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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　　　　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　　　　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我因此感到害怕，我害怕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政权会被我这类写写BLOG的普通老百姓颠覆掉；我怕我的文章比本拉凳的人肉炸弹还厉害，我怕我因为拥有了这种超能力后被无数国内外有钱人骚扰我平静的生活，我害怕本拉凳会聘请我去美国完成颠覆美国的大业；我害怕全国各地的蚂蚁养殖户、拆迁维权户、土地维权户、艾滋病受害者蜂涌到我居住的小镇来求我帮忙，我怕他们会利用我或指使我去颠覆掉国家政权，我害怕担上如此重大的责任，我深知独裁者或做英雄会导致自己没有时间睡懒觉--众所周知，我最讨厌没有觉睡的日子了，我一想到没有觉睡我就害怕。

出来混，是要还的，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在奥运年如NHK所说的"汇成激流而至"。如果能开放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清除基层矛盾的工作就到这些小工作就由这些当地小报和小民间组织身上了，中央政府的责任就没这么大了。如果基层的民主不能保障，矛盾不能解决，人们就上访到北京，压力也不可能解决，责任就全压到中央政府和社会体制上了，这体制，我也认为要改。

双重思想是由乔治·欧威尔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四》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同时保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比如说谎并且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当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记起自己是在撒谎，却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

双重思想是由乔治·欧威尔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四》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同时保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比如说谎并且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当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记起自己是在撒谎，却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 举例来说，人们必须忘记64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又必须记得，那天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否则就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双重思想对于统治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它可以让你自我审查之后再忘了有过审查，让你今天支持东风明天支持西风。在《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利用这个思想不断的改变敌人和盟友的关系，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 有很多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双重思想，从这里的留言就可以看出来。这位说国外也有弊端，美国也有弊端。于是他刻意的忘记了，在美国，胡佳不会因为那几篇文章坐牢，我也不会因为那篇文章而被定性为汉奸走狗。他还说因为辩证法，有反对就有支持。他支持奥运会，所以到我这里骂我不该反对。于是他又刻意忘了，有支持所以有反对，为什么我不该反对呢？又有一位直接要求我不要怪他不文明，粗口骂人。于是又马上刻意忘记了自己刚刚骂过人，说以一个文明的姿态去接待所有外国客人。或者是我理解有偏差，文明只是对外国客人的吗？ 这些是个人的双重思想，国家也有双重思想。而且，国家在很多时候甚至打着辩证法的幌子双重思想。共产党曾说社会主义有着更高的民主自由，又说没有自由是不受限制的。于是可以打着自由的幌子反自由。外交部说：“你自己不参加奥运会，还要借什么政治理由，你自己离开奥林匹克大家庭，损害的是自身的形象和利益。”于是忘记了自己因为政治原因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外交部又说：“《泰晤士报》把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相提并论，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侮辱。”暂且不谈中国外交部如何代表世界各国人民受辱，奥运火炬传递是由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始的，目的是宣扬自己的繁荣昌盛。那一年奥运会好大喜功，声称要办成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历史上耗资最高的奥运会为莫斯科运动会，90亿美元。而北京奥运会仅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就可能达到900亿人民币。德国当时反对体育与政治挂钩，反对各国抵制。[来源]人民日报说反对西藏独立，却刻意忘记了在1949年8月14日发表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将蒙古替换为西藏，就会发现有多么讽刺。

但是，俺们中国人有个“优良传统”，自家人内部矛盾时，最好有个傻呵呵的外人给俺们一个借口来发泄。 一致对外时候，家庭矛盾就忘了，哪怕回家后矛盾继续，但先把外人给灭了气也消一大半，日子仍旧一天天过下去，直到下次爆发。 最近发生藏疆国际压力、抗议CNN、奥运圣火法国遭难、抵制家乐福.......其实把自身抽离一点距离看，都是“外人事件”，都是最佳的消气筒。

Newscom and AFP与仅仅10年前相比，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时，银行对当地政府有求必应，随意发放大量贷款，银行被中央决策者视为第二国库。那时候，不良贷款比率预计占到了所有贷款余额的近一半。不过到了2008年1月，中国官方公布的不良贷款比率降到了6%以下。这种转变代价不菲，也不容易。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购买了不良贷款，向银行重新注资，还引进了西方“战略伙伴”，带来了最佳业务规范的专业知识。

与此同时，如果明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形势恶化，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完全放弃谨慎监管。北京或许会下令中国银监会忽视风险目标或甚至取消银监会。这可能会把中国银行业拉回到过去那个唯一风险就是政治压力的年代。

不管怎样，现在所有人都忙于应付自己的损失，没精力评论中国的政策。但这是个问题，而且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银行业正承受着来自中央政府要求向经济注资的强大政治压力，而全球其他地区又无暇顾及，保持沉默，中国银行业过去十年取得的许多成就正在付之东流。

　　八个月前，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家乐福超市门前，聚集着大批愤怒的中国公民，以年轻人居多；八个月后，又一个倡议流传，这次是号召大规模抵制琳琅满目的法国货，但二零零八年眼看要过去了，除了法国外交部网站被黑这样一个小型事情，此倡似乎不会有什么大动静。世界已经变了。时间像压缩机，将三维的人生压缩成平面的历史。如果不是身处其中，后人的确难以体会二零零八这样一个并没有战乱和瘟疫的年份，对中国人来说，是如何像坐过山车一样转折幽微。

　　世界已经变了，该经历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样深刻地经历，该迷茫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么复杂地迷茫，不能改变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样变本加厉。从前是谈论食品安全，三鹿奶粉是摧毁中国人吃饭的信心。从前是警民矛盾，杨佳则让水浒故事仿佛重现人间。有一首古风，从文学水平上真是不错，它里面有两句：心向明月遇暗夜，意气难平恨难消。反对暴力和遵纪守法是公民基本人格，然而很少有杨佳案这样的事情更使人陷入善的迷茫，和跳跃恶的魔念。从前是民政矛盾，现在是火烧办公楼。我们为瓮安国家公务机关的尊严被侵犯而感到悲哀，没有有尊严的政府，何来有尊严的人民？然而没有有尊严的人民，则政府何能有尊严？

　　755年阴历十一月初，唐帝国满目繁华，就在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前夜，一个叫杜甫的作家行经骊山帝国中直疗养院时，写下四句：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戊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他被后人视为忧国忧民的道德象征，然而，他所经历的故事，我们无论如何不愿再历，也应该不会经历。因为时间、命运和理性对中国人的锤炼，这个民族，该会学会如何面对。天佑中华。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再比如：日军攻占南京，因为占领的是首都，沉重地打击了敌国的民心士气,而大肆奸淫烧杀，解决了大日本皇军的性欲问题，对于连日苦战的日军来说当然是喜事；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简而言之，谁伪造了阎崇年的语录已经不成其问题，问题是阎崇年患了大陆学者的一个通病：美化皇权专制，愚民教化以献媚于权力。而阎崇年出尔反尔、矢口否认自己的语录，恰恰证明了他是个知道是非，却故意混淆是非，欠缺起码的学术尊严与道德的御用学者。

他在《驯化与孵化》里说，“当局其实就应该是物业公司，人民就是业主。如果作家们不用当局费心，甚至很讨当局欢心，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作家们”一定要与“当局”反目成仇，过于和谐就对不起“人民”。可见他的辩证法学得很糟糕，没有真正弄懂矛盾论。如此表述，容易激化人民与政府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说，我觉得巴金，矛盾，冰心三个人文笔不好，冰心的书我读不下去。很多把烧香当成一个作家的头等职业道德的文学评论家，他们纷纷对我说，你胆敢骂大师，侮辱大师，颠覆大师，向大师泼污水。     我觉得非常奇怪，我只是在表达我的个人审美和阅读习惯，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罪孽呢？我说他们文采不好，身为评论家，如此的义愤填膺，想来应该是不认同我的观点，那么他们应该告诉我，巴金矛盾冰心的文笔好，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如果我不认同，好，那大家就是审美不同，一拍两散。这才是正常的。或者索性他们说，你这个笨蛋，审美太差，这也没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只会说，大师是不能评说的，你这是忘本，是人品出了问题，是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2003年的反法运动中，没有出现合肥家乐福（据说出现打砸抢）和株洲家乐福（追打一个美国人）那样的激进暴力事件。言语威胁是有的，拉斯维加斯法国餐馆的美国老板就收到了，但没有演变成肢体冲突，这是民主政体教育下的好处。

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它本身很难挡住民族情绪的泛滥，但它有较强的纠错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确实需要民主自由制度的制衡。但是，如果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民主自由制度下不会产生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民主制度的政府不会煽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那可能也就太理想主义了。正如我此前所说的，在这次美国人的反法运动中，美国政府和媒体同样煽动了――如果我们用同一个煽动标准来衡量的话。

知道依据你们的智商很难相信，再看看下面的数字：新疆气象局一千多个员工,维吾尔人只有30多个,新疆自治区疾控中心一千多个员工,也只有50几个维吾尔 族员工，就连新疆阿克苏粮食局有300多员工, 维吾尔族员工只有20几个。中共对维吾尔人集中的种族歧视政策，已经使维吾尔人成为高失业的贫困群体，我去过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克苏等地, 亲眼看到不少城镇和村庄街道,到处是维吾尔族青年因失业或者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成群而居闲聊或是打闹，内心很是为维吾尔人的将来悲怜，也不得不产生一种恐 惧。

1. YouTube上的汉族残 杀 维 吾 尔的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aBoFdFC9EI&feature=related， 你看到过吗？这可是现场的汉族人用手机拍的现场，包括发帖的也是汉族人（发帖的动机是在炫耀暴力屠杀）。如果你吃些脑白金智力提高后，建议你用翻墙软件看 看，总共有5段视频，每一段视频都残忍愚昧血腥的令人发指，与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没有任何区别，不同的是屠杀工具，一个是毒气或子弹，现今用的 是铁棍和砍刀。如果你看完这些视频还说老子在这里乱讲，那么你绝对是个畜牲（原谅我糟蹋畜牲两字形容你）

善良、弱势的维吾尔人不应成为当今社会矛盾的出气筒。如果我们不为现在的暴行深刻反思道歉，不远的将来，新疆会…. 血流成河…有我的血、他的血还有你的血。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2009年的3月4日，我确然看见了一匹玛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北京市律协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和朝阳选区选举委员会公然地违反自己制定的“选举办法”和“选举工作方案”，肆意践踏“公开、公正、民主”的选举原则，非法、多次侵害独立候选人的被选举权。前几天的第一轮选举中，选票上除了官方指定的候选人外，还有“另选他人”一栏，于是，几个众望所归的“折腾分子”如张立辉律师、程海律师、童朝平律师、唐吉田律师和杨慧文律师赢得了高票数。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律协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和朝阳选区选举委员会做出了伟大光荣而正确的决断，在最后的选举中，果断地把选票上的“另选他人”一栏去掉了，并且声明：谁要另选他人，就是废票。同时，在选举现场，警察、城管和不明身份的人趾高气扬，摆出一付决战的面孔和姿态。很好，很强大，我们不得不佩服某些人勇于将无耻进行到底的气概。

      这些善良而正直的律师，张立辉律师、程海律师、童朝平律师、唐吉田律师和杨慧文律师，他们都积极在法律原则下解决社会问题，都想用温和的方式解决矛盾，但是当局没有对他们进行积极的回应和有效的引导。那么，问题又会积累更多，这个社会的问题其实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中国这个大的社会金字塔早已是一个问题金字塔，已经很脆弱了，如我的朋友所比喻，它是一座“冰塔”。社会问题该怎么解决？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良方妙策，因为一切良方妙策都要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许，这个社会在等待属于它的最后一个救命稻草。

　　如果不是监控录像曝光，这个故事典型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它同时触动了社会的多个敏感点：一个是涉世未深的少女，一个是脑满肠肥的中年男人；一个天真无邪，热情相助，一个心怀歹意，恩将仇报；一方为了人格尊严而抗争，一方却以为钱能收买一切；更重要的是，一方是平民百姓，据理力争，一方是无耻官僚，肆无忌惮。这其中任何一对矛盾，都可以成为社会舆论的沸点。林书记真是对得起观众，一场戏中全都表演了。

林书记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仅遇到了不好收买的家长，录像视频还流失到网上，遭到网友的“人肉搜索”，导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对他严肃处理，暂停他的工作，并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习惯了飞扬跋扈的林书记们，一定感慨世风日下，舆论失控。假如再搞什么网络实名制，他们一定会坚决支持，以“抢占舆论主导权”。但愿林书记们没有这个机会了，全中国的厕所也可以从此变得更干净一些。

下大雪，你们说是百年不遇大地震，你们说是自然灾害毒奶粉，你们说是个别事件房价高，你们说是市场选择股市崩，你们说是国际气候经济差，你们说是结构调整工作难，你们说是历史遗留

《抵制央视，拒绝洗脑》 1，鉴于：中央电视台（ CCTV）在其节目中为三鹿鼓噪宣传，称其有1100道检测关； 2，鉴于：CCTV新闻节目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事件报道采取的选择性失语策略，对许多突发性事件、群体事件不予以报道或者淡化处理；3，鉴于：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几十年来风格、理念陈旧老套，在国内报道上经常报喜不报忧；在国际报道上经常报忧不报喜，与其称之为"新闻联播"不如正名为"宣传联播"更恰当；4，鉴于：CCTV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其新闻节目中让所谓的军事专家为萨达姆吹嘘鼓噪，号称要打" 人民战争 "，结果 "大漠穷秋公子毙，地洞衰颜独夫擒"——乌代、库赛双双被击毙，萨达姆逃亡躲藏被捉拿；5，鉴于：CCTV在黄金时段播出过大量的辫子戏，这些辫子戏不仅以其宫廷权谋、皇权专制、太监奴才的表演毒化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围，而且灌输、打造许多人的奴才人格；更是为专制木乃伊文化美容，撕开历史的伤口，再一次伤害了被征服民族的感情；6，鉴于：CCTV的所谓讲坛节目上的专家信口雌黄，为文字狱屠夫康雍乾脸上贴金，扭曲历史真相，激起正直之士普遍的反感； 7，鉴于：CCTV对以上许多新闻失实或者有伤观众感情的"宣传节目"没有半分道歉的言论——

胡温执政六年，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和世界却经历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这场信息革命彻底改造了人类获取资讯和知识的传统渠道，颠覆着以上智下愚时代的各种政治游戏。事实上，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上愚下智格局∶民间社会的敏感人士，汲取资讯和知识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权者和当权精英。一年来，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象征性地与网民进行了第一次网上交流，说明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局的压力。此次人大会议前，温家宝在和网民交流时，一定听到不少尖锐的问题，他知道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大容易被"忽悠"了。

在常人的意义上，胡锦涛和温家宝都不是坏人，他们对弱者存有几分真正的同情心，但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他们信奉的奴才哲学，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道德和文化灾难。胡温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矛盾与危机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们以维持稳定为名，系统打压各种支持正义和公正的社会力量，把郭飞雄，陈光诚，胡佳这类社会良心当作社会公敌，而让贪官和各种黑势力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正是在胡温治下，官僚贪腐和黑恶势力勾结一体，成了气候，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制造了极大障碍。

中国的历史、规模、乃至机遇，都使它看上去如此不同。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外汇储备最充裕的国家，第四大经济体，5000年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多重身份和特征，让中国显得格外“复杂”。要穿越各种障碍做自己的解读，去看清隐藏在这个城市或者国家表面下的骨骼，确实是一个挑战。    那些在奥运会期间走近中国的人，将用自己的目光找到一些答案。奥运会不仅是一场比赛，它还是一次机会，可以向人们展现好莱坞未能体现的中国的复杂和矛盾性。这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期待。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说得好：“西方人对华观点和立场的多样性可以借此机会形成一种符合实际的看法。这包括现实地对待中国的发展”

根本上讲，判定对美政策，主要困难不是功能性的、操作部门的或谈判层面的，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国内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优劣长短，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新自由主义制度霸权（经常被经济学家说成是“华盛顿共识”的东西，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影响大小，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元和美国经济的盛衰周期，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行政当局、国会等看上去最关键的决策机构与美国矛盾而多元的社会政治体系之间的复杂联系等等更深层次、更不好定义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难题，表面上看是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不同侧面的分析研究，实质上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综合探索，是对当今世界所处时代之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另类表述或概括。这中间，尽管有强烈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贸和安全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可能包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但研究工作本身容不得感情用事、偏离理性和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