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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中国50年代初占领西藏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几个德国人相信。为什么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没有承认西藏独立呢？国际社会没有质疑一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吗？笔者认为，这恐怕要“归功”于蒋介石了。因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西方认可的，并且当时在联合国占有"常委"席位，而蒋介石是不会承认西藏独立的。但是，在西方民众心目中，尤其在中国50年代末"平乱"后，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从这点出发，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发生什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相信西藏人说的。

第四，有一种世界普遍的观念，叫"同情弱者"。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永远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西方人自然而然就觉得应该站在西藏，站在达赖喇嘛一边。

西方记者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要知道，拉萨的公共场合是看不到达赖像的，但每一位藏民心中都有一个达赖，这种现实是否让执政者有了心结。

中共犯下的错误，在西藏也犯下了。问题是，中共一直没有公开承认这些错误，西藏人对你在内地的政治变化也不了解，他们会原谅你吗？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恐怕依然是把宗教当作毒药的。所以我们老是宣传说，西藏人民现在的日子多么红火。西藏的经济建设水平提高了许多，这点不假，但问题是西方老盯着你的是宗教问题啊。所以我们和西方是鸡同鸭讲，无法沟通的。这一代中共官员，比英若诚那一辈相比，文化欠缺很多，导致西藏的问题僵化甚至退步。

同时 作为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一员的，我认同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倡的“和谐”政策，但“和谐社会”需要言论自由，法制以及在对个人 自由得到保障的基础才能产生，如果实现这一切，我坚信，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等许多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虽然内蒙的蒙古族之战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 2400万的20%不到，最近，听胡锦涛先生说西藏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之讲话后，我对开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时代充满了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不论我如何诚心实意的为避免汉藏分离而进行努力，有些中国领导人仍继续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批判，尤其是从今年的3月10以来，为发泄长期积累的怨恨 和不满，在以拉萨为主的西藏三区许多地方爆发了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示威，而中国政府则竟然马上就指责是我挑动制造了这些事件。对此，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 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在此我要呼吁全球所有的汉族同胞们，不论你们身处何地，请关心我们两个民族间存在的问题，尽 心尽力的去消除彼此间没有必要的疑虑和猜忌。为了促成和谈，在宽容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贡献。

最近中国与西藏抗议者爆发流血冲突引起舆论批评，估计约有超过100人遭到杀害。一边是人们为争取西藏独立死去，一边则是人民欢天喜地迎接奥运，非常讽刺。中国藐视人权的例子不只西藏，中国明知北韩难民一旦遣返回国将遭处死刑，仍执意将其遣返。 我个人认为中国并没有举办奥运的资格，中国对于人权没有任何概念，或许因为中国觉得人口多，所以轻视人的生命，从这次的西藏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点（但中国政府却坚称，西藏事件不会为奥运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对中国而言，奥运可以证明中国的经济成长，然而中国并不瞭解奥运的精神。另外，全世界都不信任中国的农渔产品及食品，近 日，在中 国将报废农产品外销日本的丑闻中，中国否认那是他们的疏失。中国还强行并吞邻国的土地、扭曲史实、东北问题、青少年性交易、滥用童工（不包括青少年）、人 体器官买卖等太多问题无法一一列举，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表现出知道自己的错误并企图改正的态度与努力，反而表现出落后的思想，企图隐藏错误，封锁消 息。 好莱坞影星李察吉尔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态度，改变他们的方针，坦承现况、开放通讯自由，我认为我们该杯葛北京奥运。”部分欧洲政治家将会杯葛奥运，我希望这次运动可以让中国停止强行镇压，反省国家的缺失，如果中国表现出类似的努力，我们可以开心地举办奥运，但我怀疑中国的根本思想是否能有所改变？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西藏存在“相当大的”人权问题。陆克文星期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评论，并开始了他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陆克文的演讲稿说，堪培拉当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呼吁所有各方打破沉默，进行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陆克文还重申他反对抵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澳总理陆克文在北大演讲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西藏存在“相当大的”人权问题。陆克文星期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评论，并开始了他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陆克文的演讲稿说，堪培拉当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呼吁所有各方打破沉默，进行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陆克文还重申他反对抵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印度昨日戒备森严，采取了大规模的安保措施，以确保奥运火炬安全通过新德里(New Delhi)。印度沿着缩短后的火炬传递路线，部署了逾1.5万名保安人员。火炬传递路线没有对公众开放。

尽管新德里火炬传递最终没有发生严重事件，但高度的安全措施突显出，对中国而言，奥运火炬接力成了一联串的公关灾难，并使许多人怀疑主要赞助商能从中获取多少益处。

可口可乐(Coca-Cola)印度高层管理人士为该公司赞助火炬接力进行辩护，并否认该公司后悔参与此项活动。本周三，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内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在集团年会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香港移民之所以较少参加今次3.29及4.13集会，主要原因是因为香港移民多数来加拿大时间较长，遇到事情会用加拿大的视野和角度看问题，比较加拿大化，无论是国际事务，还是加拿大新闻或者中港台问题，他们一般会站在加拿大人的立场看问题。 西藏问题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的用国家主权来概括。西藏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在人权和高度自治的角度，现在的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有没有失误呢？

看到电视上访问集会发言人夏河，他竟然说因为买不到加拿大国旗，所以才出现很多中国国旗，这不是很滑稽吗？在加拿大买不到加拿大国旗，买中国国旗却很容易。我们看到国会山庄或登打士广场上五星红旗到处飘扬，爱国情绪高涨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这会令其它族裔的加拿大人反感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问：英国首相布朗已明确表示他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而非开幕式。但新华社周日发布的消息称，布朗首相将参加8月的开幕式。媒体为何认为布朗首相将出席开幕式？中方是否希望布朗首相出席开幕式？     答：关于布朗首相出席奥运会闭幕式一事，英国使馆已就此向媒体做出了清楚说明。英国是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据了解，布朗首相将出席北京奥运会闭幕式。     关于外国政要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安排，是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委会联合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发出邀请，他们可以邀请本国王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体育部长出席。北京奥委会将按照国际奥委会相关规定提供相应服务。     媒体发布的消息应该由媒体负责。

问：你刚才说，在西藏宗教和信仰自由是有法律保障的，但是却不允许藏人保留达赖的画像，这算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吗？     答：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不了解。我已经讲过，我们同达赖的之间的问题不是民族宗教的问题，而是分裂和反分裂的问题，是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政治问题。我可以再次明确告诉你，西藏各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反思一下这次的事件前后，就会发现，我们听到那么多政府的声音、网民的声音、海外媒体的声音、流亡藏人的声音，惟独不能听到生活于那片土地的那些普通藏人的真实的声音。我相信，他们的感受一定比我们复杂得多，痛苦得多，他们关于自己，一定有许多话要述说。然而，我们大家几无例外，对这种声音的缺席丝毫不以为意。这正常吗？ 　　　　　　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应该创造机会让他们表达他们真实的声音，学会倾听他们，——即使它初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因为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平等的公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民族界限。而惟有把西藏问题首先看作内部治理问题，我们才会对此予以足够重视。 　　　　　

作为六百万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在传统的很多问题上都有着广泛权威，无论是在传统政治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上。他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他的一个简短的政令的颁发就导致了西藏上个星期的动乱。他仍然坚持拒绝使用暴力，认为这是不道德并且反作用的，甚至威胁说如果这样的暴力行为继续发生他将从自己的位置上辞职。现在的达赖已经带有一种神圣的色彩，他责备中国政府的“文化绝杀”，同时也支持中国主办奥运。尽管不苟同，但是他仍然是试图用自己的温和的行为间接影响中国政府的决定，包括绝食和经济抵制。在他眼中西藏需要和中国需要建立稳定的邻里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问题不可能只由这一个国家独立完成。他勇敢的提倡“普世责任”，希望人们在想到自己的国家之前先想到全世界的国家。

在华盛顿大学，中国留学生为限制达赖喇嘛发表非政治主题的演讲而斗争；在杜克大学，支持中国的学生包围和淹没了一个支持西藏的守夜活动；一名试图进行调解的中国大一学生收到了死亡威胁，她的家人被迫躲藏起来。

在目前校园占上风不是自由辩论，而是一些中国学生更刺耳的行动，似乎正在复制他们祖国的专制框架，对示威参与者进行拍照，有时甚至淹没持不同政见者。

学生们提出的论点时，中国政府在西藏投资了数十亿的资金来兴建学校，道路和其他的基础建设。但是在在被问到西藏人是否需要这些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样子。“他们从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Notre Dame的中国问题专家Lionel Jensen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快速的现代化的好处。“

写给所有人对中国的西藏问题指手画脚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嘲笑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中国已经蔚然成风，谁的手段和言语更加泼辣、离谱、光怪陆离、天马行空，谁就会博得神一样的崇拜，似乎这个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就会立马成为陈冠希和啊交，受到N多人的鲜花和口水。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主管西藏。

国际媒体报道关于西藏的报道和全球的抗议之声，一直令中国政府感到愤怒。他们认为，针对汉族居民的暴力攻击被忽略了，这不公平。

但聘用外部顾问公司也许表明，对于中国及其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奥运会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公关灾难。

一位在阿坝从事旅游业的藏民说，由于担心外人进入藏区后会帮助达赖喇嘛煽动反华情绪，因此中国政府显得格外谨慎。他说，政府会觉得你是达赖集团的一分子。

如今，管控局面再次出现。在位于四川省境内南北走向的213国道上，开车靠近格尔登寺的任何努力都会被证明是徒劳无功。在机场附近通往国道的路口旁，一名警察会检查汽车后备箱，在看见车里坐着外国人时便会拒绝汽车的通行要求，原因简单得就两个字──“老外”。

自骚乱开始以来，许多藏区都成了媒体记者的“禁区”，除非是政府组织的报导活动，比如周三新闻机构对位于甘肃省夏河的拉卜楞寺(Labrang Monastery)的访问。路透社(Reuters)报导，中外媒体的此次访问活动一度被抗议的僧侣打断，他们一边举着藏独旗帜，一边喊着要求达赖喇嘛归国，与上月发生在拉萨的一幕非常相似。

事实上一等就是八年，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