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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性恋者、跨性别人群取乐，一直是主流媒介常做的事情。特别是在央视春晚这样影响巨大的节目中，这一小品无疑强化着主流社会对少数人、跨性别人群的偏见。

我并不想在这里责怪演艺界人士，他们不是学者，他们也不是平权运动人士，他们需要投观众的胃口以便使自己受欢迎。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指责他们。我们仍然要把矛头对准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检省是什么样的文化与心态造就了这样的小品，检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真正使得这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得到真正的包容与尊重？

杭州地铁工程湘湖段发生垮塌事故，在基坑作业的工人瞬间被埋，加上自来水和污水漫灌，生还已无希望。事故发生后，各利益相关者在台前幕后进行了一系列危机公关和舆论操控活动。为研究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媒介传播和公共舆论的关系，一个在线非正式调查被发起。感谢313位网友参加本调查，现公布调查结果。

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和普通老百姓，我认为这个译名并不妥当。例如，针对上面的第一点理由：首先，中国老百姓真的就熟悉清楚“知识产权”及其中“知识”的概念吗？这是事实还是想象？其次，相对于“创作共用/共享”的独特、创新、易于区分等特点，“知识共享”是一个不那么像“概念”的词汇，它可以并已经被用在太多的范畴内，这并不利于一个概念的推广，稍对营销有点认识的人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产品或者理念常常要故意使用“陌生化”、有别日常生活用语的名词。实际上，我google“知识共享”返回数以百万计的结果，而前二十页里只有一条与CC有关，是一位网志作者参加了CC协议草案讨论会的所见所想，而technorati则没有找到有关CC的内容。第三，CC在中国此前已有一定普及率，看它的“创新－扩散曲线”，应当已经具备了早期使用者的基础，要准备进入S型曲线起飞期了。如果抛掉已有一定认知度的“创作共用/共享”而另起炉灶，不但不利于推广，甚至还可能带来混淆。——如果“知识共享”并不利于CC协议在中国的推广，那么这种连倡导者都承认“会牺牲通过直译所具有的准确性”的译名，其价值何在呢。

关于“上级监管部门”的动机。这个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常常像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但实际这部机器也是由无数和你我一样的凡人组成。他/她们从大学里毕业，看大片上网下馆子去旅游，操心股市房市菜市场，恋爱失恋结婚生子外遇，他/她的孩子也喝奶……

可是当他/她在工作的时候，只会把自己当成毫无人性的大机器上的小零件，忠实执行命令，“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负责”。其心理状态可能有很多种：其一，充分认同宏大的目标：国家利益、国家形象、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从而可以合法化各种手段；其二，根本没有理想，彻底犬儒和怀疑，只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混口饭吃”，以及获得晋升机会和实际利益；其三，对一些做法亦有所怀疑，但会以种种方式来消除来自超我的压力造成的焦虑，例如说服自己相信“制度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我的眼界不如领导高明”等等。

历史上发生的那些迄今仍属禁忌话题的事件，每个经历它们的人回忆起来，都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一切责任，推给体制，推给国情，推给历史原因。这样就可以轻松上路，从头再来了吗？

这种干预的后果是什么？见多识广的中国网民很清楚。当我们在论坛发贴或BLOG发文时，常常主动地采用“民 主”、“共+产+党”、“西-藏”的形式，人眼可识别而机器不易识别，避免被程序自动过滤或被“盾”的命运。而新浪网和腾讯网的编辑们显然不会认为“伊利”是敏感词，但他们联想到的是，一旦你把“伊利”写成“伊 利”，网民们就不能再通过搜索“伊利”这一关键词找到这个网页了。

方媒体之所以总是强调政府操纵，是没有看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可以包办一切，但实际上，中国的民族情绪根源在于儒家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受到文化的影响，对于权力和民族本身有一种迷恋，自动向民族主义看齐。

（相比较而言，央府的立场已经变得相对务实，本届政府不管是它的民族政策还是台海问题的态度上都有明显的收缩，比如，台海问题而言，在江核心时代军方非常激进，甚至提出了“宁让不长草，也要拿下”等等的说法，这个声音是从高层直接传出的。但本届政府相对务实得多，也灵活得多，从目前的态势看，基本上遵循只要不独就不打的原则，即使已经开打，如果对方能够回到原来立场，也可以再次压下，继续交往而不是强行统一。可以说，本届政府的态度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底线了，这是非常务实的。如果西媒迟钝到没有看到这种变化，还是一味以以前的思维来压迫，那么一旦社会出现了大的危机，本届政府的这种务实态度一定会受到国内激进者的批评，可能向更加民族情绪化回归，到时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两败俱伤。）

如果从对民族主义考察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整个事件可以描述为当“民族主义遇到民族主义”，对于汉人来说，强调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否定了藏族人的民族主义；而西方鼓励或者纵容DL的民族主义时，却否定和限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双方都处在悖论之中，

当代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Noam Chomsky列举了五种过滤器：媒体所有者、广告商、政府、媒介有关律令和对它们的抨击，以及意识形态（比如反恐主义下不能同情伊斯兰分子）。每一个过滤器都是强大的，强大到媒体永远是“戴着镣铐的舞者”。

一段经过良好编辑的超文本新闻，由于没有了版面的字数限制，再加上超链接的跳跃特性，在信息的广泛性上似乎已经可以与传统媒体相媲美。单从《草莓周刊》对“钉子户事件”的报道篇幅上看，可以说是相当短——仅700字；然而经过统计，除去已经失效的四条链接，将其余6条链接中的有效文字内容加起来，字数达到13,000字，这几乎相当于一份大报的三个整版！而这些超链接指向的内容，既有对于钉子户本身的议论，又有从“最牛钉子户”衍生的其他话题：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其他地区的“钉子户”；法律和执法过程的公平性；网友对事件的恶搞；还有因为在网上发布对公安体制的议论而遭解职的民警吴幼明的相关新闻。《草莓周刊》目前仅采用博客作为信息源。我猜测这与它的目标读者群主要为Blogger有关，Blogger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草莓周刊了解新的资讯，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阅读中寻找写作质量较高或者兴趣相投的Blogger，将其加入自己的RSS订阅列表，还有可能进一步因共同爱好发展出固定的朋友圈子。这是《草莓周刊》将博客作为信息源的一大好处。同时，也应注意到这种选择的局限性。仔细分析《草莓周刊》的文本，还是可以发现其立场的偏向性，目前仍然有效的6条链接中基本上都是在表达对于“钉子户”行为的支持和对政府、开发商的质疑。这与目前中国Blogger的人群构成有关，虽然时有传出某市长开出博客与市民交流心声的新闻，但既然这件事还能作为“新闻”，那么乐于利用网络、博客等互联网媒介工具表明立场、进行公共关系传播的政府、商业机构就还不是太多。因此，尽管博客群体人数众多，但是其结构组成并不与社会完全相同，因此也内在地造成了各方意见无法平衡地呈现。当然，这或许也可能是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可以解决的。

那些只是经由网络“暴露了”“表面化了”而已，实际上是本来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问题。

网络的另一个侧面是像扬声器那样深刻了现实问题，但我认为，如果理解其特性熟练运用踏实呼吁的话，这一问题将会改变。

即便是将网络实名化，也只不过是又将社会问题潜在化而已。也许表面上的确是平淡了。但却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那就变成了和平的“面具夫妇”一样的状态了。还有，我认为好容易才加入的网络用户中的很多人，很有可能会停止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那是因为发布信息的门槛一下子提高了。剩下的用户也只能写一些不疼不痒的琐事的话，我认为网络就成了非常无聊的世界，它的创造力也将明显下降。

Keso感叹，各大门户网站在此事件中“装聋作哑”。现在看来新浪、搜狐、网易都有羞答答的低调报道。所谓羞答答，是针对于门户网站们通常“唯恐天下不乱”的炒作手段，在这一几乎全民都是受害者的风波中的欲说还休状。但其他媒体、社区、个人blog已经是群起而声讨之。

——说笑而已。以流氓手段对付流氓行为，以“群体暴力”应对“广告恐怖主义”，这样枪林弹雨、弱肉强食的社会并非我所向往。

　　中国的领导人们有选择性的听取民意，有时，这样的民意反而成了他们挤兑美国的新借口。尽管美国人趋向于将互联网视为最终将中国人民从当局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媒介，中国的领导人们许多年来却一直在利用互联网证明中国民众希望当局对美实施更强硬的政策。回到2001年，一架美国间谍机在与中国战斗机发生碰撞后迫降海南机场，中国战机坠海。如果网络聊天室里的中国民意得以实现的话，美国机组人员可能今日仍身陷囹圄。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The Atlantic的James Fallows从中投公司总裁Gao Xiqing口中了解到，中投公司的公关部门被海量的民意所淹没，要求他出售美元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