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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上去很熟悉吧，熟悉得让人反感。有人问了，老杨，你怎么也玩起了“中国特色”？而且，你这话几乎就是从政府报告中挑出来的——   且慢，这话听上去熟悉，可绝对不是你知道的那句话，你知道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我的这句只有“中国特色”加上“民主”是完全两码事。

这里出一道智力题：请问亚洲平均人口身高最高的国家是哪一个？平均人口身高最矮的又是哪一个？答案分别是：南韩和北朝鲜。你看，民主虽然不是面包，但独裁国家显然很缺少面包。

大家不妨想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爷爷告诉我的，清朝被民国推翻后，民国宣布要共和了，消息传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到处一片哭声，他们不是怕共和，而是不想剪辫子。我可怜的父老乡情，他们从记事起，头上就有一条辫子，现在竟然有人要共和，要剪辫子，这还得了？当时那些发布要给人剪辫子的乡情都被父老兄弟们吐了口水。当然，现在我们家乡都不留辫子了，你们那里还留吗？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2003年的反法运动中，没有出现合肥家乐福（据说出现打砸抢）和株洲家乐福（追打一个美国人）那样的激进暴力事件。言语威胁是有的，拉斯维加斯法国餐馆的美国老板就收到了，但没有演变成肢体冲突，这是民主政体教育下的好处。

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它本身很难挡住民族情绪的泛滥，但它有较强的纠错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确实需要民主自由制度的制衡。但是，如果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民主自由制度下不会产生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民主制度的政府不会煽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那可能也就太理想主义了。正如我此前所说的，在这次美国人的反法运动中，美国政府和媒体同样煽动了――如果我们用同一个煽动标准来衡量的话。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中国大陆今天显然没有任何外在的威胁，相反地，在经济方面，中共似乎正在 拥抱市场的全球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共反而极力煽动民族主义的激情呢？此中 原因复杂，一言难尽。这里只能略作推测。首先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危机。马列主 义早已破产，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必须另找基础。民族主义加社会主义似乎是最方便的出路。这虽是从前纳粹主义的老路，但可以继续压制人民对民主和人权的要求， 因为“民主”和“人权”都已被中共官方解释为“西方的概念”，不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共近年来特别欣赏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其次是民族主义对海外华人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最近美国一家华文报纸曾以极显着的标题报导：大陆上专家分析，中国将在十五年内达到与美国对抗的地位。这虽是五十年代“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翻版，但在今天似乎更有说服力。海外若干华裔科学家也早有“二十一世纪中国将成为科技大国”的预言。这一特殊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天朝”意识的复活，在海外是有市场的。第三是民族主义可以逼使台湾早日就范。依中共的估计，对于一部分在台湾的中国人，民族主义可以发生“认同”的效力，但对于仍在抗拒或犹豫的人，则可以有震慑作用。十二亿大陆人民都要求“台湾回归祖国”，试想再拖下去将是什么后果！ ( http://www.tecn.cn )

     我看了一会,感到可怕,就出来了.事后,黑暗天使告诉我,所谓九尾狐,雷兽,猫又等等是凯迪组织的五个大群,也叫五大队.分别负责:赞美美国的一切.反对中国的一切.给中国历史(包括汉奸)翻案,把好人说成坏人,把坏人说成好人,扰乱视听.诽谤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艺术,饮食无一不包.另外就是用辱骂给大家助阵.我所管理的猫又大队就是干这个的.我询问:他们究竟要干什么?黑暗天使说:他们惧怕中国的民族主义,于是就伪装成很多民主派,和民族主义打架,从而造成民族主义内部的分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跑到民族主义阵营去了.大量的民主派也去了.我又问:他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名义,难道和民主派有仇吗?天使说:用其他的名义不合适,总不能用左派的名义吧.天使又说:这个论坛本想伪装成极端民族主义打击少数民族的,但考虑不可能实现,所以民主派的名义.因为民主派有亲美倾向,人也很多,这样就可以造成内乱.        天使又问我:你知道这些群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古怪吗?我说不知道.天使说:笨,亏你去过日本.这五个群的名字是日本的五个怪兽.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难怪耳熟!        天使说:以前有个张邦昌你知道吗?我说:太熟悉了,那是个混人.天使说:错.张邦昌是一个群的骨干,和你一样.        我一听"和我一样",顿时感到很惭愧,原来，自己被利用了,而且被日本人利用的那么惨!!        现在,我早已退出了那个罪恶的群落,但退出之后接到的却是不少恐吓电话.今年春节,我家门口被人用黑笔画了个圆圈,我知道是有人故意的.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把真相说了出来.其他我不能透露太多,我只想说出真相,直到我的文章被彻底封闭为止.        不要登陆凯迪了,中国人.

只要认真通读杨教授的考察报告，人们会极为震惊地发现：原来瑞典王国不但 是当今世界最富裕、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同时，它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视 为精神导师的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前苏联及它的东欧卫星国，以及包 括中国、越南在内的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或者 是 “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国家！

瑞典在１９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 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 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 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１９２０年，社民党和 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１９２４年 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１９３２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 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 快，竟连续执政４４年，直到１９７６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２０多年中，仍 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 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 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　　　　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　　　　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美国大学里同样有“政治上正确”的潜规则，芝大的教授说，美国是民主国家里最不民主的一个。在宾州的选战则让候选人必须以对中国更猛烈的攻击来竞争选票，民主正在被异化。

目下的形势，便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已经被彻底消解，在1990年代之后，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自道德和经济成绩。

道德上的合法性基础正不断被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消解。这带来的后果是现行法律无法解决的，最终只能依靠杀鸡敬猴来解决。比如一定要杀郑筱萸（这次听了非常多关于此案的内幕），一定要拿掉一个政治局委员（不仅仅是内部的政争也有国家需要宛如原北京市委书记）。不过所有人也都十分清楚，这类手段只能治标，而且，可能会有后遗症。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

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1980年8月31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当着数千名工人的面，宣布工人抗议取得的胜利。在这一天，还没有人知道，瓦文萨的当众宣布也暗示了波兰共产制度从此走上了一条崩溃之路。它决不局限于波兰，它在全东欧掀起了一场扫荡共产主义制度的运动。他在公开演讲时说：

"我们这一代完成了一项难以置信的事业。包括我本人在内，没有人曾相信，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可以成功的，我们居然成功地将共产主义这一残酷的制度推进了历史的故纸堆！"

"挪威人民的尊敬代表，您知道我不能亲自前来领奖的原因。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我同格但斯克的工人在一起，这里有我的位置，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是属于他们的。"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其次，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　　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

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人类达成了某些共识，共产主义是最完美的政治形式。不幸的是，根据实验显示（代价是几亿条人命），它只适合群居昆虫、第二类机器人，和相似的特定物种。对不完美的人类来说，缺点最少的是民主，常被定义为“个体一律贪婪，由虽有效率却不怎么热心的政府调节”。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温影帝：群众是否消费，消费多少，不在口号，而在他手里有没有钱，今年年初，我们给7400万低收入者发放了一次性补贴，每人100到150元。我们连续第四年提高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增长10%，每人110元。 （这大冷的天你也好意思拿出手说出口，你说说公务员，军队发了多少？那多有说服力！） 温影帝：如果你到中国东部的城市，和伦敦差不多。 (差不多你个头，楼盖的比伦敦高多了！面子工程瞎子都知道。你知不知道要跟人家万恶的资本主义比什么？人！小心伦敦银告你侮辱罪！) 温影帝其它语录： 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 我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我今年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讲过，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 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聋子都能听出来你这台286侃皮欧特以每秒半个字的速度蹦出来的话全TM假话大话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