强制拆迁，贪污腐败，连我玩个游戏都要被和谐，这样的国家不爱也罢。

……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深刻领会了胡主席“以人为本”和温总理那句“是人民在养活你们”的精髓后，已经开始觉醒，并逐渐在向公民蝉变！

老毛同志早就找到了，不是发动文革，利用民众来排除异己和贪官污吏，而是让人民起来监督他自己和他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可以推论的一点是，在没有可持续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任何试图利用民族主义的滥觞加以利用并试图达到维系目的的努力都可能导致体系的崩溃，甚至引发更难以收拾的结局。在全球社会力量自组织能力已经崛起的今天，也许崩溃和血腥灾难的风险已经降低到最小，却无法避免一个缺少正确史观和教育观的民族不断泛滥的双输心理。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这是对过去历史的评价。遗憾的是，这套模式除了直接拷贝到文化大革命，到如今仍然阴魂不散，在现代多样世界仍然能会不断复制自己。袁伟时先生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這反映的是中國政府對於言論的嚴格控制，」她說。「他們不希望我留下這類的紀錄，不希望我以真實的方式談論西藏所發生的事。這種聲音就是政府不想聽的聲音。」

她四歲的時候，她家庭搬到四川省的藏族區。在文化大革命最糟糕的破壞過後，學校重新開學，唯色與她的朋友們都接受漢文的教育。沒有一堂課用藏語。雖然她可以說藏語，唯色，就好像她那一代的許多人，從來未曾學習如何閱讀與寫作她的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