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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            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为什么现实与直觉相矛盾呢？第一个原因是现在查阅文献时可以进行精确检索，因此科学家就错过了原来在翻阅纸质刊物时可能偶然发现相近文献的机会；其次，互联网让科学家更容易获得最热门、引用最多的文献，而那些报道不同观点、响应者寡的文献则可能失之交臂。不过幸好科学家们还热衷于在真理的争论中获得乐趣，不然科学研究就有可能变成人云亦云了。

《南风窗》：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陈志武：“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倾向。人的本性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虽然形势严峻，但在现有体制还可维持的情况下，根本性的自省和革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特别是今年以来，全民大众都加入到自我辩护、自我标榜的民族主义大潮中，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旁人很难阻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很多时候即使你知道会有悲剧发生，但你无能为力。一个整天对中国唱赞歌的人，对中国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说好听的话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对中国更有价值的反倒是谈“中国崩溃论”的那些人，我们完全可以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研究一下他们所说的崩溃的方向、原因，看有什么现在可以做的，让中国避开可能的陷阱。

科学家们认为这些普及工作对他们的研究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受众通常看不到科学传播与他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而且他们发现传播形式——正式讲座——太枯燥了。科学传播者必须动员受众参加科普讲座，某些情况甚至会为参加农村科普的农民支付误工费。

近来一起公众反对在厦门建立PX化工厂的事件就是这种情况。公众要求知道该工厂是否会出现严重的健康威胁。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下，当地政府在2007年12月举办了一次听证会，然而由政府委托的科学家们却说了一大堆超出常人理解范围的技术术语。如果官方不使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市民们怎样才能完全参与到协商当中？该工厂的建设最终暂停。 然而，包括中国科协在内的科普机构在科学传播上投入良多，但是看起来，当出现争议问题，人民迫切需要并且有权利要获取科学知识的时候，这些机构的声音却很难听到。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转基因作物、三峡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安全性争论中。科学普及不应对待公众像对待旧式学校中的学生一样，老师念课文，想让学生记住老师说的话而不需要问问题。这种至上而下的方法不管用。公众有权利参与到科学决策过程中，分享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并将其落到实处。而且要做到这些，他们就需要得到帮助以理解其中包含的科学知识。

“ 咳，您想到哪儿去了？”周嫂笑逐颜开，“您看看说明，这可不是毒药。这药叫冬眠丸，是中科院最新的研究成果，吃一粒能睡一个月，就像熊瞎子冬眠似的，不吃 不喝，至多舔舔您那掌就行了。睡一个月醒过来，奥运开完了，车也能出门了，厂子也开工了，蔬菜也新鲜了，您家大叔的手术也能做了，这多好的事啊。”

在科学和技术探索过程中，一个又一个英雄涌现出来，有些被人赞颂，有些则始终默默无闻。正是他们的冒险行为为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将“零风险”作为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英雄将很难诞生，而我们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

这种干预的后果是什么？见多识广的中国网民很清楚。当我们在论坛发贴或BLOG发文时，常常主动地采用“民 主”、“共+产+党”、“西-藏”的形式，人眼可识别而机器不易识别，避免被程序自动过滤或被“盾”的命运。而新浪网和腾讯网的编辑们显然不会认为“伊利”是敏感词，但他们联想到的是，一旦你把“伊利”写成“伊 利”，网民们就不能再通过搜索“伊利”这一关键词找到这个网页了。

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30年来，在严格意义的发展领域里（即不包括中国官方宣传夸张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确实取得了实在的成就。尽管海内外一部分人否认，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可以拿出确实的数据，不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来自世界银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在统计口径或计算方式上有差异，但对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东企》：那么，如何重建亚洲人共同的价值观、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它们的自信心呢？ 　　马凯硕：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强的信心。我现在担心的是，中国人会不会变得太傲慢了。你知道有信心是好的，而变得傲慢则是不好的。在西方，冷战结束后有太多傲慢存在。有句英国谚语叫：骄者必败(Pride comes before a fall.)。所以对亚洲人来说，信心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变得傲慢。我去中国时，见到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对未来很乐观。很多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孩子会比自己活得好。但你去欧洲会发现，很多欧洲人都认为下一代不如自己，他们没什么信心了。 　　但如果中国要像美国那样发达，至少还需要50年，因为你们的人口基数太大了。教育需要时间，中国需要更耐心一些。

听到他们这么讲，我说，那你们为何不给他们一对一的辅导呢？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五个班任教，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为30到40，这样加起来就有近200 名的学生。你想想看，我们甚至连给予每位学生一周一个小时的指导都做不到呢！“要想真的这么做，你就得延长工作时间或增加教师的数量。我于是跟他们细细的 商量这样的事情，此时我想起了我认识的生活在这里的作家、编辑、记者、研究生、助理教授等人士，他们大都有一个灵活的工作时间，并且对于英语语言本身具有 浓厚的兴趣。他们都知道一种良好的语言表达对于民主的培育、智慧人生的塑造的重要意义。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对于语言的兴趣，可是当时在我的社区里却没有一种 良好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和那些亟需指导的学生之间搭起桥梁。

畅销书市场的两大主流读者 1）11-30岁的读者，其中尤以11-16岁的市场最大。16岁以下的人群的消费多半是非理性的，书对他们来说，只是娱乐产品的一种而已。 2）60岁以上的读者。这部分的市场如今被“百家讲坛”霸占着。

新闻出版总署下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了一项调查，2007年中国人的图书阅读率（每年至少读一本书的读者在识字者中的比例）仅为34%。这个数字在1999年是60.4%，到2003年还有51.7%，2005年时为48.7%，首次跌破了50%。

我也知道地震预报有困难，经过这个节目，看着这些所谓研究人员，我觉得地震预报更困难了。一个理性的全国平台，却让这些专家尽情挥洒热泪。感情就他们惨绝人寰了。 　　 这就是些所谓的专家阿。我当初对他们的质疑，是保有对科学的基本的信心。现在可好，不再任何指望，可以宣告对中国地震局彻底幻灭，有时间不如给自己的房子多加两根梁。

谁是范跑跑？每一个不愿直面震灾和苦痛的人都是范跑跑，每一家不敢直面震灾和苦痛的媒体都是范跑跑。这么说来，范跑跑倒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一类精神的象征。人人争当范跑跑，才是我们今天精神世界的真相。

范跑跑跑了，那还是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我们的评论家、我们的媒体往往在威胁到他们饭碗的时候，就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扪心自问，谁没做过范跑跑？谁没有在最需要我们张嘴说话的时候，抽身逃走过？范跑跑的职责是保护好孩子，那媒体和评论家的职责就是说真话，请问你们做到了吗？你们的境遇，总要比范跑跑当时的遭遇好得多吧？你们不跑，至少不会给头上的水泥板砸死，大家跑得不都是很快吗？

我们早已习惯了不去关注谎言本身，而去指责谎言者唇上的口红。我早已习惯了不去关注罪犯，而去研究罪犯身上的外衣品牌。我们早已习惯了不去关注社会中那些肮脏的游戏规则，而去探讨那些游戏中的奇闻逸事。

像Twitter一样的微博服务，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是锦上添花的沟通工具，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和埃及，则是“必备”的沟通工具。

按照作者的逻辑，中国的微博应该十分流行，但事实上在中国短信（SMS）比微博更加流行，尽管原因也是中国的手机普及率非常高。微博平台比短信更开放，功能更先进，为什么在国内却远没有流行起来呢？看看博客和RSS这些互联网应用在国内也是刚刚有点起色，就不难理解国内互联网的发展程度了。短信和手机是类似的应用，都是封闭的点对点的交流，而微博是开放的，基于互联网的发布平台，微博的真正流行，还要等到国内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了。

微博能够充当拯救语言和文化的工具---这真是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其次，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　　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所以，如此重大的伤亡，房屋结构的抗震设防不足，施工质量不好等因素是主要因素，急于用震级过高来辩解，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地震正常，高烈度地区的建筑物发生大面积倒塌也正常，但是如此动辄在地震来临瞬间就彻底崩溃，把数百上千人活埋，真个建筑变成活地狱式的倒塌，是无论如何辩解，也是洗刷不了清白的。

假设甲、乙两地的地质状况、地震加速度谱等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别（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姑且做这个思想试验）。同时两地又采用同一套图纸建造了一批房子，但是甲地的房子没偷工减料，建造质量很好，乙地偷工减料很严重，房屋质量比较差。自然地震过后，甲地的房子受损少，乙地房子受损严重。于是灾后调查的时候，专家根据烈度的描述性指标，就会说“甲地房屋的损毁比较比较小，烈度较小仅有6 -7度，乙地经过抗震设计的房子多数倒塌，烈度达到9-10度”然后，乙地房屋的建筑商就会以乙地烈度比甲地高为依据，来为他们的房子损毁严重辩解：“我们这里的烈度达到9-10度，而我们的设防仅仅是7度，所以大部分房子损坏了！房子倒塌并非因为我们质量问题，而是由于烈度超过我们的设防烈度”！而为什么乙地烈度会比甲地高，专家学者们又会找出一大堆专业的理由，普通百姓自然是不懂！

所以，从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出，烈度这个描述指标，是不适宜作为地区抗震规划时作为设防的指标量的！而仅仅适合用来作为灾后损失估计的量（不管你房子的设防是什么样的，根据房屋受损比例和严重状况，加上地区的人口密度等参数，可以较为准确地估算灾害损失）。我多次跟相关研究人员辩论，希望改变这一现状，免得烈度这个描述性指标成为不法建筑商的庇护伞！

中国心理学界危机和灾难心理救援组向卫生部建议，目前最可行的心理干预政策应包含两点：一是统一协调灾后心理干预工作，不建议各地区、各部门组织没有经验且未经培训的队伍各行其是，盲目下灾区；二是下达灾区的心理救援的队伍必须经过统一培训、统一部署。 　　方新还建议，根据对唐山大地震的研究，越是年龄小、人格完善程度低以及社会认知程度差的灾民，受到的创伤程度将更加严重。一些学校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往往就属于这种容易受到严重创伤的类型。因此，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应作为重点。

上月下旬中宣部决定动用过百万元资金，委托逾10家有新闻院系的大学，对西方媒体进行深入的批判，以3.14及其后的西方报道为事例，每家院校撰写一篇约1万字的文章，可获研究经费10万元，等于每字10元，5月底前交稿，供宣传部门部署大反击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