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