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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你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对什么是合法和不合法理解不同。我在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实质正义，比较忽视程序正义。这样，一方面，经数人头产生的领导其合法性也可能受到置疑；从另一个角度看，未经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如果被认为德才兼备，也可能在大众看来具有合法性。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也会导致托克威尔所谓的拉平的状况，即平等化的过程，也会引发权威合法性的问题。

雷默说，他的文章一出台，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对他说，你的文章很像一个“毛主义者”。这个“毛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于发誓要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胡锦涛当局来说，相当对胃口。因此雷默的“北京共识”刚一问世，就获得了官方学者的喝彩。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认为，“北京共识”有朝一日将会取得主导地位，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致命缺陷已经预示著它未来的命运。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西藏解放五十周年，这些敏感的政治纪念日是否会对中共统治造成冲击，现在尚难以预料。但可以料到的是，伴随著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中国模式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检验。如果中共当局在进一步收紧政治缰绳的同时，不能有效地保持它许诺的高经济增长，又一意孤行地拒绝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模式就会面临崩溃的可能。

實際上，這位76歲老人的思想，比不少年輕官員都要開明。在接受本報專訪時，他說，「香港電視當年幫助我們接受先進事物，也是推動思想解放。」

重要的在于，在这第一下之前，那股强大的力量已经积聚了很久。危若累卵的意义就是任何一点力量、或者任何一件看上去可能不起眼的小事，都可能直接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或许这种危险并不大，就是有这种危险也被经济的力量缓冲了。但经济一旦出现不景气的状况，这些年因为经济高速发展而欠下的政治改革的债务，就会被加倍放大：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还要加上利息。

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大国，现在勇敢地实事求是地踩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旧宪法的问题并不是错误，而是空话太多，不解决实际问题，很多地方是挂羊头卖狗肉，０８宪章的问题不但是共产党不会同意，就是共产党同意了，也是与中国现在情况脱离太远，无法实现。新０９宪章勇敢地面对中国实际情况，发扬说真话的精神，充分照顾共产党的既得利益，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宪章。

我希望当局值此诸种危艰之际，应该善体民意，逐步将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让民众在经济受危机困境的情况下，有一点可以见到光明的盼头。人一旦有盼头，就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理性态度去做事，甚至改变自己。

以打击低俗的名义，关于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民主，世界观和政治改革的东西全被打击了。一切低俗小组都是纸老虎。问题是，到底是上面说不许讨论尼采不许看世界名画组织人民群众学习红色娘子军还是豆瓣领会圣旨的意思领会的觉悟的过了头？

中国最近连续发生三起重大社会事件：瓮安、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于是“俯卧撑”成了最流行语，甚至用到了股市，用于了足球业界。德国之声记者认为，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由来已久，如今愈演愈烈，表明：几个方面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借用类似的语言：中国急需要做的是几个“仰卧起坐”。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个：新闻放开、法制到位、民主升级。

世界各地都有社会冲突，比如巴黎郊区几年前、柏林五一时的骚乱。有许多人表现也很极端，比如美国和德国的校园枪杀案件。但是，中国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却是不争的事实。每年七、八万起，还不包括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这样的非"群体事件"。为什么呢？为什么越是说"和谐社会"，社会似乎越不和谐呢？自然，中国国家大，人口众多，是一个表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三十年来处于社会剧变的过程中，具有许多类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具有许多中国独特的恶疾，比如严重的腐败、许多地方官的贪婪、枉权，与商人的勾结，许多地方官被别人和自己捧成了土皇帝，比如许多公务人员的妄自尊大，对民众的不尊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民众有理没地方说去。官官相护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李怡先生一向关怀中国的政治自由与民主，背后自当有一份强烈的爱国热忱，于是渐渐走上了当局眼中反对派的路线。怪的是，许多人会就此以民主斗士自居，似乎除了民主二字，别无它事可议，国家也再无它事可做。再发展下来，遂以阻碍政治自由的执政者为仇雠，而且它的所有过失以至于所有天灾人祸竟也都能归咎到它不民主的病根上头。我想，李先生这番言论本意不坏，只不过在一剎那间，他对当局的愤懑嗔怒盖过了他对百姓苍生的慈悲。故此即便震灾来了，我们也还是得先关注一下政府在政治改革上的过失，以死难者为其警讯。因爱国生起的执着，扭转成另一种反向的仇恨的执着，也是人性惯见之无奈。

中国50年代初占领西藏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几个德国人相信。为什么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没有承认西藏独立呢？国际社会没有质疑一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吗？笔者认为，这恐怕要“归功”于蒋介石了。因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西方认可的，并且当时在联合国占有"常委"席位，而蒋介石是不会承认西藏独立的。但是，在西方民众心目中，尤其在中国50年代末"平乱"后，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从这点出发，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发生什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相信西藏人说的。

这个职业道德要求的就是实事求是

西方记者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过几天，佛王又要去斯特拉斯堡的欧盟议会讲演了，纪念上次讲演二十周年。就是上次１９８８年的讲演，让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在这个斯特拉斯堡提议里，流亡者要求的“另搞一套”，是在吐蕃举行民主选举。　　但是，这显然是中阳无法接受的。香港直选，还要等到２０１７年之后才会考虑，吐蕃怎么可能在这之前就选举？说句大红色的话：接受这一条件，势必打乱中阳关于政治改革的战略部署。　　中阳不可能接受这种冲击全国政治体制的条件。佛王想在有生之年回归祖国，必须放弃这一条件。

这份报告称，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不应是带有新闻自由的“西方模式的普选制或多党制”。

报告中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建议，其中一条呼吁让全国人大成为更具代表性的机构，逐步减少其中的政府官员人数，并取而代之以地方社区中选出的人员。全国人大还应该直接参与拟定财政预算，其会期也应该与财政年度同步，同时还应允许竞选。

近年来，在中央党校和党的有关机构所完成的其他报告中，也都指出了系统性的治理问题，以及草根阶层对于腐败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