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有一段小插曲：在台湾有“卡神”之称的理财高手杨蕙如，因其张扬的个人与从不掩饰认同“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本土观而成为谢长廷竞选总统路上的帮手。在京奥开幕后，杨蕙如带着令人起疑的动机来当“观众”，讵料遭北京原机遣返。在首都机场，杨蕙如对着几个机场警察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是比较绿的人，但如果你们只跟与你们立场接近的人沟通，两岸歧异会愈来愈大。”

此案中，警察是被告，负责侦查的也是当地警方，因此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警方单方面公布对被告警察有利、对原告学生不利的信息，而原告方三名学生则被完全剥夺了话语权。这很难让人相信此案会被完全公正处理。应当允许外省市第三方媒体采访三名学生当事人，并把采访结果公之于众，以使公众对案情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兼听则明，公正办案。

此案中，警察是被告，负责侦查的也是当地警方，因此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警方单方面公布对被告警察有利、对原告学生不利的信息，而原告方三名学生则被完全剥夺了话语权。这很难让人相信此案会被完全公正处理。应当允许外省市第三方媒体采访三名学生当事人，并把采访结果公之于众，以使公众对案情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兼听则明，公正办案。”

今夜的榮光屬于美國黑人Obama。無視轉移視線的五毛長篇大論。

幸运的是，奥巴马拥有带领世界走向解决所需要的威信：他的双手是干净的、他无意为美国开脱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将世界经济置于比较稳固的基础之上，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万一这一努力失败了，我担心结局将是保护主义复苏。

简单实验如下： - 所有发送给老wp地址的spammer请求，redirect给另一个墙对面的站点 - 需要对spammer来源判断，如果墙内的给墙外地址，反之亦然 - redirect的地址是一个真正的常用站点加上触发墙的关键词(e.g. www.cnn.cm/?falun) 类似的方法对付比较令人讨厌的不守规则的搜索引擎爬虫（比如baidu的那个能把站点压垮的爬虫）可能也可行。

大凡集权程度比较高的政府，一遇到紧急情况，都会本能地加强控制，最好把什么都捏在手里。但这一次，中央政府明显克制了这种本能：允许大批志愿者进入灾区，允许若干境外的救援队参与搜救，还允许“牛博网”这样的非官方募捐渠道继续运行…… 这更是1949年以来没有见过的。

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它这一次如何管制舆论。地震一来，宣传部门习惯性地收紧缰绳，电话指令一个接一个往下发。但是，大批记者蜂拥入川，其中许多人是自发前往，惨烈的灾情通过他们发回的图像和文字，迅猛震撼了各类媒体的编辑和播放室，由此激发的报道冲动，显然不是那些电话能够完全约束的。时值奥运会前夕，境外记者早已云集国内；互联网时代了，灾区内外的热心网民，谁都能够用手机和电脑上传真真假假的见闻：在这情形之下，也不会有谁还想全面封锁信息，自陷被动吧？“收”“放”结合，“放”中求“收”，差不多成了唯一的可行之策。

无论是一个冷酷的、差不多完全被逐利逻辑支配的政府，还是一个短视的、缺乏政治头脑的资产阶级，它们都会竭力缩小“国家”和国家认同的涵义，抹杀人民公共认同的需要。知识分子要做的正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国家”成为一种包含了多样侧面的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入远远比“国家”广阔得多的世界，我们对它的热爱才能经得起打击，我们也才不至于动不动就跌回冷漠和空虚。  

　　 罗：PX事件前后，你都遭遇了哪些麻烦？事情快过去一年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值得跟我们说说的情况吗？ 　　 连：我直接接触经常只有一次，他们表示要进门谈话，我拒绝后，他们再没打扰过我。我老婆也直接跟片警说，尽管采取监控措施，那个片警一直也相当温和。厦门的警察，对我们都和气的。那个也是他们的工作，可能无法不做。 　　 比较痛苦的是我老婆，她是律师，去公安办事时，有两次都听旁边的警察聊天说“连岳已经抓了”，这种流言，你无法验证，但是能感受到无处可逃的压力。我跟老婆反复商量后，确定几个事情，一、我做的事情没错。二、当地政府想办法给我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也可以理解。三、谨慎一点，只接受国内媒体和境外主流媒体（标准为从国内可直接访问其网页）的访问，紧扣环保与公众参与，不跑题。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能吃能睡，瘦的六斤又迅速胖了回去。 　　彻底从恐惧情绪中走出来是在07年底环评报告出来后，我和老婆两人都报名参加公众环评座谈，这时候一个从不打妄语的朋友确切地告诉我们，你们两个要进去了。接到消息后，我和老婆约在厦门轮渡的必胜客餐厅，无可奈何地规划各种可能，我进去了，她要如何；她进去了，我要如何；两个人全进去了，又该如何。这样一说，反而放松了，压力似乎瞬间消解了。老婆说，你脾气这么不好，关进去会受不了的。我还讨好她说：我脾气不好，早就应该关了！其后我们就一起心态平静准备发言了，她是律师，不怕公众场合发言，我的发言就反复斟酌过，还在她面前试讲了一次。

并把 地球人的“马歹刂主义”“毛氵圣东思想”“江氵圣民理论”等好的建议带到奥特星球，让他们作到“文武双全”。而且建设禾口讠皆宇宙，根本是从娃娃抓起。培 养良好“环平研究小奥特”。

要说揭露更多造假内幕的话，我个人对于郎朗弹钢琴的环节也存有疑问：明明是大三角钢琴，弹的时候却连后面的琴盖都没打开，旁边也没有拾音的麦克风……不知是如何向全场发声的。

说到和谐，开幕式上最令我难以忍受的就是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亵渎。本人自幼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经史子集也自问还读得比较多。但当那两千多个头插鸡毛，手持竹简的人跪拜于地摇头晃脑，同时出现一个阴阳怪气、太监传旨般的声音，没前没后地说着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朝闻道夕可死”……然后千人同声附和时……我确实被震惊了，不知道这是在干嘛，甚至联想到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天上网查，却发现这一环节居然号称“孔子授徒”……

孔子绝对不会像开幕式表演上那样领着三千弟子念什么语录，并让所有人摇头晃脑地附和……这绝不是什么孔子授徒，而是洗脑和侮辱！

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作者19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是的，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想、而且相当想。但是我的观点是本质上中国人并不真的想（请注意关键词“本质上”）。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先找一个大家公认的“想”，比如，我们都认为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是真的想拿金牌，接下来我们把中国学术界和中国体育界的做法进行比较，如果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异，那就支持了我的观点。 为了夺金牌，中国体育普遍采用目标导向的管理方式，运动员、教练、甚至官员的上下都是由运动成绩决定的。成绩不好，教练下课、官员下台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那么，中国学术界呢？您听说过哪位大学校长、研究院的院长因为学术研究的目标没有完成而丢了官职吗？您也许会说，学术界和体育界不一样， 我承认它们是不一样。 但是，诺贝尔奖是奖励原创性研究的，而整体上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至今并不是以原创性为基本原则的。连游戏规则都不一样，是真的“想”诺贝尔奖吗？

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人为什么不想得诺贝尔奖？背后的原因很多，我把其他的原因留给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思考，今天我只讨论一个，那就是原创研究其实很不“经济”。

这种见面，不知蔡名照先生会怎样跟威尔士打哈哈，想来比较有趣。

你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对什么是合法和不合法理解不同。我在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实质正义，比较忽视程序正义。这样，一方面，经数人头产生的领导其合法性也可能受到置疑；从另一个角度看，未经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如果被认为德才兼备，也可能在大众看来具有合法性。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也会导致托克威尔所谓的拉平的状况，即平等化的过程，也会引发权威合法性的问题。

中国庞大的网评员队伍，被网民讥讽为“五毛党”、“红马甲”和“红色先锋”。“红色先锋”一词比较好懂，而所谓“五毛党”，是指网评员发一则跟帖可以获得五毛钱酬劳。“红马甲”这个暗语，显然来源于赵本山小品中有关即使穿上马甲也不能伪装真实身份的那则笑料，意思是网评员大都不暴露其真实身份。文章认为，中共领导层相信，中国必须与外部敌对势力作斗争，也必须应对国内日趋精明的媒体受众所构成的挑战。 在这场斗争中，互联网是必争之地。

(2) 美国人不懂经济。美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几乎通向每个村庄， 可是几乎没有收费站！这么好的巨大商机居然白白浪费！我恨不得马上用水泥在这些路上筑几收费站，不出一个月，肯定可以在西海岸买栋海景别墅。还有，公路边随处可见宁静还未开发的湖泊，政府宁愿让水鸟随便栖息拉屎，也不会开发个湖景花园大赚一笔。可见美国人毫无经济头脑。

那邓亚萍也属于国际友人了，有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群众极端的热诚， 这是什么精神

母鸡一般都找比较安全的地方下蛋。

个D干大事的，哪一个子女不是外籍！

那时候中国的法律环境是幼稚，现在比较老练了，从简单粗暴到和谐，只是改变了压制的方式而已，这种压制听起来很雅致，其实真的没有太明显的进步。我觉得在今天，凡是在法律该主持它的严谨和公正的时候，它总是缺席。 比如最近的杨佳案，简直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经典缺席。