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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参加过选举，也没有被选举过，那些“人民代表”都和我没关系，他们不代表我。张平省长我可以不承认，所以，我文中将更多地称他为张平先生。就当下时局的状况，别人当省长我连知道都懒得知道，因为谁当都一样，可是张平当省长，我就想谈两句，虽然他可能也和那些省长一样。

张平是一个有思想境界的作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他重要的从政基础，因为这一点，很多人希望他把这种责任感用来造福山西民众，而不要有任何“做秀”之举，更不要搞什么“形象工程”。美国的演员可以做总统，中国的作家就一定也能当省长，何况张平先生还只是一个副省长。美国演员做了总统以后都要表现得兢兢业业，不敢做秀去糊弄民众，但愿张平先生做了中共的副省长以后也不会以笔下之花做愚民之举。

严格来说张平并不算近年来第一个“作家省长”。早在2006年，年仅46岁的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先生正式调至青海省任副省长。当初没听说作家省长对政坛的清廉起到什么作用，今天又冒出来一个张平先生，后果如何，我也不想拭目以待。

　　　　郎咸平：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我来回答你。你们长虹2004年亏损37个亿怎么来的？其中3亿美金是前任倪润锋和APEX公司把电视机卖了，没有收回钱，坏账将近24个亿，这些钱都是股民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场下叫好声，激烈掌声）

　　　　郎咸平：我说过很多话，我对媒体的报道从来不怀疑，媒体只要尽责任报道就行，即使有改变也是媒体根据自己的判断做的改变。

　　　　郎咸平：我告诉你，中国信托的改革就从你开始！（场下叫好声，掌声）我还要讲一件事情，我今天讲的和你赵勇无关，我讲的是中国国企业都有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场下更多叫好声，激烈掌声）（相形之下，赵勇希望自身能获得清白的问题显得很个人）

中国平安 　　发点数据看看吧：根据平安去年9月30日的财报，平安总资产6237亿，而负债高达5187亿，净资产1000亿出头，在这1000亿中，发行H股拿回来132亿，发行A股又拿来400亿，而在去年那个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中炒股票等投资收益又有461亿元，加上卖给其他莫名其妙的股东的拿回来的股本大概有几十亿元，也就是说，此前属于平安积累起来的真正的净资产居然是0。作为一个垄断形式存在20年、号称三大主业九大公司的全国性的金融企业，近二十年积累居然没有积累一点净资产。这种公司竟然是所有基金标配的大蓝筹。 　　傻就傻吧，只要不亏到我的钱，可是不是。 　　中国平安这家已被英国控股的外资公司，从宣布从二级市场公开增发到现在，给该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3600亿；同时造成大盘暴跌3000点，总市值损失超过7万亿，流通市值损失接近4万亿，按照6千万投资者计算，平均每人亏损6万6。如此惊人的财富损失，放到任何一个大国将会引起动乱，放到任何一个小国将会引起政变。7万亿接近中国GDP的三分之一（2007年GDP3.61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一家公司给蒸发掉，都不会无动于衷，而中国平安，却满不在乎地在等待数钱，甚至连募集1600亿资金的用途都不屑理会投资者的询问。以简单的"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以及/或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投资项目"。如此的傲慢与自大令人吃惊，活画出一个圈惯钱的权贵公司的心态。 　　为什么上市公在市场行情看好时定向增发不断，而行情出现震荡时，公开增发层出不穷？显然，这些公司娴于榨汁技巧，通过先易后难的方法，把市场的最后一滴资金汁液挤到自己的碗中。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中石油上市时，管理层信心满满要还利于民。这样的公开承诺隐含了两层含义：一是H股价格将与A股接轨，而不是A股价格与H股接轨；二是中石油承诺将平等地对待A股与H股投资者，一样地给予高额红利，如果不是这两项承诺，所谓还利于民就是欺骗行为。 　　实际上如何呢？上市后价格被打得落花流水，中石油屡次破发，靠基民的钱力挽狂澜，这哪里是与H股接轨，明明把中国垄断资源的定价权拱手交给美元投资者，让海外资金低价来接中国资源的盘。 　　高额分红更是镜花水月，再引用一组数据：中国石油在美国上市所取得的融资额是29亿美元，上市四年来公司已累计拿出119亿美元给投资者分红，而中国石油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所得到的融资额约500亿人民币而至今给流通股东的年分红还不足6亿人民币（相当于0.845亿美元），中国石油在中国A股市场的融资额是在美国融资额的2.43倍，而年分红只有美国股市年分红的2.84%（相当于三十五分之一），面对这样的数据，那些口口声声还利于民者，情何以堪！ 　　中石油中石化拿着中国人民的石油资源（不用交资源税），赚着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还输送给境外投资者高额回报，将境内投资者牢牢套在高岗上。资本市场上还有半点中国企业的样子嘛？再看看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善嘛？没有！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油荒！ 　　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去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成品油总量达到1186万吨，大幅增长30.6%。1～10月的汽油出口总量达42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53.1%。虽然出于各种因素，我国油品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进出口，但出口涨幅如此巨大，除了逐利之外，没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因此，这种出口行为本质是在制造油荒，为成品油涨价作铺垫。

特权阶层 　　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 对于暴力爱国的补充 　　国内不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民企与普通投资者往往成为社会资源倾向性配置的受害者，生活在明显不公环境下的人容易产生受害意识，进而从爱国走向民粹。国资与外资处于第一梯队，而民企处于第三梯队，有关部门片面强调开放却对近在咫尺的国内竞争主体刻意打压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中国最近的增长代价高昂。由于担心近期经济滑坡将会加剧，中国决策者在制定宏观战略时选择了数量胜过质量的战略，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井喷式的银行贷款融资的基础设施支出大幅增长。

在中国近期实施的4万亿元人民币（合585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基础设施支出（包括四川地震重建支出）足足占据了72%的份额。中国政府敦促银行加速为刺激计划提供融资。银行照做了

相反，渴望增长的中国却受到全球贸易繁荣的引诱，在最不平衡的行业加大了赌注。在2007年以前，投资和出口占中国GDP的80%左右。如今，面对严重的全球衰退，中国却让温总理警告过的那些问题更为恶化：将受流动性推动的巨额刺激方案瞄准了最不平衡的行业。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面对侯宜中的遭遇，我们看到的不正是一幅类似西西弗的艰难情景吗？看到的不正是当下推进环保的窘境吗？看到的不正是环保人员面对各种复杂利益纠葛时的辛酸吗？ 而且这并非孤例。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总局写匿名信。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来自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的说法，他还说有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指潘岳)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 在GDP的指引下，在狭窄政绩观的导向下，在公众还无法参与到环保监督过程中时，侯宜中的遭遇或是可以想象的事实。据报道，“十五”时期，全国各省市GDP指标全都超额完成，惟独能耗指标和环保主要指标没有完成，全部都欠账，而且还有反弹。并且在当下，由地方政府与某些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环保的陷阱。

“经济发展要上，环保要适当让一让”，这种政绩的短期目标实现是以成本的外部化，比如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其结果是资源的低效配置和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基础受到损害。而环保总局对全国11个省区126个工业园的调查结果——— “近九成存在环境违法问题”也是佐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把我们每年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至7%，现在，已经到了10%，这是一个让人害怕的速度。据环境问题专家估算，如果把环境的恶化考虑在内，中国的GDP的实际增长要减少2-3个百分点。这是一种可怕的零和博弈隐忧。

　曾经看过一个黑色幽默：我有10平米的居住面积，我的邻居有90平米，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50平米，后来我仍然只有10平米居住面积，邻居有190平米居住面积，我们人均居住面积成为100平米，社会大大地进步了。现在那些最弱势（30年的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的阶层已经没地方出卖自己的劳力了，他们的收入从100块降低到0，而我们的特权阶层会严格按发改委的指示从900块涨到1200块，相信明年的统计数据出来，我们的人均收入又上涨20%.加薪之后，由于货币供应出现大规模增长，首先出现通货膨胀，同时由于基本生活用品市场的萎缩，按照经济规律，资本会向奢侈品制造转移，基本生活水准会进一步下降，农民工和中國大多数的所谓白领好容易用几年血汗换来的积蓄双重贬值，这或者就是最新有中國特色的幽默。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苏联），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李光耀告诉邓小平说，新加坡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映：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我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党和印尼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在西藏问题上，能反省我们自己的失策吗？在奥运问题上，能检讨我们自己的失误吗？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尽管他的说辞给足了我们面子，我们真的不明其里吗？ 　　 　　那些鼓动国人不去法国旅游的留学生，你何不做个样子，干脆中断学业回国算了，再说文革中，咱们北京曾有过百十万人热烈欢迎在印尼雅加达、在香港、在莫斯科红场大显身手的中国人光荣回国的场景。 　　 　　对那些群发短信号召市民拒绝家乐福的朋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昨天刚巧去了那个超市，买回来的竟全是国货，那个超市养活着数百位中国职员，在那货架上数万种货物的背后，恐怕不会少于数百万的中国工人。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有长远的思想准备，国际粮价的上涨恐怕不是短期的过渡性现象，因此也不是我们咬咬牙挺一挺就能够过去的。

中国的需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间需求，最终需求来自国际市场。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4月11日的《北京晚报》刊发了一篇奇文《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此文主题是反对造谣，文中居然处处造谣中伤，简直是史上最强幽默，让人怀疑作者错把日子看成4月1日了。

“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我还真是没听说过这家周报这样标榜自己，文峰先生能否拿出证据来？当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经你加工过的证据。

至于文峰先生说的什么“恐怕连自己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下来了”、“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我的看法是，这样说话本身就让人害羞，本身就比较阴暗。我也只好如是解释在你做过了解和调查的功课之后，为什么从标题到内容都弄错我的名字，称我为“一位叫南都长平的人”，“是南方报系的‘当红炸子鸡’”。如果我称文峰先生为“一位叫北晚文峰的人”，“是京报集团的‘冰糖葫芦’”，恐怕也不大好吧？

美国人感受到了通胀，但通胀的冲击并不强烈。2008年1月美国CPI同比增长了4.3%,但主要体现在能源上涨19.6%,其次是和能源相关的交通上涨了9.4%,食品价格上涨为4.9%。通胀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衣食住中的反应并不显著，美国人也并不因此忧心忡忡。

而同样面对通胀的中国，1月CPI同比上涨7.1%,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2%。猪肉等必须品的价格的大幅变动已严重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通胀一起爬坡的是中国人的通胀恐慌。这是中国通胀阻击战中的大难题：民众预期。仅就此一端，中国这场通胀之战的艰巨性，非美国“同侪”可比。

2005年，美林的房地产经济学家David Rosenberg提出，当房地产市值超过GDP的140%时，当地就进入“警惕区”。经济学者谢国忠搜集的数据，美国家庭与非盈利组织持有的房产价值，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了GDP的168％，而历史平均水平约为100％。在之前的房产泡沫中，这一比例从未超过140％。那么如果需要三年时间使市场正常化，而每年名义GDP增长6％（包括2％的实际增长率和4％的通胀率），房产价格仍 需下降30％，才能使其价值回复到100％GDP的水平。4％的通胀率是无法挽救美国抵押贷款者的。因此美联储完全可能得容忍更高的，甚至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

“今年该奖项会颁发给一名中国异见者，我相信最有可能的人选将是胡笳（音），也许他的夫人曾金雁（音）也将一起获奖”，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协会主管，诺贝尔和平奖观察人士Stein Toennesson表示。“他现在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国异见者，并且长期以来鲜有与中国有关的人士获得该奖项”。最近的一次是1989年，该奖授予达赖喇嘛。

“奥运会期间有大量压抑。而现在是一个黄金机会，强调那种压抑是不可接受的”，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奥斯陆大学国际关系教授Janne Haaland Matlary表示。

自八平方事件以来，“批评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它也变得越来越强大”，Toennesson表示。“因此也存在一种争论，要不要去打搅正在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它不仅是这个政权的重要时刻，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如此”。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再有一个多月，美国就将进行总统大选。目前两黨都开了全国大会，正式提名了总统和副总统。美国总统大选历来的主要议题，都是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这两大块。围绕美国经济，两黨更是辩论激烈，也有很多抨击。中國官方媒体最近在评论美国大选和经济时，特意引用了美国一些黨派的攻击资料，渲染美国的经济一团糟，由此可潜在衬托出，还是仲共“领导有方”，经济强劲增长，由此给中國老百姓洗脑。

　　根据这些机构的统计，美国经济从2000年以来的增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它工业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从 2001年到2008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 2.2%，自8年前克林顿政府结束至今，美国的经济实力增加了19%.而在这个期间，法国只是增加了14%，日本是13%，意大利和德国都是8%.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是两点，一是整体规模，二是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2008年度，中國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将在3万亿美元之内，美国将突破13万亿美元。这和美国、中國的人口数量恰巧形成反比：美国3亿人口，中國13亿。美国人口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但国民生产总值却是中國的四倍以上。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五毛”最早见诸官方文件，是2006年初安徽省宣传部《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透露：“2004年10月开始，长沙市委外宣办坚持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为此，他们从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市委政研室等单位选聘了一批网络评论员，建立了网络评论员队伍，建立并完善了网络评论督查、考核、总结、表彰制度。网络评论员每月底薪600元。网评员主要职责是密切监控网络舆情，提供舆情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宣传策划、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网评员每周围绕一个中心，在中国精神文明网、人民网、新华网等20多个国内著名网站论坛上，围绕长沙市三个文明建设的新做法、新成就、新经验，发布贴文、图片。” 网评员实行计件工资制，底薪600元，按发贴量加薪，每发一帖，键入“网络评论员管理系统”进行统计。一帖“五毛”，“五毛”由此而来。 湖南省委宣传部对湖南在全国网络监控的先进地位颇为自毫，湖南省委宣传部2007年编辑发行《我们这个家----2006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家书》，透露了很多网络监控的信息。湖南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后，中宣部成立舆情信息局，全国各省宣传部成立舆情信息处，往下延伸，形成一套完整的网络监控系统。湖南省委宣传部借调人员聂廷芳等人在《在宣传部的日子里》等文章透露，他们搜罗网上涉及湖南的文章言论，每天编辑《涉湘舆情》，还经常与网站交涉，删除文章，“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祝平良则在《忙碌让我充实》一文透露：湖南舆情信息工作是全国先进，每个月报送中宣部的信息达到了800多条，（忙不过来时，在网上挖掘）临时发展和聘请网上舆情信息员。 除专职网评员外，2006年，湖南省宣传部还召开工作人员“人人都当网评员”，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闻风动员，人人兼职赚“五毛”，极大地壮大了湖南的“五毛”队伍，在网络这一无形世界上，形成一条有特色的风景线。本人的看法：我想也不是所有为中国说话，为共产党说话的人都是共产党雇佣的网络特务组织，很大一部分是被洗脑后，或者意识形态方面有自己看法的中国网友，不是想给所有人带上特务这顶帽子，只是提醒一下各位网友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组织

据法新社报道,本周四,美国政府警告中国不要冒科技孤立主义风险,发展独有的技术标准来隔离国外公司的竞争。 美国商务部长Padilla说,尽管已有广泛被接受的国际标准,中国政府依然制定了自有的标准,且制定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正当程序。对于中国的标准创新,他 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上说,中国政府为本土企业提供一些必备条件,使他们具备不公平的优势条件,但对中国来说这是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中国这么做可以在短期可以赢得一些竞争优势,但长期来看,它限制了产品的发展,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也阻碍了中国竞争力的增长。

    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8月27日进行大会发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审判机关和广大法官应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完整体现“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审判工作中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养成法律思维，更要培育政治智慧，必须具有综合的、真正高水平的司法能力。

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8月27日进行大会发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审判机关和广大法官应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完整体现“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审判工作中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养成法律思维，更要培育政治智慧，必须具有综合的、真正高水平的司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