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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请不要再践踏达赖喇嘛的画像，请不要再强迫我们辱骂和诬陷他，请不要再用比刀刺和火烧更狠的方式伤害藏人的心，我们已经被伤透了！

要知道，拉萨的公共场合是看不到达赖像的，但每一位藏民心中都有一个达赖，这种现实是否让执政者有了心结。

中共犯下的错误，在西藏也犯下了。问题是，中共一直没有公开承认这些错误，西藏人对你在内地的政治变化也不了解，他们会原谅你吗？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恐怕依然是把宗教当作毒药的。所以我们老是宣传说，西藏人民现在的日子多么红火。西藏的经济建设水平提高了许多，这点不假，但问题是西方老盯着你的是宗教问题啊。所以我们和西方是鸡同鸭讲，无法沟通的。这一代中共官员，比英若诚那一辈相比，文化欠缺很多，导致西藏的问题僵化甚至退步。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等等词汇。想必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以上的人，对这些词汇都耳熟能详，并无新意。

这位网民的留言有理、有节、有分析，并且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没有全毙，还留了几个无期的名额。）

这位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在印度接受BBC专访时说，他“严重关切”上周发生在拉萨的暴力抗议事件。 但是达赖喇嘛强调，他仍然支持今年夏天北京举行的奥运会。

藏人的苦难让我感到震撼，就是从这些具体个人遭遇上开始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都到了1990年代，还有十二三岁的小孩，因为和平游行被关9个月；还有15岁的女尼，因为用唱歌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达赖的忠诚，被连续判刑达二十多年。在以朋友圈里，我提到这事，好些人第一反应却是怀疑造谣。其实她的名字，自从1996年开始就一直在西方要人提交给阿共的政治犯名单上，其人、其年龄、其刑期都是清楚的。但是作为汉人，我们不关心，不知道，知道了也当造谣。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在北京奥运组委会主席刘淇发表讲话时，打开一面将奥运五环标志改为五个手拷的抗议旗帜。 但这两人立即被警方逮捕并被带走，刘淇的讲话没有受到影响，但在这个插曲发生后，刘淇提高了讲话的声调。 在这个插曲发生时，电视直播画面被切换，直到示威者被带离现场。 被警方逮捕的两人是总部设在法国的"无国界记者"成员，该组织呼吁各界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美国国务卿赖斯周一敦促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一个更"可持续的"政策，并称唯一的办法就是与达赖喇嘛举行会谈。

早些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发表声明说，相信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前往中国采访奥运会是一个促成中国改变的机会。

连岳：有利于救灾，有利于减少伤亡，有利于释放焦虑，有利于安慰受害者，有利于提供援助，有利于将我们变成温暖的人，有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形象，这一切“有利于”都得依赖我们及时得到信息，从而知道他们在受罪，他们在坚持，他们在向我们呼救，他们在信任我们。所以，谢谢所有提供信息的人。

贺卫方：戊子年，怎样的灾难！再也不要举办任何欢庆的举动，我们要为死难的同胞表达悲恸。把那些用于喜悦的款项，给那些不幸的家庭，表达人们微不足道的心伤。

葛剑雄：我还是相信荀子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次震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今后也未必不会有更严重的。在人类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防灾救灾、缩小灾害的损失，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和一切可以暂缓的喜庆活动，全国全民动员，全力救灾！众志成城，多难兴邦！

在当前的严峻局面下，无论是“达赖集团”还是中国当局，都必须以合格政治家的坦诚胸怀，拿出足够的勇气、表现出最高的政治智慧，将会谈切实进行下去并获得成果，以达致双赢、造福于该地区所有藏汉民众，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哪一方都义不容辞。

西方人天然认为：中国激进主义者背后站立着中国政府，而他们不知道，激进主义者上街与中国政府对“稳定”的期待并不相符，民众走上街头，恰恰触动了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因此每当爱国群众激情燃烧的时候，充当灭火者的往往是政府。

这是因为，在外交事件来临之时，媒体机构最初的应对，总是基于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唯一的标准就是用党使用了多年的语言，表达党坚持了多年的立场，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愿意、能够、敢于、富有智慧、用国际通行的话语模式维护国家利益，传递中国声音。

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都知道，在现有政治体系中，“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毒瘤，即使是柔软的人也变得不妥协，即使是温婉的女发言人，也要操着过时并有损中国形象的调门，即使明明知道对达赖喇嘛进行人格攻击，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并有损政府形象，但还是要显示“勇敢”。

关于西藏，自从314之后，官方和民间的评论铺天盖地，有旗帜鲜明痛批藏独分子的；有反感北京大动作平暴的；有狂热爱国的；有理性思辨的，不一而足。唯独当外媒从拉萨被“请”出去后，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下子中国内政变成西方妄图颠覆红色政权了，依据着达兰萨拉和亲近达赖的境外团体的提供的信息来源，秉持既定的仇共传统，拉高了西藏事件在奥运年的政治分量，并有机地与抵制奥运联系起来。

全都忘了到底德新社记者问了什么：“我是德新社记者，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流亡藏人那里获取有关信息，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因为我们没法从中国有关部门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向当地政府核实有关信息以进行客观报道，但这很难。”

所以回到长平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只是发出了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善意提醒，用倾听、了解的持平态度对待异见，这种态度决非认同、赞许，更谈不上助纣为虐，而是对国人醉心于仇外的民粹嘉年华中的警惕。

指望新一届台湾政府独力重修与北京的关系是不现实的。在前一段时间，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伎俩，例如举行具有象征意义的入联公投（表决是否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使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如今，只有中国大陆做出必要的让步，才能重启两岸政治对话，并维持台海稳定。

对于胡锦涛及中国大陆而言，收获将是巨大的，甚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中期，两岸可能迎来长达8年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期。这段时期建立的善意及互相的经济依赖，应该会加大台湾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的可能性。简而言之，马英九的胜利，是中国不容错过的一个机遇。

首先，可以开通直接航班，并允许大批大陆观光客组团赴台。

我当然能理解由于西藏问题引发的国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愤怒，但是，如果这种愤怒仍然像一个世纪之前的义和团那样，不反思自己国内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怎么会进步？不可否认西方媒体乃至大量西方人在314事件的立场上存在偏见，但是，除了谴责偏见之外，我们也要反思，是什么导致了如此深刻的偏见？为什么任凭我们的媒体如何攻击达赖喇嘛，他还是受到全世界那么多人支持？即使说全世界有一个针对的中国的阴谋，那么我们也要反思，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敌对势力”？如果一个人的周围都是对自己不友好的人，那么这个人自己就有必要反思了。反思国内问题，就从反思为什么中国公民看不到CNN开始吧。

这就不难让人理解为什么ZXB或者CCAV宣布他的种种“劣迹”在欧美不可能获得任何支持，甚至反而让西方世界的人们更加支持和同情。本来国土统一和完整是非常容易获得支持的事情，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相同的问题，宣传和公关搞得这么差，一句话--策略不对，实在太土太愚昧。

“今年该奖项会颁发给一名中国异见者，我相信最有可能的人选将是胡笳（音），也许他的夫人曾金雁（音）也将一起获奖”，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协会主管，诺贝尔和平奖观察人士Stein Toennesson表示。“他现在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国异见者，并且长期以来鲜有与中国有关的人士获得该奖项”。最近的一次是1989年，该奖授予达赖喇嘛。

“奥运会期间有大量压抑。而现在是一个黄金机会，强调那种压抑是不可接受的”，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奥斯陆大学国际关系教授Janne Haaland Matlary表示。

自八平方事件以来，“批评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它也变得越来越强大”，Toennesson表示。“因此也存在一种争论，要不要去打搅正在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它不仅是这个政权的重要时刻，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如此”。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以哈勃为首的加拿大政府打着人权旗号一 贯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会见达赖，支持 藏独，现在又拒绝出席象征世界和平的奥 运开幕式。以CBC为代表的加国主流媒体和社 会舆论借机奥运火炬传递对我们深爱的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无耻的涂鸦和中伤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绝不能再 容忍。

行动吧！抛弃你的加拿大国籍，撕毁你的绿卡， 行动吧！让我们回到祖国的怀抱！

人民币汇率上周五报收7.017元人民币兑1美元，大有突破7元大关的势头——这是继去年10月下旬人民币加速升值之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

安信证券(Essence Securities)驻北京的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来自美国的压力只是一个较小的因素。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

人民币汇率走高，有助于降低大豆等进口商品的成本。在中国，80%的大豆用于饲养生猪。中国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食品价格上涨，尤其是主要食用肉猪肉的涨价。人民币升值还有助于抑制膨胀的贸易顺差，而对于中国与其它大型贸易伙伴的关系来说，这也一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50年代初占领西藏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几个德国人相信。为什么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没有承认西藏独立呢？国际社会没有质疑一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吗？笔者认为，这恐怕要“归功”于蒋介石了。因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西方认可的，并且当时在联合国占有"常委"席位，而蒋介石是不会承认西藏独立的。但是，在西方民众心目中，尤其在中国50年代末"平乱"后，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从这点出发，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发生什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相信西藏人说的。

这个职业道德要求的就是实事求是

西方记者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