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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局已经很能容忍一些敏感问题的学术讨论，这种态度目前看来还会持续。这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由于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正在经历着没有足够理论基础和指导的巨大变化。为了收集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政策选择来促进现代化的目标，共产党可能会持续支持对经济改革的公共讨论，前提是不危及他们在现有体制的统治地位。                   其次，为了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又要防止西方思想在国内孵化异见。                   第三，当权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互相制约，都想限制对方发展理论一致性框架以支持他们政治立场。Peter Moody说的对，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当权者角力决定的，思想是他们彼此竞争的工具。    

学生的数据只不过是广袤的数字信息海洋中的一个泡沫，这个海洋由密集的传感器网络所创造，从手机到GPS设备到标签，它记录了我们的一举一动。再加上互联网冲浪记录和信用卡等信息来源，数据之海就是所谓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新兴领域的基础。新技术的推动，互联网正稳步的侵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更高效广告传递，到社区组织管理的新方式，集体智慧提供了强大的能力。但是，甚至是从业者也承认，如果被滥用，集体智慧工具会创造连老大哥都梦想不到的奥威尔式的未来。

莱妮．李芬施塔选中了他来拍电影，仅仅因为他的外形：颀长的身材，满头卷曲的金发，碧眼直鼻，雅利安种族所有的优越充分体现在他身上。施雷根是个明白人，风头出了，但一直拒不加入纳粹党，保住了运动员的气节。战后德国奥会聘请他当顾问，让他参与了慕尼克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一九九六年柏林庆祝奥运复兴百年，九十岁的施雷根又一次点燃了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圣火。

只有美国的半拉犹太血统的击剑女选手海伦．迈尔来了，她的父母在德国作人质。后来她登上领奖台时，不得不屈辱地举起右臂向元首致敬，运动员的尊严丧失殆尽。

中国一穷二白，虽然中华民国国歌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但五十四名运动员全被淘汰。据运动员中唯一健在的郭洁老先生说，因为经费紧张，买不起机票坐不起火车，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漂泊了一个多月，运动员耗得精疲力竭。今天中国官方奥运网站却吹嘘当年「中国武术扬威欧洲」，拿自己的国宝去比人家没有的东西，而且仅仅是单方面的表演，何威可扬？

你们不可能有将来，你们的将来就是没落，你还在找将来，太好笑了

上海虽然也在发展，但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像样的建筑。建筑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气质和体系，国家大剧院开了一个好兆头，出现了几个好建筑，这来自一种开放心理。

就差一点，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在我们得了第一名之后，仍然给中央写信，他说他来做能省多少钱，把鸟巢改成方形又能省多少。没有考虑这个提议，因为首先是时间的问题，其次是面子问题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改来改去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保持了原设计，要不然哪有今天的鸟巢。

然而，这一事件也集中暴露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幼稚和中国民主化的政治困境。长平先生恐怕所不能理解的是，他的文章所激怒人们的，并不是他的新闻自由的主张，而是他对于民众情绪的否定，他那种教训民众的态度，和启蒙先知式的口吻。

《南风窗》：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陈志武：“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倾向。人的本性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虽然形势严峻，但在现有体制还可维持的情况下，根本性的自省和革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特别是今年以来，全民大众都加入到自我辩护、自我标榜的民族主义大潮中，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旁人很难阻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很多时候即使你知道会有悲剧发生，但你无能为力。一个整天对中国唱赞歌的人，对中国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说好听的话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对中国更有价值的反倒是谈“中国崩溃论”的那些人，我们完全可以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研究一下他们所说的崩溃的方向、原因，看有什么现在可以做的，让中国避开可能的陷阱。

爱枣报和草莓周刊形式接近，都运用链接聚合多方网络信息，并由主笔者撰文巧妙连接，方便读者通过点击链接之方式进行深入拓展阅读。草莓周刊一周一期，而爱枣报编辑则每日10条新闻，身体力行地向读者辛勤传递各种敏感话题。　　与发挥喉舌作用的央媒不同，枣报和草莓不追求高大全、假大空，但囊括许多百姓真正需要、真正愿意了解的信息，加以视角独到的犀利分析，冷静思考却又一针见血，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1.“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狼奶”加“鹿奶”的“二奶时代”。所谓狼奶，是指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便有且至今未绝的党化教育。1932年，胡适的朋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党化教育的两层含义：一是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的浸灌到学生脑袋里去；二是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党指挥。当然，这种党化教育并非限于学校，权力逻辑可以使之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我嘱咐C每天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和心理变化。这原本是基于个人的关注，没想到後来却演变成公共事件。 截稿期将近，像许多杂志一样，我们临时决定换掉原有内容，改做地震专题，这时我收到了C的日记。和普通的“客观”报导不同，她的日记记录的是大规模死亡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恐惧，绝望……这种心理真实触动了所有在後方、不能去灾区的编辑。它使人身临其境，它是一个记者“在现场”的证明。它区别于将情绪隐藏起来的“客观报导”，和对于救援力量的歌颂，简而言之，它包含的不是单一的情感。 这篇文章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有喜欢的，也有许多谩骂之词，这些已在意料之中，我也不以为意。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人反对的理由。这篇文章或许还称不上优秀的报导，但是和市面上大部分报导相比，C的描写更像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可是在这时候，似乎选择站队是更重要的，似乎迅速的选择悲悯和救援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复杂的情绪、真实的感受变成了一种罪过。而我怀疑的是，未经思考的悲悯和壮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说得很好：有两种灾难报导，一种让我们看到国家机器的强大，另一种让我们看到个体生命的脆弱。面对灾难，有些人需要通过认同国家机器分享强大的感觉，以此摆脱个体生命的脆弱感；也有一些人需要回到个体生命的维度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分担他人的风险。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种报导显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你需要哪一种类型的报导，就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李四光先生是地质力学的奠基人,身前为地震预报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我们对他充满了敬意。对预报阶段地点的准确判断从来是一大科学难题,地震究竞在哪里发生存在不确定性,目前依然有困难。更何况传言说得有榜有眼8级地震就在福建、在泉州,这能信吗?

政府是个大概念，中国也是个集合体，不能因为政府已经有人在做事，就只能感恩而不能监督了，更不能因为一些领导干部让人感动，一些职能部门积极救灾，就不该计较其他的一些失职者和过失者了。并且，反思曾经的漏洞和缺陷，批评和补救，不仅对于逝者有个交代，对于生者来说，也是亡羊补牢。其实，也不会有哪个政府会因为被挑刺了，被严格要求了，就幼稚和脆弱到伤了感情，不再积极救灾。

不过，苦难的感染力的确太强，越来越多的媒体和越来越多的人被撼动，被唤醒，开始真心实意地说话。新闻的内容和宣传的内容，对比愈烈。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方媒体之所以总是强调政府操纵，是没有看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可以包办一切，但实际上，中国的民族情绪根源在于儒家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受到文化的影响，对于权力和民族本身有一种迷恋，自动向民族主义看齐。

（相比较而言，央府的立场已经变得相对务实，本届政府不管是它的民族政策还是台海问题的态度上都有明显的收缩，比如，台海问题而言，在江核心时代军方非常激进，甚至提出了“宁让不长草，也要拿下”等等的说法，这个声音是从高层直接传出的。但本届政府相对务实得多，也灵活得多，从目前的态势看，基本上遵循只要不独就不打的原则，即使已经开打，如果对方能够回到原来立场，也可以再次压下，继续交往而不是强行统一。可以说，本届政府的态度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底线了，这是非常务实的。如果西媒迟钝到没有看到这种变化，还是一味以以前的思维来压迫，那么一旦社会出现了大的危机，本届政府的这种务实态度一定会受到国内激进者的批评，可能向更加民族情绪化回归，到时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两败俱伤。）

如果从对民族主义考察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整个事件可以描述为当“民族主义遇到民族主义”，对于汉人来说，强调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否定了藏族人的民族主义；而西方鼓励或者纵容DL的民族主义时，却否定和限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双方都处在悖论之中，

为此事来回联系，耗费了很多精力，只是希望促成两边少年儿童的联系，然后结束这搭桥的使命。谁知道穿过中美之间的数字河流，竟是这么难，中间还隔着一个伟大的防火墙，以至于我们既过不了河，也拆不了桥。看来现在需要的不是南“桥”，而是穿山甲。在这数字时代，两国儿童相距多远？不过是一墙之隔。   真想像1987年里根在勃兰登堡对苏联的喊话那样，也说一声：戈尔巴乔夫先生，拆了这个墙吧（Tear down this wall!）！

總體而言，歐巴馬的網站年輕活力，希拉蕊的網站氣派莊嚴。而歐巴馬幾乎贏得全球一致的好評。 暫且不管"蘋果美學"對於年輕人的影響，可以肯定的是，"美學"已經變成了戰略的一環，美感的投射會對應到人的形象，我們看到一個浪漫的宣示，但傳遞感官體驗的背後是包含龐大精密的理性計算--LOGO的圖形、肖像的仰角、分隔線的位置、欄位的寬度、背景的深淺、甚至字體與字型的選擇。

他没法找到。如果不是凌沧洲指点，谁也不会相信，在林间空地上的那两层水泥台座就是宋教仁纪念塔的遗迹。它太普通、太不起眼、太渺小，无限寂寞地孤处于熙熙攘攘的动物园最偏僻的角落，就象宋教仁这个失败者的名字，淹没在那些金光闪闪的文治武功中。没有什么比那两层朴素的水泥基座更能象征我们的宪政理想了，就象唐律师所说的，我们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以这两层塔座为根基——思想的根基、传统的根基，重新接过宪政理想的接力棒。

也许是由于提问所带有审视意味，也许是由于不远处那些监视的眼睛引起的不快，凌沧洲以不太友好的口吻反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纪念宋教仁？”气氛一时有些紧张。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